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晔：笑着感受生活
在这一信条下，刘晓晔说出自己的偶像是周星驰和卓别林也就不足为奇了。“周星驰的所有的电影我都喜欢。”周星驰以“无厘头”式的喜剧出名，银幕形象也一直都是各种撒泼耍赖的底层小人物，但刘晓晔却觉得周星驰做到了“小人物有大情怀”，“我特喜欢听他说‘放开那女孩’这一句话，好几个电影里都有，一直到《功夫》里也有。我经常抄他的桥段，必须抄。无底线的践踏自我是需要勇气的。”还有卓别林，“他是富商，有钱，二十岁就发大财了，但他一直演一个流浪汉，而且他是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演员。那会儿谁都不让他拍《摩登时代》，但是他非得拍。那会儿已经有有声片了，他非得拍一个无声片，就是他对艺术有坚持。”
因此，在刘晓晔心中，喜剧是个姿态很低但高度很高的东西——上乘的喜剧要承担时代责任感。“比如《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讲的就是年轻人怀揣梦想进城打拼，然后混不下去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出悲剧。它还是一部关于理想主义的戏，快节奏的社会冲击了你的梦想，很可悲，但让大众笑着感受生活总比让他哭着感受生活要好。当你怀才不遇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喜剧，大笑着从难过的情绪中脱离，相信会有美好的未来，我觉得喜剧就应该是这样的。”
记者：《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可以说是你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如今演了9年还是反响热烈，当初有预料到吗？
刘晓晔：没有预料到，当初觉得太草根了。首演把我们吓着了，然后我们就膨胀了。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两只狗”里包含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去哪儿？而且“两只狗”的结构符合现代戏剧的一个人物结构模式，是从小说《堂吉诃德》开始的用两个人物代表精神和物质，然后影响到戏剧，像《等待戈多》里的两个老流浪汉。——我们俩像是在等待理想，但理想是什么，俩人也不知道。或者等待戈多，戈多来不来，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
记者：据说你还跟郭德纲学过一阵讲相声？
刘晓晔：基本功。把念台词练成肌肉记忆。只有演员做到肌肉记忆，才能做到台上有灵光一现。如果注意力还在怎么演上，就丢了观众。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得横着牙刷也能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叼着烟，也能说……
记者：你好像很喜欢卓别林，在《希特勒的肚子》里也用了这个梗，你的演出里有对他的致敬么？
刘晓晔：《希特勒的肚子》是我做的最有社会责任感的戏。在做这部戏时，我对戏剧的理解又加深了，也把我觉得好的东西都放在台上了。卓别林那种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和独裁者对抗的精神特别可贵，他身上那种对生命生活的爱，你去看卓别林全集，就会知道。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删了很多，于是只能看看表演了。只看表演也行，因为我在这部戏里的演技又精湛了一些。
我不喜欢一些特别高大全的历史正剧，在表演上完全没有突破，在导演手法上还停留在向表现主义美学拓宽的理念上。里面的人性也是假的，没有爱，没有那种对人类、对生活的爱。卓别林那么有钱，天天演一傻子，穿得破破烂烂戴一破礼帽，还逗一小狗玩，这就是关注生活的本质。还有像伍迪·艾伦、达里奥·福，我想成为那样的人。我觉得观众在台上看到这个有用。
记者：所以你的表演总是在试图消解“高大全”。说到这个，我觉得你反串女性真的特别有神韵，记得在《混小子狂欢节》里面你一连反串了7个母亲，做为男人，你是怎么想到要演母亲的？
刘晓晔：那一年春节过后我们回到北京，大家聊天的时候突然聊到远在家乡的母亲，所有人都沉默了，于是我们就下决心做一部关于母亲的戏，这就是《混小子狂欢节》的由来。它表达的是我们对母亲的热爱和思念。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抒情、煽情的表达方式，而是用我们自己独有的形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认为“母爱”不应该是沉重的，应该是相互想念的，开心的，感动的。
记者：很多人都觉得你演的是喜剧，但你却曾经说过其实演的是出悲剧，怎么理解呢？
刘晓晔：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一名喜剧演员，一直以来我都是按照演悲剧的路数来表演的。但是特奇怪，只要我一演悲剧大家就笑，我演得越悲惨，大家笑得就越开心。刚开始演戏的时候我特别纳闷这一点，还有点灰心，觉得自己演戏怎么这么拧巴。不过后来我想开了：我就是我，我就按照悲剧这个路子演下去了，不变了。台底下的观众想笑就笑，我不管你们了!
记者：有人说看刘晓晔的表演，觉得这个人身体里同时居住着卓别林、达里奥·福和岳云鹏，你怎么概括自己的这种表演形式？
刘晓晔：从上学时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排戏，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我还在不停尝试。从形式的角度来说，这是“三无主义”的表演形式：无形、无序、无耻。无形是指表演风格融会贯通，不拘一格；无序则是说整个表演是跳跃的，非逻辑性的，是不受约束的；无耻就是说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内心是纯净的，纯洁的，他去除小我，以一种广阔的情怀来面对观众。
不过，在这次新排《不祥的蛋》的创作过程中，我结合了原有的“三无”表演形式，又升级出了“新三无主义”，即：无节制——井喷式的表演状态，无节操——不进行表演的道德评判，无结论——表演的多异性与复杂性。期待么？来看戏吧!
记者：还有升级……为了吸引观众也是蛮拼的。
刘晓晔：我其实没期待给观众带来什么特别的东西。观众走进剧场是来欣赏表演艺术。那是用票来买演员的两小时命。观众和演员在剧场里能不能达到某种身心的交流和碰撞才是关键。我能不能用我的表演，用我的歌声，我的歌词，让你感受到一些问题，这是我要做的。只要让观众产生一些自己的问题，目的就达到了。不过我们不负责解决问题，我们也解决不了。
记者：我看过你三场“两只狗”，分别是和陈明昊、韩翼鹏、王印搭档，相比于“流水的来福”，作为“铁打的旺财”你是如何九年如一日地保持激情的？
刘晓晔：演了一千大几百场，有时候也真的有不想演的时候，在后台情绪特别差，特低落，就是不想演。但是每次从侧幕条出来，一上台，就什么都过去了。毕竟演戏演了二十几年了，剧场、舞台、头顶的灯、背后的幕布……感觉自己就是呆在这儿的，就是属于这儿的。演出不是我的工作，我拿演出当作我的生命。, 百拇医药
因此，在刘晓晔心中，喜剧是个姿态很低但高度很高的东西——上乘的喜剧要承担时代责任感。“比如《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讲的就是年轻人怀揣梦想进城打拼，然后混不下去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出悲剧。它还是一部关于理想主义的戏，快节奏的社会冲击了你的梦想，很可悲，但让大众笑着感受生活总比让他哭着感受生活要好。当你怀才不遇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喜剧，大笑着从难过的情绪中脱离，相信会有美好的未来，我觉得喜剧就应该是这样的。”
记者：《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可以说是你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如今演了9年还是反响热烈，当初有预料到吗？
刘晓晔：没有预料到，当初觉得太草根了。首演把我们吓着了，然后我们就膨胀了。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两只狗”里包含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去哪儿？而且“两只狗”的结构符合现代戏剧的一个人物结构模式，是从小说《堂吉诃德》开始的用两个人物代表精神和物质，然后影响到戏剧，像《等待戈多》里的两个老流浪汉。——我们俩像是在等待理想，但理想是什么，俩人也不知道。或者等待戈多，戈多来不来，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
记者：据说你还跟郭德纲学过一阵讲相声？
刘晓晔：基本功。把念台词练成肌肉记忆。只有演员做到肌肉记忆，才能做到台上有灵光一现。如果注意力还在怎么演上，就丢了观众。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得横着牙刷也能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叼着烟，也能说……
记者：你好像很喜欢卓别林，在《希特勒的肚子》里也用了这个梗，你的演出里有对他的致敬么？
刘晓晔：《希特勒的肚子》是我做的最有社会责任感的戏。在做这部戏时，我对戏剧的理解又加深了，也把我觉得好的东西都放在台上了。卓别林那种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和独裁者对抗的精神特别可贵，他身上那种对生命生活的爱，你去看卓别林全集，就会知道。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删了很多，于是只能看看表演了。只看表演也行，因为我在这部戏里的演技又精湛了一些。
我不喜欢一些特别高大全的历史正剧，在表演上完全没有突破，在导演手法上还停留在向表现主义美学拓宽的理念上。里面的人性也是假的，没有爱，没有那种对人类、对生活的爱。卓别林那么有钱，天天演一傻子，穿得破破烂烂戴一破礼帽，还逗一小狗玩，这就是关注生活的本质。还有像伍迪·艾伦、达里奥·福，我想成为那样的人。我觉得观众在台上看到这个有用。
记者：所以你的表演总是在试图消解“高大全”。说到这个，我觉得你反串女性真的特别有神韵，记得在《混小子狂欢节》里面你一连反串了7个母亲，做为男人，你是怎么想到要演母亲的？
刘晓晔：那一年春节过后我们回到北京，大家聊天的时候突然聊到远在家乡的母亲，所有人都沉默了，于是我们就下决心做一部关于母亲的戏，这就是《混小子狂欢节》的由来。它表达的是我们对母亲的热爱和思念。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抒情、煽情的表达方式，而是用我们自己独有的形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认为“母爱”不应该是沉重的，应该是相互想念的，开心的，感动的。
记者：很多人都觉得你演的是喜剧，但你却曾经说过其实演的是出悲剧，怎么理解呢？
刘晓晔：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一名喜剧演员，一直以来我都是按照演悲剧的路数来表演的。但是特奇怪，只要我一演悲剧大家就笑，我演得越悲惨，大家笑得就越开心。刚开始演戏的时候我特别纳闷这一点，还有点灰心，觉得自己演戏怎么这么拧巴。不过后来我想开了：我就是我，我就按照悲剧这个路子演下去了，不变了。台底下的观众想笑就笑，我不管你们了!
记者：有人说看刘晓晔的表演，觉得这个人身体里同时居住着卓别林、达里奥·福和岳云鹏，你怎么概括自己的这种表演形式？
刘晓晔：从上学时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排戏，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我还在不停尝试。从形式的角度来说，这是“三无主义”的表演形式：无形、无序、无耻。无形是指表演风格融会贯通，不拘一格；无序则是说整个表演是跳跃的，非逻辑性的，是不受约束的；无耻就是说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内心是纯净的，纯洁的，他去除小我，以一种广阔的情怀来面对观众。
不过，在这次新排《不祥的蛋》的创作过程中，我结合了原有的“三无”表演形式，又升级出了“新三无主义”，即：无节制——井喷式的表演状态，无节操——不进行表演的道德评判，无结论——表演的多异性与复杂性。期待么？来看戏吧!
记者：还有升级……为了吸引观众也是蛮拼的。
刘晓晔：我其实没期待给观众带来什么特别的东西。观众走进剧场是来欣赏表演艺术。那是用票来买演员的两小时命。观众和演员在剧场里能不能达到某种身心的交流和碰撞才是关键。我能不能用我的表演，用我的歌声，我的歌词，让你感受到一些问题，这是我要做的。只要让观众产生一些自己的问题，目的就达到了。不过我们不负责解决问题，我们也解决不了。
记者：我看过你三场“两只狗”，分别是和陈明昊、韩翼鹏、王印搭档，相比于“流水的来福”，作为“铁打的旺财”你是如何九年如一日地保持激情的？
刘晓晔：演了一千大几百场，有时候也真的有不想演的时候，在后台情绪特别差，特低落，就是不想演。但是每次从侧幕条出来，一上台，就什么都过去了。毕竟演戏演了二十几年了，剧场、舞台、头顶的灯、背后的幕布……感觉自己就是呆在这儿的，就是属于这儿的。演出不是我的工作，我拿演出当作我的生命。,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