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之外，还需医生的改变
治病之外,还需医生的改变,医患关系,尊重别人,职业幸福感,对待病人要学会尊重,医患不融洽主责应在医生,永不可以己所学加害病人,医德
近年来，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不少医生抱怨患者越来越挑剔，不少患者却指责医生服务态度差、收费贵、潜规则多。医生与患者，从过去的相敬如宾，到现在的“势不两立”，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本版今日聚焦医患关系，追寻古代中医的医患交流方式，或可为今日之医患关系带来启发。
当你把“帮助病人”作为工作的重心，我们就自然而然从“生物医学”走向“人文医学”，我们也才会真正找到职业幸福感。
“药引子”曾被胡适和鲁迅作为批判中医的证据，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医的厉害，它是在“治人”而非“治病”，它是在解决病人的“问题”，而非“疾病”。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推出，伴随着患者权利运动的兴起，发达国家率先开始认识到患者是权利的集合体，医师不能再用传统的“父权”思维进行服务。中国改革开放30余载，社会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而中国患者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想不是他们的生物属性，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人的权利意识的苏醒且快速膨胀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医学有没有作出相应转变呢？
如果我们用“细胞”代表人的生物属性，那么就可以用“权利”来代表人的社会属性，现代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产物。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60年代的美国，医患关系也是很头痛的问题。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医患关系不好，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
对待病人要学会尊重
试问，为什么伴随着这些年政府和社保在医疗领域投入的加大，国内医患冲突并没有好转？
我们医学界早已喊出医学模式转型的口号，但是大学的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却转变甚微。
今天的医患冲突，本质上是社会民众对陈旧的医疗服务模式和医疗政策制度双重不满的非理性表达。前者是“思想问题”，后者是“制度问题”，而前者是目前改善医患关系最为迫切的问题。如果我们医学界的思想问题解决不了，恐怕只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前两年我去北京某医院，临床带教老师对我说：“王老师，现在病人一个个怎么那么难伺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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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把“帮助病人”作为工作的重心，我们就自然而然从“生物医学”走向“人文医学”，我们也才会真正找到职业幸福感。
“药引子”曾被胡适和鲁迅作为批判中医的证据，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医的厉害，它是在“治人”而非“治病”，它是在解决病人的“问题”，而非“疾病”。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推出，伴随着患者权利运动的兴起，发达国家率先开始认识到患者是权利的集合体，医师不能再用传统的“父权”思维进行服务。中国改革开放30余载，社会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而中国患者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想不是他们的生物属性，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人的权利意识的苏醒且快速膨胀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医学有没有作出相应转变呢？
如果我们用“细胞”代表人的生物属性，那么就可以用“权利”来代表人的社会属性，现代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产物。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60年代的美国，医患关系也是很头痛的问题。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医患关系不好，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
对待病人要学会尊重
试问，为什么伴随着这些年政府和社保在医疗领域投入的加大，国内医患冲突并没有好转？
我们医学界早已喊出医学模式转型的口号，但是大学的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却转变甚微。
今天的医患冲突，本质上是社会民众对陈旧的医疗服务模式和医疗政策制度双重不满的非理性表达。前者是“思想问题”，后者是“制度问题”，而前者是目前改善医患关系最为迫切的问题。如果我们医学界的思想问题解决不了，恐怕只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前两年我去北京某医院，临床带教老师对我说：“王老师，现在病人一个个怎么那么难伺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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