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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学术屡造假,体制要反思
http://www.100md.com 2015年11月20日 生命时报
     从今年3月至10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社、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以及拥有《柳叶刀》、《细胞》等知名医学期刊的出版巨头“爱思唯尔”,相继撤销来自中国的百余篇学术论文,其中很多来自医学领域。11月1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指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等共五家医院,存在药品临床试验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一系列医学造假事件的曝光刺痛了中国医学界的颜面和神经,也催人反思,问题究竟出在了哪?本期,三位来自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

    别要求所有医生都是全能

    国际肝病学会主席、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

    临床与科研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以来争论不断的话题。从整个医疗体系来说,医、教、研、防并重是必须的,但这不意味着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所有人员都该采取一个要求。

    首先,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具体职能应有明确分工。与医疗卫生有关的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以及大学医院(不是一般的挂牌“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的重点学科、特色专业,应把医学科研、人才培养作为重要任务,甚至是首要任务;而一般医疗机构,特别是地、市级以下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主要任务应是临床医疗或预防,科研不应成为必要任务,更不该是主要任务。

    其次,即使在大学医院或三级甲等医院内,也不应要求每个科室、每个医生都成为“医教研防”的“全能冠军”。在欧美发达国家,大量临床医生,以及在以医疗任务为主的非大学医院的临床医生,均不要求一定有论文发表。即使在大学医院内,对专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和业绩考核也有不同侧重:大部分临床医生仍以临床医疗或临床教学工作为主,部分医生以基础或临床科研为主,少部分学科带头人才是临床、科研、教学并重。

    第三,有科研任务的大学医院或三甲医院,应配置临床科研必需的人力资源、专业团队、基础设施等。比如配备临床科研设计、数据库管理、统计分析学专家,进行临床长期随访,生物样本收集;还要有专职检测人员,必要的空间环境、软硬件条件,合理的管理和薪酬机制……总之,不该要求每个医生在繁忙的医疗工作外以“业余时间”、“业余条件”和“业余水平”搞所谓的“科研”。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关政府部门应认真、务实地考虑制度安排,以解决评价体系偏颇带来的问题,否则,大量出现铤而走险的学术失范、学术腐败将在所难免。▲

    药品造假是医德沦丧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

    从“论文撤稿”再到“临床试验造假”,中国医学界的一桩桩丑闻让人心寒。两件事虽性质不同,但声讨的利剑直指医院、医生、药企这些利益攸关方。在我看来,医生晋升评审制度不合理是根本原因。

    医生是否需要写论文有待商榷,因为医生是个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主要任务在于治病救人,科研任务不用每个医生去做。在欧美发达国家,只有少数教学医院的教授在看病外需要做些科研完善教学理论。但现在的症结是,国内无论是科研院所还是基层门诊,只要想评职称就必须发论文,这样“一刀切”的标准很难评定医生水平,非常不可取。

    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即合理”,受困于这样的职称评定标准,一些医生难免铤而走险,找人操刀代写论文,类似“一条龙”的服务链条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国内论文评审制度不严格也是原因之一。“圈子文化”盛行,让申请人和评定者彼此心照不宣,互相放宽标准。有些评定者本身水平不够,难以区分论文质量,而有些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即使发现造假,却互相帮衬包庇,这就导致很多论文拿到国际上才被发现问题。

    学术造假不是今天才有,但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科研人员道德沦丧,日趋严重,让人心寒。与论文造假不同,5家涉嫌临床数据造假的医院是在拿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开玩笑,篡改临床结果、修改药品疗效,这是严重的“犯罪”。如果说医生论文造假属于制度下的无奈,临床数据造假则是医德沦丧下的私心。

    对于种种造假事件,我认为,行政部门应加强监管、严惩不贷、重典治乱。涉嫌数据造假的药企不能仅处以罚金,严重的应吊销营业执照,罪可量刑,参与其中的医生、医院也应承担连带责任。针对学术论文造假,相关部门则应反思职称评定机制的合理性,改善医生资质评定标准,不能勉强所有医生“一个标准”。最后,医生应加强自律,遵循职业道德规范。最重要的是,大家一起营造严谨科学的行业风气,分清是非。▲

    做科普比发论文重要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教授王岳

    我们真该好好想想,医学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近期公布的各种“中国医院排行”,多把医院、科室发表论文的情况,作为一项重要评定指标。我发现,名列前茅的医院和排在后面的医院,分值上的差距甚大。但作为一名患者,我却没有感到这些医院有着如此悬殊的差距。我认为,简单地用科研指标衡量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的好坏极其错误。基层医疗机构、医生绝对不应将写论文、做科研,作为晋升或影响收入的考评指标。即使是三级医院,也不宜简单地“一刀切”。医疗机构应多向大学学习,根据不同医生的特点分别对待,由其自行选择。目前,很多大学将老师分为教学型、科研型和教学兼科研型。教学型老师的首要任务是教学,所以他把关注点放在教学上,只要把教学搞好就能晋升高级职称。有些老师不适合搞教学,就用科研指标衡量其工作。

    法国思想家萨特说过,如果你在实验室研究核元素,那么你是位科学家;当你可以走进社区,向普通公众介绍核元素的危害时,你就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我认为,医生就该是这样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而非科学家,因对民众的健康福祉有种天生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才备受社会和民众的尊敬。我还一直愿将医生比作科普工作者,因其最重要的职责在于帮助患者。你不一定能治好他的病,但只要你想帮他,就一定能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教他战胜心理问题,甚至帮他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其实,一个医生如能写本畅销的科普书,我认为,这可能比发表很多篇论文更重要。

    最后,我认为,这些年,国内学术期刊质量下滑非常厉害,继续把发表国际论文当作一项最重要的指标,可能导致医疗行业整体水平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在科研评价上,我们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以及主流评价体系和非主流评价体系的关系,切不可还将科研数量作为晋升职称的前提条件。▲ (贾继东 高阳 王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