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样子
更令我振奋的是，我交到了两名朋友：阿岑和阿桂。他们都是贵州的布依族人，初中学生，做暑期兼职。
眼前的生活，像了那么一点进入社会的样子。
阿岑和阿桂
阿岑和我是换岗之前熟悉起来的。我们一起上下班，吃饭，做工，像寄宿学校里结伴生活的朋友。阿岑从小就跟父母离开了贵州，辗转广东、浙江、福建，上学，兼职，从来就不会讲布依语。
14岁的阿岑很少说起学校的事，也很少说起自己的事情。
我和女孩阿桂则是车间里的搭档。她也做穿中碟，但比我快很多。我们工位相对，我每天能穿100打，她至少150打，而且绝不早来，也不晚走。我和她边聊天边做工，她灵巧纤长的手指在黑色的伞骨中翻动，有一种超过年龄的掌控力。
17岁的阿桂在山区长大，10岁才随父母外出，所以会讲布依语，但因为外出频繁转学，留了两次级。
转学在晋江不算难。晋江是对待外来人口最为友善的城市之一，外来子女入学几乎没有门槛，中学里，近一半的学生是外地人。只要高中3年都在当地就读，就可以参加福建高考，这些配套政策增加了晋江的吸引力。
阿桂不喜欢学校把外地学生和本地分开，单独成立班级，无人不知他们的外地身份，而她年龄大，格外扎眼。
一楼的食堂有1台17寸的彩色电视，架在西南侧的墙角，午饭、晚饭和晚班结束时，都会有很多人围着看。这是除了QQ弹窗外，大部分人接收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屏幕一般情况下都锁定一个频道——湖南卫视。午饭时，“芒果台”能吸引十多个青年围坐一起，边吃饭边仰起头看青春偶像剧。
我走过搓衣板一样的宿舍楼梯，它和车间一样，就是斜着搭的几块带棱水泥板，没有扶手，如果你想，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层。走过水房，右转到食堂侧面，我瞥见至少几十个人围坐其中，桌上摆了零食，还有几位买了啤酒。
我走进去找到阿岑，他和阿桂坐在一起。阿桂专心致志地看电视，阿岑则努力塞着零食。电视上是延时播出的《新还珠格格》第15、16集。那年夏天，它的收视率全国第一。
我坐在塑料凳子上，看了两分钟皇上在御花园和五阿哥、尔泰的对话，然后向阿桂和阿岑告辞，继续回床板上刷着微博。
我慢慢发现，中诚的工人里贵州人占了大半。阿桂和阿岑都来自贵州，而我同宿舍的几乎也是。
晋江的流动人口约100余万，95%的外来人口来自江西、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安徽、重庆、湖南和云南。离萧下村不远的山前村，外来工人拉帮结派，群架的消息时有耳闻，“贵州帮”、“四川帮”、“河南帮”经常冲突，人们更提防着可能惹事的人。
中诚的工人另一个特点是年轻。3条生产线，150余人，除了几个搬运工，年龄都在20岁以下。车间里暑期工占了四分之一，最小的是熨伞面的男孩，才上小学六年级。
一天下午，我和阿桂对坐着穿中碟，偶然聊起春天时候家乡的样子。她说她喜欢去河里捉鱼，我告诉她，直到五月份，黑龙江的冰面才化开。她咯咯笑了两声，话题转到了中诚：“五月份时，这里的工人也就现在的一半吧。”
“为什么这么少？”我问。
“因为那时候没拉到订单啊。现在这儿拉了一笔高尔夫伞，要不然你、我、阿岑为什么能进来？”阿桂顿了顿，说：“阿岑刚辍学，就赶上招工，也算运气好，大厂子根本不招这么小的工人。”
我一惊，辍学？阿岑不是转学到老家吗？怎么又辍学了？
阿桂笑了，“他打架把人家打坏了，学校开除他。回老家就是借口吧，像他这样，以后会一直打工下去。”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如此容易地进入工厂，连身份证都不用登记，没有工服，不必打卡。中诚就像一个扩大版的家庭作坊，一旦接到了大的单子，就快速招人，计件工作，而订单完毕，工人得不到加班保证，就会陆续离开，直到下一次接单。流动性如此之强，同宿舍的人也就没必要都认识，两三周后总有人要走。
贵州散工不会被这样的厂子嫌弃，我也一样。
7月底，我的身上长出了红点，很痒，穿中碟时，我也忍不住抓挠，最后越长越多。我担心它和工作环境有关系，而且马上做到1个月，离预期的时间不远了。我决定离开，找了主管说辞职的事，本来没有合同，也就没有手续，只是工资要下个月才发。我很快速地收拾好行李，去车间与他们告别，阿岑留了我的QQ号，就没说什么，阿桂攥着手，想挽留我：“你走了，这里就不好玩了。”
一个风很大的下午，经保安搜身之后，我坐着摩的返回安海。
之后，我和阿肖的朋友们吃了几次饭，有开着路虎的阔少，政府高官的亲戚，当地企业的年轻主管，由于闽南语的阻隔，我只是不停地吃东西，最终能没能和人谈笑风生。半个月后，我坐着长途硬座去往昆明，却因为吃了一碗坏掉的牛肉羹，上吐下泻，临时在闽西南的一座县城下车。1天后，我拔了吊针，补了40小时站票到昆明。我没有达到“了解同龄人”的初衷，后来也失去了和阿岑、阿桂的联系。
摘自《大学生》, 百拇医药(杜修琪)
眼前的生活，像了那么一点进入社会的样子。
阿岑和阿桂
阿岑和我是换岗之前熟悉起来的。我们一起上下班，吃饭，做工，像寄宿学校里结伴生活的朋友。阿岑从小就跟父母离开了贵州，辗转广东、浙江、福建，上学，兼职，从来就不会讲布依语。
14岁的阿岑很少说起学校的事，也很少说起自己的事情。
我和女孩阿桂则是车间里的搭档。她也做穿中碟，但比我快很多。我们工位相对，我每天能穿100打，她至少150打，而且绝不早来，也不晚走。我和她边聊天边做工，她灵巧纤长的手指在黑色的伞骨中翻动，有一种超过年龄的掌控力。
17岁的阿桂在山区长大，10岁才随父母外出，所以会讲布依语，但因为外出频繁转学，留了两次级。
转学在晋江不算难。晋江是对待外来人口最为友善的城市之一，外来子女入学几乎没有门槛，中学里，近一半的学生是外地人。只要高中3年都在当地就读，就可以参加福建高考，这些配套政策增加了晋江的吸引力。
阿桂不喜欢学校把外地学生和本地分开，单独成立班级，无人不知他们的外地身份，而她年龄大，格外扎眼。
一楼的食堂有1台17寸的彩色电视，架在西南侧的墙角，午饭、晚饭和晚班结束时，都会有很多人围着看。这是除了QQ弹窗外，大部分人接收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屏幕一般情况下都锁定一个频道——湖南卫视。午饭时，“芒果台”能吸引十多个青年围坐一起，边吃饭边仰起头看青春偶像剧。
我走过搓衣板一样的宿舍楼梯，它和车间一样，就是斜着搭的几块带棱水泥板，没有扶手，如果你想，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层。走过水房，右转到食堂侧面，我瞥见至少几十个人围坐其中，桌上摆了零食，还有几位买了啤酒。
我走进去找到阿岑，他和阿桂坐在一起。阿桂专心致志地看电视，阿岑则努力塞着零食。电视上是延时播出的《新还珠格格》第15、16集。那年夏天，它的收视率全国第一。
我坐在塑料凳子上，看了两分钟皇上在御花园和五阿哥、尔泰的对话，然后向阿桂和阿岑告辞，继续回床板上刷着微博。
我慢慢发现，中诚的工人里贵州人占了大半。阿桂和阿岑都来自贵州，而我同宿舍的几乎也是。
晋江的流动人口约100余万，95%的外来人口来自江西、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安徽、重庆、湖南和云南。离萧下村不远的山前村，外来工人拉帮结派，群架的消息时有耳闻，“贵州帮”、“四川帮”、“河南帮”经常冲突，人们更提防着可能惹事的人。
中诚的工人另一个特点是年轻。3条生产线，150余人，除了几个搬运工，年龄都在20岁以下。车间里暑期工占了四分之一，最小的是熨伞面的男孩，才上小学六年级。
一天下午，我和阿桂对坐着穿中碟，偶然聊起春天时候家乡的样子。她说她喜欢去河里捉鱼，我告诉她，直到五月份，黑龙江的冰面才化开。她咯咯笑了两声，话题转到了中诚：“五月份时，这里的工人也就现在的一半吧。”
“为什么这么少？”我问。
“因为那时候没拉到订单啊。现在这儿拉了一笔高尔夫伞，要不然你、我、阿岑为什么能进来？”阿桂顿了顿，说：“阿岑刚辍学，就赶上招工，也算运气好，大厂子根本不招这么小的工人。”
我一惊，辍学？阿岑不是转学到老家吗？怎么又辍学了？
阿桂笑了，“他打架把人家打坏了，学校开除他。回老家就是借口吧，像他这样，以后会一直打工下去。”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如此容易地进入工厂，连身份证都不用登记，没有工服，不必打卡。中诚就像一个扩大版的家庭作坊，一旦接到了大的单子，就快速招人，计件工作，而订单完毕，工人得不到加班保证，就会陆续离开，直到下一次接单。流动性如此之强，同宿舍的人也就没必要都认识，两三周后总有人要走。
贵州散工不会被这样的厂子嫌弃，我也一样。
7月底，我的身上长出了红点，很痒，穿中碟时，我也忍不住抓挠，最后越长越多。我担心它和工作环境有关系，而且马上做到1个月，离预期的时间不远了。我决定离开，找了主管说辞职的事，本来没有合同，也就没有手续，只是工资要下个月才发。我很快速地收拾好行李，去车间与他们告别，阿岑留了我的QQ号，就没说什么，阿桂攥着手，想挽留我：“你走了，这里就不好玩了。”
一个风很大的下午，经保安搜身之后，我坐着摩的返回安海。
之后，我和阿肖的朋友们吃了几次饭，有开着路虎的阔少，政府高官的亲戚，当地企业的年轻主管，由于闽南语的阻隔，我只是不停地吃东西，最终能没能和人谈笑风生。半个月后，我坐着长途硬座去往昆明，却因为吃了一碗坏掉的牛肉羹，上吐下泻，临时在闽西南的一座县城下车。1天后，我拔了吊针，补了40小时站票到昆明。我没有达到“了解同龄人”的初衷，后来也失去了和阿岑、阿桂的联系。
摘自《大学生》, 百拇医药(杜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