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贤才大家 书写中医百年史诗
剖析中医药事业近现代历史事件，鉴往知今是《百年中医史》完成的重大命题，回望历史是为了继承创新，“百年中医史项目”仍在继续，其影响和成果远不止一部著作——
备受瞩目的我国首部中医药近现代史著作《百年中医史》一经问世就被著名医史文献学家蔡景峰誉为“近现代中医史学集大家之杰作”，它填补了中医药近现代史著作的空白。
中国中医科学院“百年中医史研究”项目组用3年时间全面回顾中医药近百年来的磨难与兴盛。项目负责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朱建平坦言，接到任务之初压力很大：当代人写当代史，对历史学者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尽力做到以翔实的史料说话，秉笔直书。”说起这部著作背后的故事，朱建平打开了话匣子。
“要出精品，要对历史负责”
至今，朱建平依然记得，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在《关于落实起草百年中医史研究项目建议书的报告》上这样批示：“虽百年但起伏跌宕，生死攸关，是以往所没有的。西学东渐，中医式微，到中西医并重，东学西渐，甚是激烈。全在百年之中，应当好好总结，至关重要。”
2011年底，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总体要求和纪念百年辛亥的背景下，张伯礼提议开展“百年中医史”研究。辛亥革命以来的百余年，中医经历了民国时期与西方医学的碰撞，也迎来了新中国时期的机遇与挑战。百年中医发展史上发生的一桩桩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和演变的历史文化原因，探究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鉴往知今是当前医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百年中医史研究”项目的核心成果，《百年中医史》凝聚了全国80余位中医药史研究专家及年轻学者、外国学者的心血与汗水，深入剖析和回答了这一命题。
朱建平带领团队日夜兼程，争分夺秒，却在项目紧张进行中，赶上本院图书馆闭馆扩建，无法正常查阅资料的大难题。为了保证项目按时完成，朱建平一边组织团队参加电子文献查询的专门培训，一边要求到院外、京外图书馆查阅，并及时购进《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
那段日子他们往来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之间。为了按时完成任务，项目组全体人员配合协调、严丝合缝，撰稿、审稿、部分统稿交叉进行。在项目的阶段成果论证和全书统稿阶段，由于连续加班加点地工作，主编与副主编相继累倒，但他们心中想的都是“要出精品，要对历史负责”，于是毅然选择坚守岗位，保证工作质量。说到这，朱建平不禁感慨：“这项浩瀚工程，的确承载了每位参与者的最大付出。”
了解历史才能更懂继承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困难重重，然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该项目的高度重视及众多中医药界专家的支持，还是让“百年中医史研究”团队备受鼓舞。
“重视口述史的运用，回归中医原有思维”是《百年中医史》的一大亮点，这离不开老一辈中医药学家对项目的关心和指导。
“邓铁涛去年刚过完百岁生日，几乎与百年中医同步，他经历了民国、文革等历史时期，为我们提出宝贵的方向性意见。国医大师路志正也为项目组提供了解放初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手材料。已故国医大师陆广莘生前非常关心百年中医史研究，他曾向项目组提出‘要站在中医立场上看待和叙述中医史’等重要观点，给研究者以重要启发。”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朱建平就曾与屠老有过多次对话。他说：“聆听屠老回顾发现青蒿素的历程，让我更加坚定了对中医史研究的信念。创新离不开继承，继承离不开对历史和经典的挖掘与总结。青蒿素提取的思路来自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的记载，这就是中医的继承。”
朱建平认为，近代以来，中医受到挤压甚至面临被废除、取缔，这不仅反映了中医、西医之间的碰撞，还更多地反映出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西方文化传入，彻底改变了我国的教育体制，虽然医学课程渐渐遵循西医模式，但中医因有显著的疗效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民间得以生存和延续。百年来，我国其他自然科学几乎被西方科学代替或肢解，而中医没有断裂，反而一直在发展。发展中医药是历史的选择，而中医药创新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就是要在认真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成果远不止一部著作
宝剑锋从磨砺出，经历了“百年中医史项目”的培养和锻炼，研究组人才辈出，形成了一支“经得起考验”的中医史研究队伍。其中，博士后2名、博士生7名、硕士生3名、其他青年人才14名，既有中医史研究的中流砥柱，也有跟随项目步伐成长起来的学术新秀。
“中医史人才培养，就是要年轻学者去做研究。通过参加项目，一边学一边做。”朱建平说，分章节的写作任务分派给项目组各位成员，每章由其亲自撰写提纲、确定基调，再由副主编写出样稿，成员依照样稿进行撰写，以确保全书体例一致。在这个过程中，穿插着经常性的研讨、点评会议，“这样他们可以少走弯路，学得更快”。
除了参与具体篇目的撰写，朱建平还尽可能让青年学者参与到项目其他环节的执行中。因为，20多年前参与《中国医学通史》编撰的经历对朱建平这次主持百年中医史项目依然很有帮助，所以他希望通过“百年中医史研究”项目培养新一代人才，弥补中医史研究的人才缺乏。
更可喜的是，在百年中医史项目立项之后不久，其他百年专科史研究项目也逐渐启动，“针灸所启动百年针灸史研究，我所后续也将启动百年中药史、百年热病史的研究。分科史研究是对百年中医史的丰富和延伸”。
现在，朱建平依然为“百年中医史”忙碌着，他在积极联系出版社和美编团队，想尽快做出“百年中医史”图说本、精简本，用于全民普及。“希望这项研究不仅能为政策制定和院校教育发挥作用，为中医界所借鉴，还能走进千家万户，发挥中医药尊重生命、维护健康的普世价值。”朱建平说。 (林晓斐 实习记者 刘甦)
备受瞩目的我国首部中医药近现代史著作《百年中医史》一经问世就被著名医史文献学家蔡景峰誉为“近现代中医史学集大家之杰作”，它填补了中医药近现代史著作的空白。
中国中医科学院“百年中医史研究”项目组用3年时间全面回顾中医药近百年来的磨难与兴盛。项目负责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朱建平坦言，接到任务之初压力很大：当代人写当代史，对历史学者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尽力做到以翔实的史料说话，秉笔直书。”说起这部著作背后的故事，朱建平打开了话匣子。
“要出精品，要对历史负责”
至今，朱建平依然记得，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在《关于落实起草百年中医史研究项目建议书的报告》上这样批示：“虽百年但起伏跌宕，生死攸关，是以往所没有的。西学东渐，中医式微，到中西医并重，东学西渐，甚是激烈。全在百年之中，应当好好总结，至关重要。”
2011年底，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总体要求和纪念百年辛亥的背景下，张伯礼提议开展“百年中医史”研究。辛亥革命以来的百余年，中医经历了民国时期与西方医学的碰撞，也迎来了新中国时期的机遇与挑战。百年中医发展史上发生的一桩桩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和演变的历史文化原因，探究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鉴往知今是当前医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百年中医史研究”项目的核心成果，《百年中医史》凝聚了全国80余位中医药史研究专家及年轻学者、外国学者的心血与汗水，深入剖析和回答了这一命题。
朱建平带领团队日夜兼程，争分夺秒，却在项目紧张进行中，赶上本院图书馆闭馆扩建，无法正常查阅资料的大难题。为了保证项目按时完成，朱建平一边组织团队参加电子文献查询的专门培训，一边要求到院外、京外图书馆查阅，并及时购进《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
那段日子他们往来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之间。为了按时完成任务，项目组全体人员配合协调、严丝合缝，撰稿、审稿、部分统稿交叉进行。在项目的阶段成果论证和全书统稿阶段，由于连续加班加点地工作，主编与副主编相继累倒，但他们心中想的都是“要出精品，要对历史负责”，于是毅然选择坚守岗位，保证工作质量。说到这，朱建平不禁感慨：“这项浩瀚工程，的确承载了每位参与者的最大付出。”
了解历史才能更懂继承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困难重重，然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该项目的高度重视及众多中医药界专家的支持，还是让“百年中医史研究”团队备受鼓舞。
“重视口述史的运用，回归中医原有思维”是《百年中医史》的一大亮点，这离不开老一辈中医药学家对项目的关心和指导。
“邓铁涛去年刚过完百岁生日，几乎与百年中医同步，他经历了民国、文革等历史时期，为我们提出宝贵的方向性意见。国医大师路志正也为项目组提供了解放初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手材料。已故国医大师陆广莘生前非常关心百年中医史研究，他曾向项目组提出‘要站在中医立场上看待和叙述中医史’等重要观点，给研究者以重要启发。”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朱建平就曾与屠老有过多次对话。他说：“聆听屠老回顾发现青蒿素的历程，让我更加坚定了对中医史研究的信念。创新离不开继承，继承离不开对历史和经典的挖掘与总结。青蒿素提取的思路来自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的记载，这就是中医的继承。”
朱建平认为，近代以来，中医受到挤压甚至面临被废除、取缔，这不仅反映了中医、西医之间的碰撞，还更多地反映出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西方文化传入，彻底改变了我国的教育体制，虽然医学课程渐渐遵循西医模式，但中医因有显著的疗效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民间得以生存和延续。百年来，我国其他自然科学几乎被西方科学代替或肢解，而中医没有断裂，反而一直在发展。发展中医药是历史的选择，而中医药创新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就是要在认真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成果远不止一部著作
宝剑锋从磨砺出，经历了“百年中医史项目”的培养和锻炼，研究组人才辈出，形成了一支“经得起考验”的中医史研究队伍。其中，博士后2名、博士生7名、硕士生3名、其他青年人才14名，既有中医史研究的中流砥柱，也有跟随项目步伐成长起来的学术新秀。
“中医史人才培养，就是要年轻学者去做研究。通过参加项目，一边学一边做。”朱建平说，分章节的写作任务分派给项目组各位成员，每章由其亲自撰写提纲、确定基调，再由副主编写出样稿，成员依照样稿进行撰写，以确保全书体例一致。在这个过程中，穿插着经常性的研讨、点评会议，“这样他们可以少走弯路，学得更快”。
除了参与具体篇目的撰写，朱建平还尽可能让青年学者参与到项目其他环节的执行中。因为，20多年前参与《中国医学通史》编撰的经历对朱建平这次主持百年中医史项目依然很有帮助，所以他希望通过“百年中医史研究”项目培养新一代人才，弥补中医史研究的人才缺乏。
更可喜的是，在百年中医史项目立项之后不久，其他百年专科史研究项目也逐渐启动，“针灸所启动百年针灸史研究，我所后续也将启动百年中药史、百年热病史的研究。分科史研究是对百年中医史的丰富和延伸”。
现在，朱建平依然为“百年中医史”忙碌着，他在积极联系出版社和美编团队，想尽快做出“百年中医史”图说本、精简本，用于全民普及。“希望这项研究不仅能为政策制定和院校教育发挥作用，为中医界所借鉴，还能走进千家万户，发挥中医药尊重生命、维护健康的普世价值。”朱建平说。 (林晓斐 实习记者 刘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