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中医本源 凸显中医思维 ——《实用中医儿科学》编写思路
壬辰仲春，正当我望八之年临近之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王国辰社长与编辑室肖培新主任亲临鸢都潍坊，向我提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打算组编一部《实用中医儿科学》，请我做主编。基于对朱锦善的了解，我推荐他同时做主编。接到这本《实用中医儿科学》的编写任务，我们思考良多。
中医如何发展？作为临床主要学科之一的中医儿科如何发展？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在2007年为《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第一辑写的序言中说：“新中国成立后半个世纪，中医教育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但从临床医学角度看，人才在重西轻中的指导思想培养下，正在走下坡路!”中医学术在走下坡路，中医临床医学在走下坡路，这是不争的事实。它主要表现在中医临证能力下降，中医辨证论治水平下降，中医临床疗效下降!其要害点就在于“重西轻中”思想的指导，就在于用西医思维指导中医。我们说要倡导中医思维，要用中医思维来指导中医临床，要发挥中医特色与优势，就是要逆转这种状况，回归中医，复兴中医。什么是中医思维?什么是中医临证思维?一言蔽之，就是中医辨证论治思维。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临证之本，疗效之本!多少年来，中医的辨证论治在潜移默化中逐步被“辨证分型”“分型施治”所代替，辨证论治思维变成了分型施治思维，而这种分型思维实际上就是西医的定式思维，它改变了因时因地因人不同的中医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将辨证论治简单化、肤浅化、固定化、程式化。而且这种“分型”现在成了中医临床医学的“标准”与“规范”，临床的“路径”。正如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所言：“实则已将活泼生动之辨治精神变为僵化之框架，实为可叹!不可取也!”
, 百拇医药
这部《实用中医儿科学》的编写，我们就是希望能突破“分型”框框，回归中医传统，回归中医临床。我和朱锦善教授以及这个编写团队的主创人员在编写开始之前，就对此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因为要突破“分型”框框，就意味着要改变近几十年来中医临床医学著作的编写形式，要花大的精力去改变编写作者过去写作的思维模式。我们定下本书的编写宗旨，必须是“中医”的，“儿科”的，更是“实用”的。为此，我们在编写体例和内容上体现以下三大特点：一是设立“临证思路”栏目，将每一病证的中医临证思维分“病机辨识”“症状识辨”“治法与处方原则”“用药式”四个方面加以论述，是从疾病“纵”的方面进行分析，真正体现中医的临证思维，以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每一病证，无论是中医的证候，还是西医名称的疾病，都有一定的病机规律，这是中医临证的重点、主线。“病机辨识”就是从病证的病因病机的规律上去辨识，犹如《内经》的病机十九条，这是辨证的纲，病机是纲，纲举则目张。症状是辨证的重要依据，通过认识症状来进行辨证，是中医的最基本的技能，但是这一项是目前中医的短板，由优势变成了弱项。中医辨证能力的强弱，这是关键。首先是对症状的细致观察来认识症状，然后才是根据症状的表现来辨证。比如咳嗽这个症状，要咳嗽的情势紧迫与舒缓，是呛咳还是单声咳或连咳不已？是咳声紧闷重浊不舒还是咳声轻扬高亢？咳声偏于上部还是中下部?咳嗽是新发还是宿疾？咳嗽的时段是夜晚还是清晨？痰液是稀薄还是浓稠?痰色是浅还是深？咳嗽是否兼喘？等等，这些都是对咳嗽这一临床症状的识别，然后对症状进行辨证。这本是中医的基本功，现在却被忽略，因此辨证不细不精不确。我们常说西医诊病凭理化检查，理化检查越细致越深入高端，诊断就越准确。中医没有化验单，靠什么？就是靠对症状的细致深入的认识与辨别，这就是中医的“化验单”。我们这本书单列此栏目，就是尽可能挖掘中医对临床症状的认识，提高辨证能力与水平，力求辨证要细致入微。既往我们多注重谈“治法”，而“处方”谈得少。如何处方？其实这是论治的重要一环。一个处方开得好不好，能否达到最佳疗效，除治法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必须做到君臣佐使相辅相成，相佐相成或相反相成，有时需要反佐、需要制约。又比如驱邪外出，要根据病邪的性质，侵犯的部位，选择最佳路径、方法及技巧。又比如要扶正固本，要根据脏腑的生克乘侮关系，表里关系，阴阳互根互生的关系，或虚则补其母，或脏腑相生，更好地达到补益扶正的目的。一个处方开得好，还要注意用药的升降浮沉，标本缓急，气化出入等等。这就是处方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用药丝丝入扣。“用药式”，是根据治法与处方原则的用药举例，并指出用药的注意要点，说明这些药物在使用上的轻重缓急。用药如用兵，用兵讲究阵式，治病用药也同样有阵式章法，将药物一式一式地列出，供临证选用。这就要求我们的作者对药物的性能功效有深入的了解，所谓“熟谙药性”。二是设立“证治条辨”栏目。目前通常的中医临床学科的著作，这一栏目用的是“辨证论治”，然后在“辨证论治”下分列三五个或六七个证型进行论述。这个“辨证论治”就变成了“分型施治”，冠以“辨证论治”实际上是一种偷梁换柱，掩人耳目的做法。我们要突破“分型”的框框，就是还中医传统的本来面目。传统的中医临床著作，从《伤寒杂病论》到《温病条辨》，再到临床各科都是以条辨的形式来编写。我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山东省的中医儿科专家编写的《幼科条辨》也是采用这种形式。我们认为“证治条辨”不但突破“分型”的框框，而且能体现辨证论治思维，能较好地全面反映疾病的临床情况与变化规律。我们的做法是小的病证一般列十多条，中型的病证列二十多条，大的病证列30条以上，每1条证治之下又列方药随证加减3～5条。这样编写信息量较大，这里面包括常证，更尽可能反映变证，便于读者查阅和思考。如果说“临证思维”的4个小栏目内容是从纵的方面论述，授人以渔的话，那“证治条辨”则是尽可能从横的方面论述，授人以鱼。三是重视儿科内服方药与外治推拿针灸疗法的应用。内服方药与外治、针灸、推拿是中医的治疗手段，对于儿科更要重视。以往论医，都是医理论述多而治法方药探索少。这本《实用中医儿科学》我们除加强辨证论治思维与证治条辨的论述外，特别注意加强方药治法的应用，注重实用性。第一精选了现代中医儿科医家的经验效方，第二强调小儿外治疗法的应用，第三小儿推拿疗法介绍了包括三字经流派在内的多种推拿疗法，第四针灸疗法重点针对疗效好的病证。这里面有名医大家的经验效方，有老中药师的经验传授，有各流派推拿、针灸名家的经验，更有宝贵的民间疗法。外治推拿不是小道小技，它是真正的绿色疗法，简便验廉，能进医院，能进社区，能进家庭，还能推向世界。俗语说:单方治大病，小药起沉疴!实用有效才是第一位的。
习总书记对中医中药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精辟的论断，全国中医界同仁深受鼓舞和鞭策，在此感召下，儿科界同仁历时三年，四易其稿，反复审修，朱锦善教授也变得头发花白，我每次见到他总感到心痛。全体作者与审阅专家为此书付出了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这本著作的编写难度不同以往，是继承也是创新，是回归中医的历程，我们把它作为引玉的抛砖，问路的投石。因为是第一次这样写作，也是一次尝试，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希望出版以后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大家也将宝贵意见与建议反馈给我们，以便再版时修正。(张奇文), 百拇医药
中医如何发展？作为临床主要学科之一的中医儿科如何发展？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在2007年为《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第一辑写的序言中说：“新中国成立后半个世纪，中医教育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但从临床医学角度看，人才在重西轻中的指导思想培养下，正在走下坡路!”中医学术在走下坡路，中医临床医学在走下坡路，这是不争的事实。它主要表现在中医临证能力下降，中医辨证论治水平下降，中医临床疗效下降!其要害点就在于“重西轻中”思想的指导，就在于用西医思维指导中医。我们说要倡导中医思维，要用中医思维来指导中医临床，要发挥中医特色与优势，就是要逆转这种状况，回归中医，复兴中医。什么是中医思维?什么是中医临证思维?一言蔽之，就是中医辨证论治思维。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临证之本，疗效之本!多少年来，中医的辨证论治在潜移默化中逐步被“辨证分型”“分型施治”所代替，辨证论治思维变成了分型施治思维，而这种分型思维实际上就是西医的定式思维，它改变了因时因地因人不同的中医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将辨证论治简单化、肤浅化、固定化、程式化。而且这种“分型”现在成了中医临床医学的“标准”与“规范”，临床的“路径”。正如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所言：“实则已将活泼生动之辨治精神变为僵化之框架，实为可叹!不可取也!”
, 百拇医药
这部《实用中医儿科学》的编写，我们就是希望能突破“分型”框框，回归中医传统，回归中医临床。我和朱锦善教授以及这个编写团队的主创人员在编写开始之前，就对此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因为要突破“分型”框框，就意味着要改变近几十年来中医临床医学著作的编写形式，要花大的精力去改变编写作者过去写作的思维模式。我们定下本书的编写宗旨，必须是“中医”的，“儿科”的，更是“实用”的。为此，我们在编写体例和内容上体现以下三大特点：一是设立“临证思路”栏目，将每一病证的中医临证思维分“病机辨识”“症状识辨”“治法与处方原则”“用药式”四个方面加以论述，是从疾病“纵”的方面进行分析，真正体现中医的临证思维，以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每一病证，无论是中医的证候，还是西医名称的疾病，都有一定的病机规律，这是中医临证的重点、主线。“病机辨识”就是从病证的病因病机的规律上去辨识，犹如《内经》的病机十九条，这是辨证的纲，病机是纲，纲举则目张。症状是辨证的重要依据，通过认识症状来进行辨证，是中医的最基本的技能，但是这一项是目前中医的短板，由优势变成了弱项。中医辨证能力的强弱，这是关键。首先是对症状的细致观察来认识症状，然后才是根据症状的表现来辨证。比如咳嗽这个症状，要咳嗽的情势紧迫与舒缓，是呛咳还是单声咳或连咳不已？是咳声紧闷重浊不舒还是咳声轻扬高亢？咳声偏于上部还是中下部?咳嗽是新发还是宿疾？咳嗽的时段是夜晚还是清晨？痰液是稀薄还是浓稠?痰色是浅还是深？咳嗽是否兼喘？等等，这些都是对咳嗽这一临床症状的识别，然后对症状进行辨证。这本是中医的基本功，现在却被忽略，因此辨证不细不精不确。我们常说西医诊病凭理化检查，理化检查越细致越深入高端，诊断就越准确。中医没有化验单，靠什么？就是靠对症状的细致深入的认识与辨别，这就是中医的“化验单”。我们这本书单列此栏目，就是尽可能挖掘中医对临床症状的认识，提高辨证能力与水平，力求辨证要细致入微。既往我们多注重谈“治法”，而“处方”谈得少。如何处方？其实这是论治的重要一环。一个处方开得好不好，能否达到最佳疗效，除治法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必须做到君臣佐使相辅相成，相佐相成或相反相成，有时需要反佐、需要制约。又比如驱邪外出，要根据病邪的性质，侵犯的部位，选择最佳路径、方法及技巧。又比如要扶正固本，要根据脏腑的生克乘侮关系，表里关系，阴阳互根互生的关系，或虚则补其母，或脏腑相生，更好地达到补益扶正的目的。一个处方开得好，还要注意用药的升降浮沉，标本缓急，气化出入等等。这就是处方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用药丝丝入扣。“用药式”，是根据治法与处方原则的用药举例，并指出用药的注意要点，说明这些药物在使用上的轻重缓急。用药如用兵，用兵讲究阵式，治病用药也同样有阵式章法，将药物一式一式地列出，供临证选用。这就要求我们的作者对药物的性能功效有深入的了解，所谓“熟谙药性”。二是设立“证治条辨”栏目。目前通常的中医临床学科的著作，这一栏目用的是“辨证论治”，然后在“辨证论治”下分列三五个或六七个证型进行论述。这个“辨证论治”就变成了“分型施治”，冠以“辨证论治”实际上是一种偷梁换柱，掩人耳目的做法。我们要突破“分型”的框框，就是还中医传统的本来面目。传统的中医临床著作，从《伤寒杂病论》到《温病条辨》，再到临床各科都是以条辨的形式来编写。我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山东省的中医儿科专家编写的《幼科条辨》也是采用这种形式。我们认为“证治条辨”不但突破“分型”的框框，而且能体现辨证论治思维，能较好地全面反映疾病的临床情况与变化规律。我们的做法是小的病证一般列十多条，中型的病证列二十多条，大的病证列30条以上，每1条证治之下又列方药随证加减3～5条。这样编写信息量较大，这里面包括常证，更尽可能反映变证，便于读者查阅和思考。如果说“临证思维”的4个小栏目内容是从纵的方面论述，授人以渔的话，那“证治条辨”则是尽可能从横的方面论述，授人以鱼。三是重视儿科内服方药与外治推拿针灸疗法的应用。内服方药与外治、针灸、推拿是中医的治疗手段，对于儿科更要重视。以往论医，都是医理论述多而治法方药探索少。这本《实用中医儿科学》我们除加强辨证论治思维与证治条辨的论述外，特别注意加强方药治法的应用，注重实用性。第一精选了现代中医儿科医家的经验效方，第二强调小儿外治疗法的应用，第三小儿推拿疗法介绍了包括三字经流派在内的多种推拿疗法，第四针灸疗法重点针对疗效好的病证。这里面有名医大家的经验效方，有老中药师的经验传授，有各流派推拿、针灸名家的经验，更有宝贵的民间疗法。外治推拿不是小道小技，它是真正的绿色疗法，简便验廉，能进医院，能进社区，能进家庭，还能推向世界。俗语说:单方治大病，小药起沉疴!实用有效才是第一位的。
习总书记对中医中药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精辟的论断，全国中医界同仁深受鼓舞和鞭策，在此感召下，儿科界同仁历时三年，四易其稿，反复审修，朱锦善教授也变得头发花白，我每次见到他总感到心痛。全体作者与审阅专家为此书付出了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这本著作的编写难度不同以往，是继承也是创新，是回归中医的历程，我们把它作为引玉的抛砖，问路的投石。因为是第一次这样写作，也是一次尝试，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希望出版以后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大家也将宝贵意见与建议反馈给我们，以便再版时修正。(张奇文),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