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给敦煌添上锦诗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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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樊锦诗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她每天在洞窟里反复观察，并开始了对洞窟断代分期的研究。她很钦佩所长常书鸿先生，还有段文杰先生。他们都是留过洋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学者，20世纪40年代，他们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对莫高窟进行清理和保护，举家迁到这个艰苦的地方生活，一呆就是几十年。她有时候想，他们能呆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
丈夫舍弃自己的工作
到敦煌当她下属
1972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小儿子出生在武汉，两地分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有人给樊锦诗出了个主意，让她留在武汉不要回去，满了半年后就算自动离职，让单位重新分配工作。樊锦诗想试试看，为了孩子拼一下。可是没多久，现实问题就来了。他们全家四口人，光靠着彭金章一个人的工资，日子很难过。那时，在西北工作的樊锦诗工资比一般人高，想来想去，她还是决定回敦煌去上班。
两个儿子怎么办呢？大的已经到了快上学的年纪，就送到上海樊锦诗的姐姐家住，让他在上海上学。小的继续送到河北农村，由彭金章的姐姐照看。一家四口在4个地方生活，樊锦诗每年探亲假就这么几天，看了小孩看不了老公，看了老公看不了小孩。
小儿子4岁那年，樊锦诗总算有空去看他了。她来到农村，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彭金章的大姐看到她来，便问：“你没见你儿？”樊锦诗猜到了可能是刚才门口的那个小孩。大姐笑着说：“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摇摇头，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早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孩子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对儿子亏欠太多了。当晚，她就做了个决定，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
小儿子跟着樊锦诗在敦煌生活了三四年，又要面临一个老问题。敦煌当地没有学校，他该到哪里去上学？那些在敦煌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一辈研究者，他们本人都是大学生、留学生，可他们的孩子在敦煌得不到好的教育，都没上过大学。这对他们来说是种莫大的遗憾。和丈夫商量过后，樊锦诗又把7岁的儿子送到上海姐姐家，临走的时候，小家伙哭得特别伤心，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和妈妈分别。
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孩子因为不喜欢上学，离家出走了。上海那边炸开了锅，所有亲戚都出动去找人。还好最后虚惊一场。原来，孩子太想妈妈了，他到处找铁路，想沿着铁路去敦煌找妈妈。听到这事，樊锦诗和彭金章的心里都不好受，这十几年，他们为了工作两地分居，给孩子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是时候要考虑该怎么解决了。是你调过来，还是我调过去？
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于两人心中了。1977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她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成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这是她事业上的大发展。再加上她对敦煌有感情了，每次想到要离开，就会舍不得。所以，她在心里默默地希望彭金章能来敦煌。彭金章那边，他正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也有自己的天地，他满心期待樊锦诗能来武汉帮他的忙。两个人在调动这事上都有自己的想法，陷入了拉锯战。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3次，敦煌也到武汉大学要人3次，结果还是没有结果。
儿子的事情一出，彭金章憋不住了。他特意到敦煌找樊锦诗谈了一次，他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孩子们都大了，我们不能再分居下去，要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家。”樊锦诗试探地问：“那是你到我这，还是我到你那去？”彭金章早就看出了妻子的心思，她是不愿意离开敦煌的，这事只能他松口，他说：“我到你这来也不是不可以。”双重否定句说得有点勉强，但樊锦诗听了还是很高兴，她赶紧说：“那你来吧。”
1986年，分居了19年的夫妻俩总算团聚了，那年他们48岁。他们把两个孩子也接到了身边，大的上高中，小的上小学，市领导特意批示，帮他们安排了学校。
彭金章到了敦煌后，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重拾的是跟自己原来完全没有关系的考古方向。樊锦诗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是黑的。就是这样，8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彭金章开玩笑地对樊锦诗说：“你是请我来当民工头的吧。”
60岁当院长
“数字敦煌”功在千秋
20世纪80年代，古老的敦煌终于盼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关心敦煌的人越来越多。樊锦诗也看到了自己在敦煌的价值。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她还与人合作撰写《莫高窟290窟佛传内容考释》，运用图像学方法，考证了莫高窟290窟窟顶佛传故事题材和内容，纠正了以往对该壁画的错误定名;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灿若星河的敦煌艺术让她如痴如醉。
1998年，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在行政管理上同样雷厉风行。那时，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樊锦诗反对这种全面商业化的操作，她觉得这对于敦煌的保护非常不利。为此，她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她坚决表示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她一直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最后，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樊锦诗是个非常好学的人。60岁那年，研究院新来的年轻人给樊锦诗介绍了电脑。他们在电脑上播放石窟的照片，樊锦诗看得很开心，她问：“电脑关了还会有吗？”小伙子回答说：“照片放进了电脑，永远都会有。”樊锦诗觉得电脑特别好，她自己也开始学起来。现在的她已经能使用苹果电脑做PPT了。2006年，在她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研发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的部门，搞了“数字敦煌”。所谓“数字敦煌”，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这样既减少了洞窟的压力，也达到了保护洞窟、传承文明的目的。这也是一个世界遗产保护史上的创举。
2015年，樊锦诗从院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她77岁了。从实习时说再也不想去敦煌，一晃，她在敦煌呆了50多年。和那些前辈们一样，她花了毕生所有的心血在莫高窟上。父亲当年得知她决定去敦煌后，只说了一句话：“既然选择了，就要好好干。”这句话，樊锦诗始终没忘记。这是他们这一辈知识分子做人的理想和原则。
如今，樊锦诗和彭金章生活在敦煌，还是在为莫高窟的研究和保护做工作。他们的日常生活比较简单，每人一间房，各管各的，平常也不做饭，都去食堂吃。彭金章说已经习惯了，樊锦诗这么忙，他不可能要求妻子为自己做家务。两个儿子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定居在上海。樊锦诗偶尔会回上海，都是工作的关系，她已经有点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匆匆几天就想着要回敦煌去了。50多年了，樊锦诗对敦煌的感情起起落落，从开始的又爱又恨，到舍不得、离不开，敦煌现在已然成了她的家。, http://www.100md.com(王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