新中国前期中医：事业奠基 曲折前行
“百年中医史研究”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重点项目，由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承担，旨在梳理1912~2011年中医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发挥历史的借鉴、资政、育人的作用，为现实服务，为发展中医成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史学支撑。今将该研究的第二部分——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至1977年28年间的中医发展史撮要刊出，以飨读者。
新中国前期的中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中医药是一个伟大宝库，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力量，中医药事业发展和学术进步与国家出台的中医政策密切相关。中医药发展受到政治、科技等外部环境的明显影响。中医、西医各有优势，应当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制定中医政策、应用现代医学以及其他科技手段、开办现代中医教育，都要遵循中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中医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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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奠基 中医政策是保障
1958年，毛泽东批示
民国时期，中医在抗争求存中艰难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认识到中医的价值与重要性，制定了扶持中医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措施，使中医药事业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1949年9~10月间，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题词：“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49年11月中央卫生部成立。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又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在此指引下，本次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指导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明确了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总原则，也从政策上明确了中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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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还提出了“中医科学化”，但在余云岫等人的影响下，卫生部把“中医科学化”落实为改造中医的“中医进修”工作，于1951~1952年先后公布了歧视和限制中医发展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等，使中医的存续和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1953年4月后，在毛泽东主席多次批评和指示下，错误的中医政策逐步得到纠正。
1954年10月26日，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的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的产销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中华医学会应吸收中医参加，使之成为全国医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这些建议于1954年11月23日被中央批准执行，后来基本得到落实，对中医事业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1955年12月19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同时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周恩来总理为该院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此后，中医研究院在中西医合作、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临床经验的整理和研究、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民间秘方单方)的收集和整理、培养中医药师资和编纂教材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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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培养新的中医接班人的两大措施，即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和创建中医学院。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相继成立了中医学院，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同时，卫生部也加强了师带徒和中医进修教育工作。1960年代初开始，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在中西医结合方针指引下开始了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研究中医药学的科学探索。
在中医政策指引下，中医临床工作也全面展开。1954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地大医院开始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1954年8月29日，上海市第一所市立中医医院开张，其后，中医医院陆续成立。至1958年，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由于中医疗效显著，西医开始认识到中医的作用，中医药从业人员产生了空前的信心。另外，在政策支持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开始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卫生部将中医科升格为中医司，从而显著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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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17年，由于中央高层领导的远见卓识，从政策上确立了中医的地位，并大力扶植中医的发展，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中医药的科研、教学、医疗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医学术得到较大进步。“文革”10年，中医事业发展遭受挫折，“一根针”、“一把草”是那个时代的标签。
由上可知，政策是中医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需要国家和政府制定出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政策，以提供必要的保障。 (农汉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培养人才 院校教育成主流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中医教育。从1954年开始，先后出台改善中医进修教育、开办“西学中”班、师带徒、创办中医学院等措施，解决中医后继乏人问题，推动中医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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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后，卫生行政部门在“中医科学化”思想指导下，开办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最终目的并不是培养中医人才，而是西医化。1954年初毛泽东主席指示要改进中医工作。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在《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改善中医进修问题”，随后中医进修教育转变为培养在职中医人才的“继续教育”。
“团结中西医”是新中国三大卫生方针之一。毛泽东强调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医学习西医，而是西医学习中医。1954年6月，《光明日报》社论指出：“西医学习中医，是作好中医工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关键所在。”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创办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招收84名西医师学员。1958年10月，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之后，“西学中”教育在全国达到高潮，到1960年5月，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已有37个，学员3000余人。其中涌现了一批中西医兼通的高级医生，为中西医学术深层次结合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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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师承教育，自古以来就发挥着培养中医人才的主要作用。新中国卫生部也很重视传统的师承教育，1956年4月发出《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计划到1963年，全国各地培养48万师带徒的学员，基本解决人民大众对中医医疗的社会需求。
中医教育纳入国家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民国以来中医界前辈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是中医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壮大的需要。为了落实中央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指示，1956年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拍板，决定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成立中医学院。之后，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自此开始，中医高等院校就成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主要基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医人才培养的规模化、现代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新中国初期，中医院校的教学大纲、教材延续民国时期民办中医院校教育，以中医原著为主要教材。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卫生部于1958年7月、1959年4月先后在南京、成都召开座谈会，讨论、编写全国中医学院统一教材；于1960年，召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5所中医学院，审定了中医基础、临床各科共17门教材，并于1962年出版(一版)。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秦伯未等五位老中医针对第一批中医正规大学毕业生所存在的问题，向卫生部党组提出《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建议加强中医基本功训练，增加医古文课时和中医课程比例，补充原著选读等，突出中医主体性，史称“五老上书”。随后，卫生部组织修订教材，在一版基础上增加《金匮要略讲义》等教材共达到18部，1963年出版(二版)。同时大幅增加中医理论、中医经典及传统文化课的课时。二版教材奠定了中医高等院校统编教材的基础，对中医教育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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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校正是在党和国家中医政策支持下，从创立、探索、改进、壮大，最终成为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对传承中医、保障人民大众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培养的人才现今正承担着我国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管理的重任。师承教育对于中医教育尤其是临床学术和经验传承有着独到的作用，西学中教育是中医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之一，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 (王兴伊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病证结合 辨证论治显特色
1965年，蒲辅周(前右)在协和医院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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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治的核心内容是辨证论治，而仅就中医本身的传统而言，辨证论治也是与辨病相结合的。从历代中医著作中可以看到庞杂的病名系统以及很多因病而设的方法和方药，反映古代医家以“病”为纲研究疾病实质，进而把握共性，探索规律。西医传入之后，中医强调辨证论治为特色，同时，融会新知，创造出一种新的临床诊治模式，即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模式。
中西医比较，各有其长短，互有优劣。中医、西医均有“病”的概念，而“证”则是西医没有而中医特有的概念，而且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所表现出来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具有明显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
195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暴发“乙脑”，正当西医束手无策之际，卫生部组织中医防治医疗队，在“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采用白虎汤加味治疗，辅以西医急救措施，取得显著疗效。1956年，北京“乙脑”流行，开始亦以白虎汤为基础方，疗效不佳。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著名专家蒲辅周指出症结所在，此时气候湿热，宜加燥湿之品，遂以白虎加苍术汤为主，用于临床，疗效甚佳。至此，中医“同病异治”精髓得到充分的彰显，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精神得以酣畅展现，“辨证论治”特色大放异彩，成为中医诊治的灵魂。从此，中医界开始强调，临床必须遵循“辨证论治”，不能按照“一病一方”的思路机械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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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界开始按“辨证论治”思路，构建其体系。1957年，秦伯未在《中医“辨证论治”概说》中总结辨证“三步骤”，即：先把整体分为上下、中外几个部分，再将内脏和经络分成若干系统，然后按病态分为若干类型。
1960年，中医学院第1版统编教材问世，突出“辨证论治”特点，这一特点在后来的教材中逐渐得到彰显。1964年，第2版统编教材出版，在“辨证论治”条下分列：主证、证候分析、治法、方药，这种编写体例也为后来的统编教材所沿用。除《内经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及《中医内科学讲义》外，“辨证论治”这一特色还被推广并贯彻到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及针灸学等统编教材之中，使临床各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此为主轴得以系统化，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当时研究发现，中、西医病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西医病包含疾病的病因、病位、病变器官的病理变化、整体机能的反应状态、病程演变的阶段和预后等多方面内容。因此，在辨证论治之前，了解上述情况，对中医临床诊治颇有帮助。进一步研究发现，单纯西医辨病、单纯中医辨证都有局限，应当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因此这一时期基于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新的诊疗模式就被确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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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沈自尹在《新医药学杂志》发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初步途径》一文，首次依据大量临床实例和科学实验指出：对于某一个病种或某一个病人，深入了解其病因、病理、生理、生化的特殊变化以及疾病发展中的证型演变，从中西医角度辨别剖析，在病与证处找结合点，取长补短，明确现象与本质，或舍病从证，或舍证从病，病证互参，提高临床诊治水平。自此以后，《新医药学杂志》陆续发表了讨论“辨证和辨病相结合”的文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逐渐成为中西医结合甚或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模式。
总之，中医辨证论治模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古今医家经过漫长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索总结出来的，但作为中医学特色是这一时期明确提出来的。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临床诊治模式，比单纯西医辨病更具优势，但仍然有待完善。应当指出，中医固有的辨病与辨证结合模式仍有其价值。 (林明欣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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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融合 中西医结合出成果
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是必然的，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1954年之后，在逐步确立的中西医结合方针指引下，中西医结合临床、药物和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陆续展开，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是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研究者先后对急性阑尾炎、宫外孕、溃疡病穿孔、急性肠梗阻、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等急腹症进行了临床研究，收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继之又对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规律以及针灸、中药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总结出了可贵的理性认识，既丰富了现代医学科学，又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中医理论和经验。
1954年后，中西医结合骨伤科研究者在中医骨折复位传统八法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经过实践总结出十大手法，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内因为主导、小夹板固定为特点、手法整复和患者自觉功能锻炼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疗法，所提出的“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患医配合”等新的骨折治疗原则，打破了西医治疗骨折的传统观念，使骨折治疗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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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以后，中医研究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协作，对高血压中医分型和西医分期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并试图根据生理指标鉴别中医证型。1970年，北京地区冠心病攻关协作组以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的经验为基础，确定了有效方剂“冠心Ⅱ号方”，体现了专方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江苏、天津、广州、上海等省市的相关单位也在中西医结合辨证治疗冠心病方面取得了较好疗效。
针刺镇痛作用机理的研究是针灸针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者通过动物实验观察到针刺可引起脑内释放出某些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并发现了“中脑边缘镇痛环路”。还通过动物实验和人体观察证明：电针能使脑内OLS含量增多，释放加速；低频和高频电针可使体内释放出具有显著协同作用的不同的阿片肽；神经系统中并存着一些生理功能相反而又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化学物质，并且一种物质的持续作用可诱发出对抗其效应的对立物。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促进了中国神经生理学的进步。
在以活血化瘀为主治疗宫外孕、冠心病取得较好疗效的基础上，自197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丹参、川芎、赤芍、红花等10余种活血化瘀药物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毒性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为临床用药和开发高效低毒的中药新药提供了实验依据，并为认识血瘀证本质以及活血化瘀治则的作用原理提供了直接佐证。在多种活血化瘀药物的开发研究中，川芎嗪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的研发工作，对后来的活血化瘀药物乃至其他中药的研究和开发起到了启迪和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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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以尽快研制抗疟新药为目标的“523项目”正式启动。研究者在《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的启示下，改进了青蒿化学成分的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成功提取了高效新型抗疟药物青蒿素，从而突破了抗疟药必须具有含氮杂环的理论“禁区”。此外，1970年代开始的砷制剂治疗白血病的研究，也是中西医结合药物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因毒性较大而几被弃用的中药治癌验方基础上，研制出对白血病安全有效的“癌灵一号”注射液，显示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理论和经验的优越性。
中西医结合研究除在临床、药物方面取得初步成果之外，研究者还对经络实质、脏腑实质、证候实质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勇敢的探索，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对宏观思辨的中医理论命题和学说，从微观实证的角度进行了有一定说服力的验证和阐释，为认识人体结构和病理变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临床、药物和基础理论方面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反映了中西医技术结合和理念结合的不同方式。研究者在艰辛探索中取得的经验和遇到的挫折，都值得医学研究工作者认真汲取和借鉴。 (王振瑞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百拇医药
新中国前期的中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中医药是一个伟大宝库，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力量，中医药事业发展和学术进步与国家出台的中医政策密切相关。中医药发展受到政治、科技等外部环境的明显影响。中医、西医各有优势，应当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制定中医政策、应用现代医学以及其他科技手段、开办现代中医教育，都要遵循中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中医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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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奠基 中医政策是保障
1958年，毛泽东批示
民国时期，中医在抗争求存中艰难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认识到中医的价值与重要性，制定了扶持中医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措施，使中医药事业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1949年9~10月间，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题词：“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49年11月中央卫生部成立。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又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在此指引下，本次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指导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明确了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总原则，也从政策上明确了中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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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还提出了“中医科学化”，但在余云岫等人的影响下，卫生部把“中医科学化”落实为改造中医的“中医进修”工作，于1951~1952年先后公布了歧视和限制中医发展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等，使中医的存续和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1953年4月后，在毛泽东主席多次批评和指示下，错误的中医政策逐步得到纠正。
1954年10月26日，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的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的产销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中华医学会应吸收中医参加，使之成为全国医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这些建议于1954年11月23日被中央批准执行，后来基本得到落实，对中医事业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1955年12月19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同时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周恩来总理为该院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此后，中医研究院在中西医合作、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临床经验的整理和研究、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民间秘方单方)的收集和整理、培养中医药师资和编纂教材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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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培养新的中医接班人的两大措施，即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和创建中医学院。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相继成立了中医学院，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同时，卫生部也加强了师带徒和中医进修教育工作。1960年代初开始，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在中西医结合方针指引下开始了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研究中医药学的科学探索。
在中医政策指引下，中医临床工作也全面展开。1954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地大医院开始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1954年8月29日，上海市第一所市立中医医院开张，其后，中医医院陆续成立。至1958年，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由于中医疗效显著，西医开始认识到中医的作用，中医药从业人员产生了空前的信心。另外，在政策支持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开始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卫生部将中医科升格为中医司，从而显著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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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17年，由于中央高层领导的远见卓识，从政策上确立了中医的地位，并大力扶植中医的发展，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中医药的科研、教学、医疗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医学术得到较大进步。“文革”10年，中医事业发展遭受挫折，“一根针”、“一把草”是那个时代的标签。
由上可知，政策是中医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需要国家和政府制定出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政策，以提供必要的保障。 (农汉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培养人才 院校教育成主流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中医教育。从1954年开始，先后出台改善中医进修教育、开办“西学中”班、师带徒、创办中医学院等措施，解决中医后继乏人问题，推动中医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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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后，卫生行政部门在“中医科学化”思想指导下，开办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最终目的并不是培养中医人才，而是西医化。1954年初毛泽东主席指示要改进中医工作。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在《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改善中医进修问题”，随后中医进修教育转变为培养在职中医人才的“继续教育”。
“团结中西医”是新中国三大卫生方针之一。毛泽东强调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医学习西医，而是西医学习中医。1954年6月，《光明日报》社论指出：“西医学习中医，是作好中医工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关键所在。”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创办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招收84名西医师学员。1958年10月，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之后，“西学中”教育在全国达到高潮，到1960年5月，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已有37个，学员3000余人。其中涌现了一批中西医兼通的高级医生，为中西医学术深层次结合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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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师承教育，自古以来就发挥着培养中医人才的主要作用。新中国卫生部也很重视传统的师承教育，1956年4月发出《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计划到1963年，全国各地培养48万师带徒的学员，基本解决人民大众对中医医疗的社会需求。
中医教育纳入国家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民国以来中医界前辈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是中医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壮大的需要。为了落实中央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指示，1956年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拍板，决定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成立中医学院。之后，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自此开始，中医高等院校就成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主要基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医人才培养的规模化、现代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新中国初期，中医院校的教学大纲、教材延续民国时期民办中医院校教育，以中医原著为主要教材。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卫生部于1958年7月、1959年4月先后在南京、成都召开座谈会，讨论、编写全国中医学院统一教材；于1960年，召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5所中医学院，审定了中医基础、临床各科共17门教材，并于1962年出版(一版)。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秦伯未等五位老中医针对第一批中医正规大学毕业生所存在的问题，向卫生部党组提出《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建议加强中医基本功训练，增加医古文课时和中医课程比例，补充原著选读等，突出中医主体性，史称“五老上书”。随后，卫生部组织修订教材，在一版基础上增加《金匮要略讲义》等教材共达到18部，1963年出版(二版)。同时大幅增加中医理论、中医经典及传统文化课的课时。二版教材奠定了中医高等院校统编教材的基础，对中医教育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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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校正是在党和国家中医政策支持下，从创立、探索、改进、壮大，最终成为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对传承中医、保障人民大众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培养的人才现今正承担着我国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管理的重任。师承教育对于中医教育尤其是临床学术和经验传承有着独到的作用，西学中教育是中医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之一，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 (王兴伊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病证结合 辨证论治显特色
1965年，蒲辅周(前右)在协和医院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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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治的核心内容是辨证论治，而仅就中医本身的传统而言，辨证论治也是与辨病相结合的。从历代中医著作中可以看到庞杂的病名系统以及很多因病而设的方法和方药，反映古代医家以“病”为纲研究疾病实质，进而把握共性，探索规律。西医传入之后，中医强调辨证论治为特色，同时，融会新知，创造出一种新的临床诊治模式，即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模式。
中西医比较，各有其长短，互有优劣。中医、西医均有“病”的概念，而“证”则是西医没有而中医特有的概念，而且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所表现出来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具有明显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
195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暴发“乙脑”，正当西医束手无策之际，卫生部组织中医防治医疗队，在“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采用白虎汤加味治疗，辅以西医急救措施，取得显著疗效。1956年，北京“乙脑”流行，开始亦以白虎汤为基础方，疗效不佳。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著名专家蒲辅周指出症结所在，此时气候湿热，宜加燥湿之品，遂以白虎加苍术汤为主，用于临床，疗效甚佳。至此，中医“同病异治”精髓得到充分的彰显，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精神得以酣畅展现，“辨证论治”特色大放异彩，成为中医诊治的灵魂。从此，中医界开始强调，临床必须遵循“辨证论治”，不能按照“一病一方”的思路机械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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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界开始按“辨证论治”思路，构建其体系。1957年，秦伯未在《中医“辨证论治”概说》中总结辨证“三步骤”，即：先把整体分为上下、中外几个部分，再将内脏和经络分成若干系统，然后按病态分为若干类型。
1960年，中医学院第1版统编教材问世，突出“辨证论治”特点，这一特点在后来的教材中逐渐得到彰显。1964年，第2版统编教材出版，在“辨证论治”条下分列：主证、证候分析、治法、方药，这种编写体例也为后来的统编教材所沿用。除《内经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及《中医内科学讲义》外，“辨证论治”这一特色还被推广并贯彻到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及针灸学等统编教材之中，使临床各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此为主轴得以系统化，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当时研究发现，中、西医病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西医病包含疾病的病因、病位、病变器官的病理变化、整体机能的反应状态、病程演变的阶段和预后等多方面内容。因此，在辨证论治之前，了解上述情况，对中医临床诊治颇有帮助。进一步研究发现，单纯西医辨病、单纯中医辨证都有局限，应当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因此这一时期基于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新的诊疗模式就被确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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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沈自尹在《新医药学杂志》发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初步途径》一文，首次依据大量临床实例和科学实验指出：对于某一个病种或某一个病人，深入了解其病因、病理、生理、生化的特殊变化以及疾病发展中的证型演变，从中西医角度辨别剖析，在病与证处找结合点，取长补短，明确现象与本质，或舍病从证，或舍证从病，病证互参，提高临床诊治水平。自此以后，《新医药学杂志》陆续发表了讨论“辨证和辨病相结合”的文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逐渐成为中西医结合甚或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模式。
总之，中医辨证论治模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古今医家经过漫长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索总结出来的，但作为中医学特色是这一时期明确提出来的。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临床诊治模式，比单纯西医辨病更具优势，但仍然有待完善。应当指出，中医固有的辨病与辨证结合模式仍有其价值。 (林明欣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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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融合 中西医结合出成果
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是必然的，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1954年之后，在逐步确立的中西医结合方针指引下，中西医结合临床、药物和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陆续展开，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是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研究者先后对急性阑尾炎、宫外孕、溃疡病穿孔、急性肠梗阻、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等急腹症进行了临床研究，收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继之又对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规律以及针灸、中药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总结出了可贵的理性认识，既丰富了现代医学科学，又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中医理论和经验。
1954年后，中西医结合骨伤科研究者在中医骨折复位传统八法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经过实践总结出十大手法，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内因为主导、小夹板固定为特点、手法整复和患者自觉功能锻炼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疗法，所提出的“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患医配合”等新的骨折治疗原则，打破了西医治疗骨折的传统观念，使骨折治疗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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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以后，中医研究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协作，对高血压中医分型和西医分期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并试图根据生理指标鉴别中医证型。1970年，北京地区冠心病攻关协作组以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的经验为基础，确定了有效方剂“冠心Ⅱ号方”，体现了专方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江苏、天津、广州、上海等省市的相关单位也在中西医结合辨证治疗冠心病方面取得了较好疗效。
针刺镇痛作用机理的研究是针灸针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者通过动物实验观察到针刺可引起脑内释放出某些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并发现了“中脑边缘镇痛环路”。还通过动物实验和人体观察证明：电针能使脑内OLS含量增多，释放加速；低频和高频电针可使体内释放出具有显著协同作用的不同的阿片肽；神经系统中并存着一些生理功能相反而又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化学物质，并且一种物质的持续作用可诱发出对抗其效应的对立物。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促进了中国神经生理学的进步。
在以活血化瘀为主治疗宫外孕、冠心病取得较好疗效的基础上，自197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丹参、川芎、赤芍、红花等10余种活血化瘀药物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毒性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为临床用药和开发高效低毒的中药新药提供了实验依据，并为认识血瘀证本质以及活血化瘀治则的作用原理提供了直接佐证。在多种活血化瘀药物的开发研究中，川芎嗪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的研发工作，对后来的活血化瘀药物乃至其他中药的研究和开发起到了启迪和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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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以尽快研制抗疟新药为目标的“523项目”正式启动。研究者在《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的启示下，改进了青蒿化学成分的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成功提取了高效新型抗疟药物青蒿素，从而突破了抗疟药必须具有含氮杂环的理论“禁区”。此外，1970年代开始的砷制剂治疗白血病的研究，也是中西医结合药物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因毒性较大而几被弃用的中药治癌验方基础上，研制出对白血病安全有效的“癌灵一号”注射液，显示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理论和经验的优越性。
中西医结合研究除在临床、药物方面取得初步成果之外，研究者还对经络实质、脏腑实质、证候实质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勇敢的探索，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对宏观思辨的中医理论命题和学说，从微观实证的角度进行了有一定说服力的验证和阐释，为认识人体结构和病理变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临床、药物和基础理论方面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反映了中西医技术结合和理念结合的不同方式。研究者在艰辛探索中取得的经验和遇到的挫折，都值得医学研究工作者认真汲取和借鉴。 (王振瑞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