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青山人未老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青海调查队工作纪实
在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中，有这样一支普查队。他们面对青藏高原复杂的高海拔地形地貌造就的高寒缺氧地理环境，地广人稀的大跨度工作半径带来的野外调查困难；他们面对的是内陆欠发达地区中医药基础薄弱，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局面。由于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稀缺，能够从专业角度提供帮助的基础力量显然不足，他们面对的是蒙药、藏药、维药、中药，各具特色又高度交融的药理认知系统。尽管重重困难摆在面前，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团结”的高原精神，像高原上的牦牛，荒漠上的骆驼一样，步履坚定，负重前行。他们就是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青海调查队。
3年的艰苦工作，他们的足迹跑遍了青海的16个试点县域。青海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团队与地方专业技术骨干紧密配合组成的青海中药资源普查队，深入戈壁大漠，挑战密林绝境，为高原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做了最基础的工作。他们在新老结合中传承精粹，在实践中锤炼队伍、培养队伍、提高队伍。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涉险，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精神，谱写了一曲高原中医药工作者的壮歌!
从青海柳湾遗址走起
青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根据考古发现，中华民族的史前文明，就是在青海这块土地孕育的。中国考古史上，第一碗面条的发现，就在青海柳湾遗址。同时出土的石针、骨针等原始工具，使人产生大胆的联想，也许中医的针灸雏形，大概也是从青海兴起的呢？
从历史资料上我们知道，近代西方医学传播到青海之前，中医是疾病预防治疗的唯一手段。因此，中医中药的开发与利用，很早便活跃在民间。早在元代，青海大黄已经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远销中东欧洲，驰名海外。
从现存的地方史料分析，虽然在那时候青海人们的生活中，中药使用非常普遍，但中医药理论尤其是一些最基础的理论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例如，直至解放初，青海中药的分类，只停留在口传心领和性状的简单描述上，与近代植物学科学分类认知体系完全不同。青海中药的科学分类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前三次的中药资源普查而推广起来的。前三次普查是今天第四次普查的坚实基础。
对于普查队的李生洪、赵国福、贺红等教授而言，从纷繁芜杂的历史资料中，寻找中药材品种分布的线索，也不失为是一件寓乐于苦的事。从事中药工作30余年的经历，使他们对青海中药情有独钟。他们认为“现在我们通过普查，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搞清楚动态变化，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实现中药资源的持续利用。历史会提供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为了充分做好普查前的准备，他们利用休息时间，走访多位健在的参加过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的老前辈、老专家。从老前辈们的指点中，他们对于青海中药资源的分布、数量和类别特点，掌握了大概的方向。李生洪教授指着眼前一堆发黄的书稿说，“这些都是搜集来的宝贝。许多资料是老前辈们提供的。”
赵国福教授接着话茬说，“第四次普查不但要解决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更不能辜负前辈的殷切期望啊!”贺红教授对此深表认同。
众人称赞才项副院长
提到共和县中医院藏族副院长才项的时候，普查队的教授们赞不绝口。
作为主管医院后勤的负责人，手头有忙碌不完的各种杂务。但从第四次普查在共和县开始的头一天起，他就高度关注第四次普查的野外调查工作。
为了抓好野外调查，三年多的时间内，他亲自带队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野外作业。不论风里雨里，亲力亲为。不但帮助进行业务操作，还积极协调帮助解决普查队生活保障。基层农牧民不清楚中药调查，他以自己的藏族母语作解释，作动员。他的基层工作的本领，帮助普查队解决了不少的困难。
对本县抽调的技术人员，才项要求也很严格。他认为参加普查，从另一个层面上可以把它当作，学习植物分类学、中药基源鉴别学、野外植物调查法等专业知识，着力提高基础理论水平的最佳机会。在他的带动和动员下，共和县的技术人员开始从最初的一知半解，开始主动请教、主动学习。教授们戏谑，“才项副院长是一名大贼头。不但自己偷学，还带领他们的团队偷。”他开玩笑回敬说，“孔子曰：窃书不算偷。”
才项副院长从未错过一次野外调查、野外学习的机会。有的人对此不理解，他却认为这是特别值得的一件事。他说：“我们基层工作繁忙，贫困地区能力有限，抽调人员专门脱产学习，不现实。有这么多的专家教授，又在实际操作中指点提高，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少的代价，这么精的平台，这么实的功夫，请问一生能遇几次？为什么我们不趁此良机为咱共和县培养几名土专家呢？”
踏上“世界屋脊”腹地
普查队初次踏上达日县的时候，时令虽然是仲夏季节，绿地毯般的草原绵延千里，但天空时不时飘扬的雪花，碧绿草原深处白雪皑皑的山峰，告诉人们，这里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平均海拔超越4000米。
生活在平原的人们，很难体会到海拔极限对人类活动造成的严重困难。海拔一旦超越3000米，对调查员的体质要求特别严格，盲目的强体力劳动具有相当的危险性。
中药普查重要项目之一就是标本采集和分布区调查。一些青海独特的野生药材品种，分布区域大都在雪线以上，海拔接近5000米的高寒带。为了采集标本，就得首先征服高山。对这一点，普查队员中的王双喜、杨得毅、徐智玮等几个年轻人深有体会。因为年轻体力好，高山采集、攀缘采集、涉水采集、深根采集等体力消耗大的作业担子，自然就落在他们的肩上。“爬山越接近雪线，呼吸越困难。拼劲吸一口气，仿佛只吸了一小半。脑袋变大，头疼如影随形。嘴唇发紫，脸色发青，抬腿重似千斤，都是很正常的高山反应。只能横下的一条心，一小步一小步往高挪动。尽管心有一万个止步的欲望，但你清楚，一旦停下就再迈不动脚步!”王双喜如是说。
“头一回体验沉重和各种不适，心仿佛要跳出来，太快的心跳令人恐惧!”徐智玮心有余悸地说，“第一次到青海南部的泽库县野外调查，第一次高原地带的直观感受，第一次攀登失败后的不甘心，永远不会忘记。”
随着野外工作范围的加大和时间的积累，徐智玮也慢慢适应了高原的气候。他说，“在高原地区作业，除了要特别注意环境影响，做好防低温、防感冒、防过劳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准确了解自己的体质。对身体的医学检查是必要的，实践中锻炼也很重要。如果高原反应过大过强，就不宜强行进入高原地带。”
杨得毅接着话茬，在旁边开玩笑说，“挑战极限就要玩命工作!尊重科学更得尊重生命，千万不敢麻痹大意!”
谈到高原野外工作经历的时候，杨得毅讲了一段在达日草原的亲身遭遇。他说，2015年秋天，有一名省外专家到达日县指导工作，专家仗着身体好，又参加过多次高原作业的资历，以为高原作业除了气温偏低和走路较吃力、干活易疲劳、睡觉不踏实外，不会有啥大麻烦。对于有的老同志“高原晚饭要少吃”的告诫，这位专家根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结果，有一天晚上因饱食引起剧烈的高山反应，整整折腾一夜。幸亏撤回及时，要不恐怕造成严重事故了。
他憨憨地笑着总结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哪!”
普查队里的四朵金花
对马春花、陈文娟、窦宣、刘静四位女性，你怎么也不会把她们婀娜多姿的身姿，与沙尘暴、泥泞和风霜雨雪联想在一起。但就是她们几位，义无反顾加入第四次中药普查队，全程参与野外调查、内业整理。三年过去了，草原大漠风霜雨雪无情的洗礼，高原强烈紫外线肆无忌惮的折磨，一点也没磨掉他们对中药的挚爱，相反，中药资源普查使她们丰富了人生的经历。
一个月的沙漠地带调查，不论是防晒霜还是遮阳纱巾，没一点作用。你瞧，马春花教授一下变成“黑炭头”了。
“与中药打了几十年的交道，过手的药材大概没十吨也有五吨吧。虽然知道中药长在野外，但早忘了它们的本相。留在脑海里的中药形象，就剩一片片洁净整齐的饮片，或者一袋袋药香四溢的包装。通过普查，中药这个老伙计，朴实无华、浪迹天涯的形象又回来了。”马教授这样感慨道。
“我们根本就忘不了柴达木的沙尘暴!”陈文娟、窦宣、刘静三个年轻人叽叽喳喳的吵闹，仿佛那是她们刚刚经历的一场闹剧。
沙尘暴像一堵接近苍穹似的黄灰巨墙，从戈壁的地平线缓缓推过来的时候，她们边工作边观赏，根本意识不到沙尘暴将会带来什么。其实，沙尘暴是狂风挟裹砂粒、尘土的强气流。一旦它的前进速度每小时超过二三十公里，掀翻八十吨的载重汽车是轻而易举的。
“那堵巨大的墙离我们不到大约五里地的时候，晴朗而平静的空气突然被狂风搅动。飞沙粒打在脸上，一跳一跳地疼。我们当时就慌神了。来不及回过神来，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已经把我们吞没了。狂风的吼叫令人恐怖，呛人的沙粒尘土令人窒息。只有背对风，才能呼吸。狂风卷沙的惊涛骇浪，帐篷被掀上了天空，纸张资料无影无踪了。”陈文娟顿一顿又说，“想象我乘狂风向天空，不就变成了孙悟空吗？”陈文娟的乐观，绝不是装出来的。
“别吹牛了。要不是司机回来的及时，保不准我们真被风刮到哪处沙窝里埋了。”窦宣有点后怕地说。
“沙堆把我们埋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当年勇闯罗布泊的科学家彭加木老师，又多收几位青海的徒弟徒孙罢了。”一向文静的刘静开起玩笑来，倒是豪情万丈。
“只可惜顶着烈日的灼烤，从火焰山上采集的标本和调查记录全部没了呀!”陈文娟面带一脸惋惜叹息道。
朋友，从她们的话里话外，你领略到沙漠风光了吗？
藏族汉子华本加
华本加，切吉乡一名朴实无华的藏族汉子。和大多数牧区基层医疗工作者一样，他的双重身份既是牧民又是村医。令人惊奇的是，他家的院里院外，种植了许多野生的中藏药植物。
一如他的质朴，出身藏医世家的华本加，对草药类别的理解更倾向于科学的分类。虽然认为传统的方法固然有实用的价值，他也遵循旧的藏医药分类认识药物的，但更科学更本质的鉴定还是科学分类好。对中藏药浓厚的兴趣和二十余年行医的职业责任，使他对此深信不疑。
“把卫生学校专门培训的科学分类方法与祖传的传统分类比较，高低优劣就明显了。”他认为，最好的继承和发扬，是学习先进、自己先进。
因为向各驻牧点提供医疗服务是华本加的本职工作，为了参加普查也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他便将野外调查与行医结合起来，自始至终跟随着专家教授，又做向导和翻译，又自愿做义务调查员。由于华本加祖孙四代是藏医，采集各类草药是他自小就从事的工作。早年随祖父、后来随父亲，年年定期进山采药已坚持四十余年了。因此，他对于切吉乡、环青海湖、青海南山、鄂拉山一带的药物分布，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例如，共和县独有分布品种高山辣根菜的标本采集，就是在华本加提供线索并三次带领大伙攀登鄂拉山找到的。
在冷风斜雨的牧民帐篷里，在滂沱大雨的悬崖下，华本加与普查队辨析了许多的草药品种。在他自家的藏药房，普查队对藏药的炮制和加工，对中藏医药另辟蹊径的独特应用，第一次有了直观而深切的感受。
据说，为了更多地认识药材和学医，他在父亲和家人的支持下，自己曾经到果洛草原、西藏那曲、甘南藏区拜师求艺。他还把一些求学带来的药材和植物照片，一些藏医民间验方提供出来，请普查队指点的时候，实际也是在向大家提供物种分布的线索。
华本加对于职业的虔诚、求索、思考，其实就是中华医药在长河般的历史进程中绵绵不绝的最好注脚，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
老将出马 一个顶俩
早已退居二线十几年的老前辈郑光荣老师，与普查队一道穿行在湟中县上五庄林区林间小道的时候，用健步如飞形容他，一点不为过。如果不是家人和同行们一力劝阻，郑光荣老师还想以年近八十的高龄，再一次攀登高原的雪峰呢!他用超高年龄的超强本领，不但打破了普查队对他高龄与身体状况的担心，也给年轻的普查队员生动地上了一堂人生哲理课。
为了把鉴定青海植物的“相马”本领传给年轻的一代，也为了钟情一世的花草树木，他毅然与普查队一道，在青海东部较低海拔地区，风里来雨里去，奔波野外三个年头。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头，寻找具有地域代表性的类型植物，仿佛是清点自家大院的蔬菜一样顺手。
这等功夫，怎一个“服”字了得。别说小字辈，就是亲自带队入山的巴卓玛、陈卫国、贾守宁等几位教授、省内中药材方面的权威专家，对郑光荣老师清晰的思路和超强的记忆钦佩不已。
有一次清晨，踏着晶莹的露水，爬上一座青山头顶的时刻，恰好一轮红日从云海升腾，天空充满万道霞光。郑老师独立山头，面向东方的山川，吟诵起这一首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精神矍铄的银发老人面向旭日东升的彩霞，苍凉的声调透出人生的豪迈。
这是一幅如此令人感动的剪影，壮丽的河山多么郁郁葱葱!(祁如雄) (祁如雄 青海省中医院中医药研究所)
3年的艰苦工作，他们的足迹跑遍了青海的16个试点县域。青海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团队与地方专业技术骨干紧密配合组成的青海中药资源普查队，深入戈壁大漠，挑战密林绝境，为高原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做了最基础的工作。他们在新老结合中传承精粹，在实践中锤炼队伍、培养队伍、提高队伍。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涉险，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精神，谱写了一曲高原中医药工作者的壮歌!
从青海柳湾遗址走起
青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根据考古发现，中华民族的史前文明，就是在青海这块土地孕育的。中国考古史上，第一碗面条的发现，就在青海柳湾遗址。同时出土的石针、骨针等原始工具，使人产生大胆的联想，也许中医的针灸雏形，大概也是从青海兴起的呢？
从历史资料上我们知道，近代西方医学传播到青海之前，中医是疾病预防治疗的唯一手段。因此，中医中药的开发与利用，很早便活跃在民间。早在元代，青海大黄已经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远销中东欧洲，驰名海外。
从现存的地方史料分析，虽然在那时候青海人们的生活中，中药使用非常普遍，但中医药理论尤其是一些最基础的理论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例如，直至解放初，青海中药的分类，只停留在口传心领和性状的简单描述上，与近代植物学科学分类认知体系完全不同。青海中药的科学分类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前三次的中药资源普查而推广起来的。前三次普查是今天第四次普查的坚实基础。
对于普查队的李生洪、赵国福、贺红等教授而言，从纷繁芜杂的历史资料中，寻找中药材品种分布的线索，也不失为是一件寓乐于苦的事。从事中药工作30余年的经历，使他们对青海中药情有独钟。他们认为“现在我们通过普查，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搞清楚动态变化，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实现中药资源的持续利用。历史会提供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为了充分做好普查前的准备，他们利用休息时间，走访多位健在的参加过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的老前辈、老专家。从老前辈们的指点中，他们对于青海中药资源的分布、数量和类别特点，掌握了大概的方向。李生洪教授指着眼前一堆发黄的书稿说，“这些都是搜集来的宝贝。许多资料是老前辈们提供的。”
赵国福教授接着话茬说，“第四次普查不但要解决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更不能辜负前辈的殷切期望啊!”贺红教授对此深表认同。
众人称赞才项副院长
提到共和县中医院藏族副院长才项的时候，普查队的教授们赞不绝口。
作为主管医院后勤的负责人，手头有忙碌不完的各种杂务。但从第四次普查在共和县开始的头一天起，他就高度关注第四次普查的野外调查工作。
为了抓好野外调查，三年多的时间内，他亲自带队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野外作业。不论风里雨里，亲力亲为。不但帮助进行业务操作，还积极协调帮助解决普查队生活保障。基层农牧民不清楚中药调查，他以自己的藏族母语作解释，作动员。他的基层工作的本领，帮助普查队解决了不少的困难。
对本县抽调的技术人员，才项要求也很严格。他认为参加普查，从另一个层面上可以把它当作，学习植物分类学、中药基源鉴别学、野外植物调查法等专业知识，着力提高基础理论水平的最佳机会。在他的带动和动员下，共和县的技术人员开始从最初的一知半解，开始主动请教、主动学习。教授们戏谑，“才项副院长是一名大贼头。不但自己偷学，还带领他们的团队偷。”他开玩笑回敬说，“孔子曰：窃书不算偷。”
才项副院长从未错过一次野外调查、野外学习的机会。有的人对此不理解，他却认为这是特别值得的一件事。他说：“我们基层工作繁忙，贫困地区能力有限，抽调人员专门脱产学习，不现实。有这么多的专家教授，又在实际操作中指点提高，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少的代价，这么精的平台，这么实的功夫，请问一生能遇几次？为什么我们不趁此良机为咱共和县培养几名土专家呢？”
踏上“世界屋脊”腹地
普查队初次踏上达日县的时候，时令虽然是仲夏季节，绿地毯般的草原绵延千里，但天空时不时飘扬的雪花，碧绿草原深处白雪皑皑的山峰，告诉人们，这里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平均海拔超越4000米。
生活在平原的人们，很难体会到海拔极限对人类活动造成的严重困难。海拔一旦超越3000米，对调查员的体质要求特别严格，盲目的强体力劳动具有相当的危险性。
中药普查重要项目之一就是标本采集和分布区调查。一些青海独特的野生药材品种，分布区域大都在雪线以上，海拔接近5000米的高寒带。为了采集标本，就得首先征服高山。对这一点，普查队员中的王双喜、杨得毅、徐智玮等几个年轻人深有体会。因为年轻体力好，高山采集、攀缘采集、涉水采集、深根采集等体力消耗大的作业担子，自然就落在他们的肩上。“爬山越接近雪线，呼吸越困难。拼劲吸一口气，仿佛只吸了一小半。脑袋变大，头疼如影随形。嘴唇发紫，脸色发青，抬腿重似千斤，都是很正常的高山反应。只能横下的一条心，一小步一小步往高挪动。尽管心有一万个止步的欲望，但你清楚，一旦停下就再迈不动脚步!”王双喜如是说。
“头一回体验沉重和各种不适，心仿佛要跳出来，太快的心跳令人恐惧!”徐智玮心有余悸地说，“第一次到青海南部的泽库县野外调查，第一次高原地带的直观感受，第一次攀登失败后的不甘心，永远不会忘记。”
随着野外工作范围的加大和时间的积累，徐智玮也慢慢适应了高原的气候。他说，“在高原地区作业，除了要特别注意环境影响，做好防低温、防感冒、防过劳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准确了解自己的体质。对身体的医学检查是必要的，实践中锻炼也很重要。如果高原反应过大过强，就不宜强行进入高原地带。”
杨得毅接着话茬，在旁边开玩笑说，“挑战极限就要玩命工作!尊重科学更得尊重生命，千万不敢麻痹大意!”
谈到高原野外工作经历的时候，杨得毅讲了一段在达日草原的亲身遭遇。他说，2015年秋天，有一名省外专家到达日县指导工作，专家仗着身体好，又参加过多次高原作业的资历，以为高原作业除了气温偏低和走路较吃力、干活易疲劳、睡觉不踏实外，不会有啥大麻烦。对于有的老同志“高原晚饭要少吃”的告诫，这位专家根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结果，有一天晚上因饱食引起剧烈的高山反应，整整折腾一夜。幸亏撤回及时，要不恐怕造成严重事故了。
他憨憨地笑着总结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哪!”
普查队里的四朵金花
对马春花、陈文娟、窦宣、刘静四位女性，你怎么也不会把她们婀娜多姿的身姿，与沙尘暴、泥泞和风霜雨雪联想在一起。但就是她们几位，义无反顾加入第四次中药普查队，全程参与野外调查、内业整理。三年过去了，草原大漠风霜雨雪无情的洗礼，高原强烈紫外线肆无忌惮的折磨，一点也没磨掉他们对中药的挚爱，相反，中药资源普查使她们丰富了人生的经历。
一个月的沙漠地带调查，不论是防晒霜还是遮阳纱巾，没一点作用。你瞧，马春花教授一下变成“黑炭头”了。
“与中药打了几十年的交道，过手的药材大概没十吨也有五吨吧。虽然知道中药长在野外，但早忘了它们的本相。留在脑海里的中药形象，就剩一片片洁净整齐的饮片，或者一袋袋药香四溢的包装。通过普查，中药这个老伙计，朴实无华、浪迹天涯的形象又回来了。”马教授这样感慨道。
“我们根本就忘不了柴达木的沙尘暴!”陈文娟、窦宣、刘静三个年轻人叽叽喳喳的吵闹，仿佛那是她们刚刚经历的一场闹剧。
沙尘暴像一堵接近苍穹似的黄灰巨墙，从戈壁的地平线缓缓推过来的时候，她们边工作边观赏，根本意识不到沙尘暴将会带来什么。其实，沙尘暴是狂风挟裹砂粒、尘土的强气流。一旦它的前进速度每小时超过二三十公里，掀翻八十吨的载重汽车是轻而易举的。
“那堵巨大的墙离我们不到大约五里地的时候，晴朗而平静的空气突然被狂风搅动。飞沙粒打在脸上，一跳一跳地疼。我们当时就慌神了。来不及回过神来，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已经把我们吞没了。狂风的吼叫令人恐怖，呛人的沙粒尘土令人窒息。只有背对风，才能呼吸。狂风卷沙的惊涛骇浪，帐篷被掀上了天空，纸张资料无影无踪了。”陈文娟顿一顿又说，“想象我乘狂风向天空，不就变成了孙悟空吗？”陈文娟的乐观，绝不是装出来的。
“别吹牛了。要不是司机回来的及时，保不准我们真被风刮到哪处沙窝里埋了。”窦宣有点后怕地说。
“沙堆把我们埋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当年勇闯罗布泊的科学家彭加木老师，又多收几位青海的徒弟徒孙罢了。”一向文静的刘静开起玩笑来，倒是豪情万丈。
“只可惜顶着烈日的灼烤，从火焰山上采集的标本和调查记录全部没了呀!”陈文娟面带一脸惋惜叹息道。
朋友，从她们的话里话外，你领略到沙漠风光了吗？
藏族汉子华本加
华本加，切吉乡一名朴实无华的藏族汉子。和大多数牧区基层医疗工作者一样，他的双重身份既是牧民又是村医。令人惊奇的是，他家的院里院外，种植了许多野生的中藏药植物。
一如他的质朴，出身藏医世家的华本加，对草药类别的理解更倾向于科学的分类。虽然认为传统的方法固然有实用的价值，他也遵循旧的藏医药分类认识药物的，但更科学更本质的鉴定还是科学分类好。对中藏药浓厚的兴趣和二十余年行医的职业责任，使他对此深信不疑。
“把卫生学校专门培训的科学分类方法与祖传的传统分类比较，高低优劣就明显了。”他认为，最好的继承和发扬，是学习先进、自己先进。
因为向各驻牧点提供医疗服务是华本加的本职工作，为了参加普查也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他便将野外调查与行医结合起来，自始至终跟随着专家教授，又做向导和翻译，又自愿做义务调查员。由于华本加祖孙四代是藏医，采集各类草药是他自小就从事的工作。早年随祖父、后来随父亲，年年定期进山采药已坚持四十余年了。因此，他对于切吉乡、环青海湖、青海南山、鄂拉山一带的药物分布，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例如，共和县独有分布品种高山辣根菜的标本采集，就是在华本加提供线索并三次带领大伙攀登鄂拉山找到的。
在冷风斜雨的牧民帐篷里，在滂沱大雨的悬崖下，华本加与普查队辨析了许多的草药品种。在他自家的藏药房，普查队对藏药的炮制和加工，对中藏医药另辟蹊径的独特应用，第一次有了直观而深切的感受。
据说，为了更多地认识药材和学医，他在父亲和家人的支持下，自己曾经到果洛草原、西藏那曲、甘南藏区拜师求艺。他还把一些求学带来的药材和植物照片，一些藏医民间验方提供出来，请普查队指点的时候，实际也是在向大家提供物种分布的线索。
华本加对于职业的虔诚、求索、思考，其实就是中华医药在长河般的历史进程中绵绵不绝的最好注脚，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
老将出马 一个顶俩
早已退居二线十几年的老前辈郑光荣老师，与普查队一道穿行在湟中县上五庄林区林间小道的时候，用健步如飞形容他，一点不为过。如果不是家人和同行们一力劝阻，郑光荣老师还想以年近八十的高龄，再一次攀登高原的雪峰呢!他用超高年龄的超强本领，不但打破了普查队对他高龄与身体状况的担心，也给年轻的普查队员生动地上了一堂人生哲理课。
为了把鉴定青海植物的“相马”本领传给年轻的一代，也为了钟情一世的花草树木，他毅然与普查队一道，在青海东部较低海拔地区，风里来雨里去，奔波野外三个年头。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头，寻找具有地域代表性的类型植物，仿佛是清点自家大院的蔬菜一样顺手。
这等功夫，怎一个“服”字了得。别说小字辈，就是亲自带队入山的巴卓玛、陈卫国、贾守宁等几位教授、省内中药材方面的权威专家，对郑光荣老师清晰的思路和超强的记忆钦佩不已。
有一次清晨，踏着晶莹的露水，爬上一座青山头顶的时刻，恰好一轮红日从云海升腾，天空充满万道霞光。郑老师独立山头，面向东方的山川，吟诵起这一首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精神矍铄的银发老人面向旭日东升的彩霞，苍凉的声调透出人生的豪迈。
这是一幅如此令人感动的剪影，壮丽的河山多么郁郁葱葱!(祁如雄) (祁如雄 青海省中医院中医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