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理学的分水岭与本草史概说
中医分为经方派、时方派，这，不但中国人晓得，日本人也晓得。经方派在日本叫作「古方派」，而时方派在日本叫作「后世方派」，意思一样。
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也都晓得，经方派和时方派的「分水岭」是什么──那就是所谓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虽然齐名并称，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并不是同生同死。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就是张元素，也就是张洁古(易水先生，易老)。而，张洁古做了一件「功德盖世，罪恶滔天」的事情，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而那件事情，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归经理论」──某某药入某脏某腑、哪一条或哪几件经。
归经理论是错的吗？不能算错，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临床上也大大有用，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对学习中医者而言，是甚有帮助的。
但，它是对的吗？也并不全对。因为，它大大地「窄化」了一味药的药性。
同样是用中药，以「《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或《汤液经法》的作者)所知道的药理学」创出来的方叫作「经方」，汉朝到唐宋，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而以「归经理论」创出来的方，就叫「时方」，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
最古的《神农本草经》，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性.味」，也就是「什么味道」、「温凉寒热如何」，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则是「稍微提及」，例入「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不是通盘性的认同。
而其后，魏晋的《名医别录》，唐代的《新修本草》、《日华子本草》、《海药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证类》、《大观》二本草……等诸多书籍，大都只是顺着《神农本草经》之后补入新发现的「效能」，却未曾对「本草理论」作更多的理论分析。(在张元素作大系统的归纳之前，入经药的论述，可散见于：汉.《神农本草经》大枣：助十二经。魏晋.《名医别録》甘草：通经脉。唐.《食疗本草》胡桃：通经脉、乳腐：益十二经脉、绿豆：行十二经脉。唐.《海药本草》阿勒勃：通经络。宋.《本草图经》瞿麦：通心经、苏叶：通心经｡11世纪末《史载之方》某方：宜行其肾经、清凉之药：解利肺经。宋.《本草衍义》天竹黄：凉心经、桑白皮：治小肠热。宋.《本事方》真珠母：入肝经。……等等。至于引经药之记载则如下：《神农本草经》菌桂：为诸药先聘通使。《名医别録》桂：倡导百药、白附子：行药势、酒：行药势。5-6世纪《雷公炮炙论》绿蛇：令引药。唐.《食性本草》薄荷：能引诸药入荣卫、酒：引石药气入四肢。《本草衍义》泽泻：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本事方》椒：引归经、粥：引风湿之药径入脾经。宋.《杨氏家蔵方》酒：引药入经络。──尚未有整体性之论述。)
到了张洁古，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发现到「太阳病病到太阳、阳明之间时，会用到『葛根』这味药……」，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葛根是阳明引经药，如果感冒太早用了，反而会引邪入阳明!」同样，对于柴胡，后人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说它会「引邪入少阳」(明.李中梓)，而至于桂枝，因为有帖「桂枝汤」是治「太阳病」的第一主方，于是「桂枝」的归经也就变成是「太阳经药」了。石膏，他也说是「大寒之药，不可轻用」。
这，有没有错？从某个角度来说，复方「桂枝汤」的确是「会」作用在太阳经，而单味药的柴胡、葛根和少阳、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可是问题就在于：「不只如此而已!」后世的学者，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可是却变成「见树不见林」，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
可是，因为这种「时方药理学」方便好用又好记，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金元四大家」，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补中益气汤」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妇人良方》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去男人下阴臊臭」专方的「东垣龙胆泻肝汤」，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堪称「伟大之方」。
可是，归经理论，却是一套「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的不完全的理论。洁古本人、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内经》起家的，偏得还不太多，但愈用到后来，纰漏愈大，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一剂知，二剂已」变成了今日的「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
到了后来，当然有人觉得好像事情不对头了，想要扳回如崩墙倒壁般的中医「末法」劣化状况，明朝不少医家都在重注《神农本草经》，想要从这个大根头去重新寻回些什么。当然也都是小有成就，但效果并不明显。
明朝那一位「把之前有的理论、药性全都收录」而编成《本草纲目》而被倪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源头在张元素。光是他以降的几句「葛根引邪入阳明」，「柴胡引邪入少阳」，「石膏大寒不可轻用」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太阳初感，证齐全了，就可以用葛根汤；傅青主也用柴胡汤小制其方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石膏更只是「凉」而已，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很难显出药性。可是张元素之后，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绝大部份的医者，小心翼翼地就都「尽量不要用《伤寒》、《金匮》方」了。
直到清朝，事情才有了转机。如果以医术而论，陈修园、徐灵胎等人，因为临床功力够，其著作《神农本草经读》或《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都有卓然不群之见，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
本草理论在清代得以翻身，主要的功劳，其实起自「儒家」。
清代的儒家，对四书五经有了很大的「革命活动」，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古经典的注疏，绝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垄断了，朱熹乱改原文，后代也只好照单全收；朱熹说某句如何如何解，后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可是，总觉得有问题。
但，离先秦时代那么遥远了，连同一个中文字的字义都古今不同了，要如何平反才是？于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同时代的文献，做平行比对!」比如说《论语》中的某个字，朱熹说是这个意思，可是先秦时代的《庄子》、《列子》、《左传》、《诗经》、《尚书》等等其他书中出现这个字时，却都不是朱熹说的那个意思，于是他们就晓得：那是朱熹弄错了，那个字应当是某某意思才对。比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习」字，先秦当时是「实践」之意才对(即使是现在的日文中也是『学到上手、会用』的意思，唐代传去的字义还在)，「学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很快乐。」如照朱熹的说法，学了就一直温习，就会快乐了吗？正常人类怎会有这么一回事儿呢？
这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一种新创的格物训诂之学(日本人也很爱用这一套)，影响了中国少数几位由儒而医的医家，而其中有一系的传承，是：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清.刘若金《本草述》→清末.邹澍《本经疏证》→清末.周岩《本草思辨录》。
邹澍在《本经疏证》以及周岩《本草思辨录》用了「平行比对」的方式来批注《神农本草经》。而他比对所用的范本，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唯一的一本「只要『证』合，药投下去，一定会好」，总有效率达到「神的绝对领域」的《伤寒杂病论》(用其他的书也不行，因为有时有效有时没效，未到『绝对领域』，比对会出错)。
他用「减法」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比如说，《伤寒论》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于是，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就可以得到「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之结论。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慢慢减来减去，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
这样一点一点的「相减」，彷佛在玩「数独游戏」，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而结果，说也奇怪!减出的一句一句，竟恰恰就符合了《神农本草经》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于是，「三贲」(读死人不赔命的三本难书)之一的《本草经》之谜，就和《伤寒杂病论》的绝对领域之谜，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
如果有些药味在《伤寒杂病论》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却也趋近于「绝对领域」的孙药王《千金方》、《千金翼方》等书，再去配合《伤寒杂病论》，一味一味相减，做分析……这种苦工，光听也会知道有多可怕，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这真的是学问家的龟毛功夫，一般开业医生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这么做的。
而另一位年代比邹澍稍晚几年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容川的理论，其《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中《本草问答》本身就阐释得非常完整，他的理学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学造诣，实堪与润安先生的《本经疏证》相互辉映，其金木药性相反、水火药性相反之论点，与敦煌出土的《辅行诀》竟然是相通的。。
中医的大秘密「古典药理学」，终于在清朝的最后，得以重见天日。所以，生在民国时代而学中医的我们，可以说是很幸福的。
至于「时方药理学」呢？果真是害人之物吗？有时，我也觉得很难论断，或许该说是「看个人」或「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与之配合」吧……(一说张元素另有秘传，都学会了就会超强，也就是说，张元素如今传下的东西，就是一本被撕去后半本内容的九阴真经，所以时方家才会多半练成铜尸铁尸的等级？)
有一位时方大家，他创的方剂，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如果仲景可称为「医圣」的话，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医仙」了吧。这仙人就是与明朝皇室有着奇异的关联性，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傅山)，他的《傅青主男女科》也是家庭常备好书，尤其是妇女病，自己在家翻书吃药，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其思想于清代陈士铎的著作中亦可窥见不少)
傅青主以时方药理学，加上五脏相传补泻的道理，去搭建他臻于颠峰的医术，依此事实，如果换成今日，恽子愉前辈的「看西医检验报告、透视片」来开中药，彭弈竣先生的「不开经方」、皮沙士先生的「平易之方」却也都其效如神，其事实也就并不值得奇怪，可以放下门户之见而都虚心叹服了。
真的是「看个人」。
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也都晓得，经方派和时方派的「分水岭」是什么──那就是所谓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虽然齐名并称，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并不是同生同死。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就是张元素，也就是张洁古(易水先生，易老)。而，张洁古做了一件「功德盖世，罪恶滔天」的事情，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而那件事情，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归经理论」──某某药入某脏某腑、哪一条或哪几件经。
归经理论是错的吗？不能算错，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临床上也大大有用，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对学习中医者而言，是甚有帮助的。
但，它是对的吗？也并不全对。因为，它大大地「窄化」了一味药的药性。
同样是用中药，以「《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或《汤液经法》的作者)所知道的药理学」创出来的方叫作「经方」，汉朝到唐宋，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而以「归经理论」创出来的方，就叫「时方」，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
最古的《神农本草经》，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性.味」，也就是「什么味道」、「温凉寒热如何」，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则是「稍微提及」，例入「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不是通盘性的认同。
而其后，魏晋的《名医别录》，唐代的《新修本草》、《日华子本草》、《海药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证类》、《大观》二本草……等诸多书籍，大都只是顺着《神农本草经》之后补入新发现的「效能」，却未曾对「本草理论」作更多的理论分析。(在张元素作大系统的归纳之前，入经药的论述，可散见于：汉.《神农本草经》大枣：助十二经。魏晋.《名医别録》甘草：通经脉。唐.《食疗本草》胡桃：通经脉、乳腐：益十二经脉、绿豆：行十二经脉。唐.《海药本草》阿勒勃：通经络。宋.《本草图经》瞿麦：通心经、苏叶：通心经｡11世纪末《史载之方》某方：宜行其肾经、清凉之药：解利肺经。宋.《本草衍义》天竹黄：凉心经、桑白皮：治小肠热。宋.《本事方》真珠母：入肝经。……等等。至于引经药之记载则如下：《神农本草经》菌桂：为诸药先聘通使。《名医别録》桂：倡导百药、白附子：行药势、酒：行药势。5-6世纪《雷公炮炙论》绿蛇：令引药。唐.《食性本草》薄荷：能引诸药入荣卫、酒：引石药气入四肢。《本草衍义》泽泻：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本事方》椒：引归经、粥：引风湿之药径入脾经。宋.《杨氏家蔵方》酒：引药入经络。──尚未有整体性之论述。)
到了张洁古，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发现到「太阳病病到太阳、阳明之间时，会用到『葛根』这味药……」，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葛根是阳明引经药，如果感冒太早用了，反而会引邪入阳明!」同样，对于柴胡，后人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说它会「引邪入少阳」(明.李中梓)，而至于桂枝，因为有帖「桂枝汤」是治「太阳病」的第一主方，于是「桂枝」的归经也就变成是「太阳经药」了。石膏，他也说是「大寒之药，不可轻用」。
这，有没有错？从某个角度来说，复方「桂枝汤」的确是「会」作用在太阳经，而单味药的柴胡、葛根和少阳、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可是问题就在于：「不只如此而已!」后世的学者，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可是却变成「见树不见林」，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
可是，因为这种「时方药理学」方便好用又好记，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金元四大家」，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补中益气汤」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妇人良方》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去男人下阴臊臭」专方的「东垣龙胆泻肝汤」，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堪称「伟大之方」。
可是，归经理论，却是一套「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的不完全的理论。洁古本人、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内经》起家的，偏得还不太多，但愈用到后来，纰漏愈大，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一剂知，二剂已」变成了今日的「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
到了后来，当然有人觉得好像事情不对头了，想要扳回如崩墙倒壁般的中医「末法」劣化状况，明朝不少医家都在重注《神农本草经》，想要从这个大根头去重新寻回些什么。当然也都是小有成就，但效果并不明显。
明朝那一位「把之前有的理论、药性全都收录」而编成《本草纲目》而被倪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源头在张元素。光是他以降的几句「葛根引邪入阳明」，「柴胡引邪入少阳」，「石膏大寒不可轻用」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太阳初感，证齐全了，就可以用葛根汤；傅青主也用柴胡汤小制其方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石膏更只是「凉」而已，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很难显出药性。可是张元素之后，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绝大部份的医者，小心翼翼地就都「尽量不要用《伤寒》、《金匮》方」了。
直到清朝，事情才有了转机。如果以医术而论，陈修园、徐灵胎等人，因为临床功力够，其著作《神农本草经读》或《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都有卓然不群之见，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
本草理论在清代得以翻身，主要的功劳，其实起自「儒家」。
清代的儒家，对四书五经有了很大的「革命活动」，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古经典的注疏，绝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垄断了，朱熹乱改原文，后代也只好照单全收；朱熹说某句如何如何解，后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可是，总觉得有问题。
但，离先秦时代那么遥远了，连同一个中文字的字义都古今不同了，要如何平反才是？于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同时代的文献，做平行比对!」比如说《论语》中的某个字，朱熹说是这个意思，可是先秦时代的《庄子》、《列子》、《左传》、《诗经》、《尚书》等等其他书中出现这个字时，却都不是朱熹说的那个意思，于是他们就晓得：那是朱熹弄错了，那个字应当是某某意思才对。比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习」字，先秦当时是「实践」之意才对(即使是现在的日文中也是『学到上手、会用』的意思，唐代传去的字义还在)，「学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很快乐。」如照朱熹的说法，学了就一直温习，就会快乐了吗？正常人类怎会有这么一回事儿呢？
这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一种新创的格物训诂之学(日本人也很爱用这一套)，影响了中国少数几位由儒而医的医家，而其中有一系的传承，是：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清.刘若金《本草述》→清末.邹澍《本经疏证》→清末.周岩《本草思辨录》。
邹澍在《本经疏证》以及周岩《本草思辨录》用了「平行比对」的方式来批注《神农本草经》。而他比对所用的范本，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唯一的一本「只要『证』合，药投下去，一定会好」，总有效率达到「神的绝对领域」的《伤寒杂病论》(用其他的书也不行，因为有时有效有时没效，未到『绝对领域』，比对会出错)。
他用「减法」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比如说，《伤寒论》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于是，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就可以得到「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之结论。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慢慢减来减去，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
这样一点一点的「相减」，彷佛在玩「数独游戏」，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而结果，说也奇怪!减出的一句一句，竟恰恰就符合了《神农本草经》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于是，「三贲」(读死人不赔命的三本难书)之一的《本草经》之谜，就和《伤寒杂病论》的绝对领域之谜，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
如果有些药味在《伤寒杂病论》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却也趋近于「绝对领域」的孙药王《千金方》、《千金翼方》等书，再去配合《伤寒杂病论》，一味一味相减，做分析……这种苦工，光听也会知道有多可怕，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这真的是学问家的龟毛功夫，一般开业医生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这么做的。
而另一位年代比邹澍稍晚几年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容川的理论，其《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中《本草问答》本身就阐释得非常完整，他的理学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学造诣，实堪与润安先生的《本经疏证》相互辉映，其金木药性相反、水火药性相反之论点，与敦煌出土的《辅行诀》竟然是相通的。。
中医的大秘密「古典药理学」，终于在清朝的最后，得以重见天日。所以，生在民国时代而学中医的我们，可以说是很幸福的。
至于「时方药理学」呢？果真是害人之物吗？有时，我也觉得很难论断，或许该说是「看个人」或「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与之配合」吧……(一说张元素另有秘传，都学会了就会超强，也就是说，张元素如今传下的东西，就是一本被撕去后半本内容的九阴真经，所以时方家才会多半练成铜尸铁尸的等级？)
有一位时方大家，他创的方剂，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如果仲景可称为「医圣」的话，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医仙」了吧。这仙人就是与明朝皇室有着奇异的关联性，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傅山)，他的《傅青主男女科》也是家庭常备好书，尤其是妇女病，自己在家翻书吃药，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其思想于清代陈士铎的著作中亦可窥见不少)
傅青主以时方药理学，加上五脏相传补泻的道理，去搭建他臻于颠峰的医术，依此事实，如果换成今日，恽子愉前辈的「看西医检验报告、透视片」来开中药，彭弈竣先生的「不开经方」、皮沙士先生的「平易之方」却也都其效如神，其事实也就并不值得奇怪，可以放下门户之见而都虚心叹服了。
真的是「看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