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脱离中医理论，中药就是“草根树皮”
中医中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但在谈到中医中药时，“废医存药”、“中医将毁于中药”、“中医将毁于传承”……这些话题总会时不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这些说法有道理吗？中医和中药能否分开？中医中药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做得更好？日前，在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的组织下，我国多位知名国医大师、中医中药专家接受了记者采访，就这些广受关注的中医中药热点话题进行“辨证论治”。
五大“变异”影响中药可持续发展
在接受采访时，专家并不讳言我国目前中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国医大师孙光荣教授说，目前中药存在的问题使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两个字——“变异”，五大变异造成了中药的效果下降，甚至增加了毒副作用，影响了中药的可持续利用：一是种子的“变异”；二是水土的“变异”；三是采集时间和方法的“变异”；四是炮制方法的“变异”；五是储存方法的“变异”。比如，何首乌因为种植土壤的变异和炮制的不规范，导致出现中毒事件。当归的当归头有止血作用，当归身有养血作用，当归尾有破血作用；血虚引起头痛者应该用当归头，身体虚弱者应该用当归身，手脚麻木者应该用当归尾；但是现在把它们全都切成片混合使用，临床效果可能就会适得其反。熟地，原来炮制讲究九蒸九晒，现在一蒸一晒就出来了，效果肯定不一样。
孙光荣认为，提高中药效果应该在政策上把好几道关：一是加强对中药质量的检测；二是加强对中药生产的监督；三是加强对中药产品的追踪。他认为，只有中药种植和生产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才能保障中药的产品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景源教授从事多年中医临床工作。他认为，目前我国中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中药种植有“跟风”现象，看到哪个药材涨价就种哪个，使得道地药材难以寻觅，造成质量难以保证；二是很多中药存在农药、重金属残留问题；三是药材市场还有很多假冒伪劣药品；四是我国现在的高等中医药院校还缺少培养种植栽培人员的教育机制。他指出，要大力培养中药人才，包括中药种植人才；对中药市场要严格管理，加强中药材种植的田间管理，规范道地药材的种植。
“中医将毁于中药”是一种警示和忧虑
我国著名中药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周超凡教授投身中医中药领域已经60年，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医中药的快速发展。他说，中医和中药密不可分，必须结合才能发挥它们治病救人的作用。中药需要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使用，研究中药也离不开中医理论，假如没有中医理论，中药就是“草根树皮”，既没有经济价值，也没有药用价值。因此，中医药“废医存药”是不可能的。孙光荣也表示，有人说中医可能毁于中药，这更多的是一种警示和忧虑。中医中药深深扎根于我国人民大众，不可能消失。
有人说中医将毁于传承，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杨金生认为这种观点也不正确。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中医教育的主流就是师徒传承，没有师徒传承，中医就发展不到今天。有人说，现在的大学培养的都是中医的掘墓人，这样的说法也过于偏执。如果没有院校教育，中医就不会取得今天的发展成绩。目前院校教育是中医教育的主体，而师带徒是中医的特色。对于师带徒，他认为需要有三个基本要求：第一是要有名师，不是什么人都能带徒弟；第二是当徒弟也得有一定的资质和文化程度；第三是要建立考核机制。他希望能够“名师带高徒”，学生要有中级以上职称，对医学有一个逐步了解的过程，这时候学习才能学精、学高。
作为第五到第九届中国药典委委员、第十届药典委顾问，周超凡参与了多次《中国药典》的编写工作。谈起中医中药取得的进步，他认为，中药的进步还体现在标准的确定上。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药没有标准，随着《中国药典》对中药的收录，表明中药已经有国家标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医中药治好了无数的病人，但在过去，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难以把中医药治好病的机理弄清楚；而现在对中药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化学成分，了解这些中药化学成分的药理机制，还开发了中药注射剂、颗粒剂等很多创新剂型。另外，以前我国没有中医院校，更没有中药系，而现在不仅在中医药院校有中药系，在其他一些学院，如有些省份的农学院都有中药资源专业。这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进步。他认为，虽然中药市场上还有很多不法商人，有造假、制假行为，有农残超标问题，但不应该以此来否定中医药，对中医中药应该要有信心。
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四个“强化”
围绕当前中医药事业怎么发展，到底存在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孙光荣提出，要在珍视中医药已经形成“六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新局面的基础上，做好四个“强化”。
第一要强化中医思维模式。孙光荣说，现在有的医院挂着中医院的牌子，但看病的大夫并不是中医师。有的中医师把中医的精髓丢了，看病过于依赖仪器设备，成为“西医诊断，中医配方”。“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明确指出，中医看病就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南宋陈言创立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三因学说’。这些就是中医思维模式，需要强化，要按中医的思维方式去从事临床工作。”他说，中医很多疾病是通过仪器检测不出来的，比如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没有一个仪器可以检测出来，必须依靠中医思维模式辨证论治。如果抛弃中医思维模式，中医就传承不下去。
第二要强化中药质量保障。孙光荣说，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提高中药临床疗效就是发展中医的核心工程，中医需要“纯真”的中药。同时，中药资源要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孙光荣说，要解决中药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德治”“术治”和“法治”相结合。制药首先要讲良心、讲道德，这是“德治”；从事中药研制者要懂得中医理论，要将中医和中药结合起来，才能使中药为中医临床服务，这是“术治”；同时还需要有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进行约束，这就是“法治”。
第三要强化中医药知识的普及。孙光荣说，因为中医药文化是最能够真实完整体现中华文化特征的，我们要利用中医药来振兴中华文化。如何续写“中医中药中国行”、延伸到“中医中药世界行”，这是当下需要认真研究的。
第四要强化《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落实。孙光荣说，目前中药从种植到临床，上头管的部门太多。在现阶段、现行体制下，只有充分发挥国务院中医药发展部际协调会议的作用，改变 “多龙治水” “高位截瘫”的局面，才能落实发展纲要。
刘景源说，虽然对中医药要有忧患意识，但是也没有必要悲观失望。现在党中央、国务院都特别重视中医药，可以说目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中药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医不会亡；只要土地不消失，中药就更不会亡。孙光荣说，中国崛起，其民生工程必定会从“民以食为天”向“民以健为先”延伸。中医药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医药事业发展必定会在建设“健康中国”的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朱国旺)
五大“变异”影响中药可持续发展
在接受采访时，专家并不讳言我国目前中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国医大师孙光荣教授说，目前中药存在的问题使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两个字——“变异”，五大变异造成了中药的效果下降，甚至增加了毒副作用，影响了中药的可持续利用：一是种子的“变异”；二是水土的“变异”；三是采集时间和方法的“变异”；四是炮制方法的“变异”；五是储存方法的“变异”。比如，何首乌因为种植土壤的变异和炮制的不规范，导致出现中毒事件。当归的当归头有止血作用，当归身有养血作用，当归尾有破血作用；血虚引起头痛者应该用当归头，身体虚弱者应该用当归身，手脚麻木者应该用当归尾；但是现在把它们全都切成片混合使用，临床效果可能就会适得其反。熟地，原来炮制讲究九蒸九晒，现在一蒸一晒就出来了，效果肯定不一样。
孙光荣认为，提高中药效果应该在政策上把好几道关：一是加强对中药质量的检测；二是加强对中药生产的监督；三是加强对中药产品的追踪。他认为，只有中药种植和生产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才能保障中药的产品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景源教授从事多年中医临床工作。他认为，目前我国中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中药种植有“跟风”现象，看到哪个药材涨价就种哪个，使得道地药材难以寻觅，造成质量难以保证；二是很多中药存在农药、重金属残留问题；三是药材市场还有很多假冒伪劣药品；四是我国现在的高等中医药院校还缺少培养种植栽培人员的教育机制。他指出，要大力培养中药人才，包括中药种植人才；对中药市场要严格管理，加强中药材种植的田间管理，规范道地药材的种植。
“中医将毁于中药”是一种警示和忧虑
我国著名中药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周超凡教授投身中医中药领域已经60年，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医中药的快速发展。他说，中医和中药密不可分，必须结合才能发挥它们治病救人的作用。中药需要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使用，研究中药也离不开中医理论，假如没有中医理论，中药就是“草根树皮”，既没有经济价值，也没有药用价值。因此，中医药“废医存药”是不可能的。孙光荣也表示，有人说中医可能毁于中药，这更多的是一种警示和忧虑。中医中药深深扎根于我国人民大众，不可能消失。
有人说中医将毁于传承，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杨金生认为这种观点也不正确。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中医教育的主流就是师徒传承，没有师徒传承，中医就发展不到今天。有人说，现在的大学培养的都是中医的掘墓人，这样的说法也过于偏执。如果没有院校教育，中医就不会取得今天的发展成绩。目前院校教育是中医教育的主体，而师带徒是中医的特色。对于师带徒，他认为需要有三个基本要求：第一是要有名师，不是什么人都能带徒弟；第二是当徒弟也得有一定的资质和文化程度；第三是要建立考核机制。他希望能够“名师带高徒”，学生要有中级以上职称，对医学有一个逐步了解的过程，这时候学习才能学精、学高。
作为第五到第九届中国药典委委员、第十届药典委顾问，周超凡参与了多次《中国药典》的编写工作。谈起中医中药取得的进步，他认为，中药的进步还体现在标准的确定上。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药没有标准，随着《中国药典》对中药的收录，表明中药已经有国家标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医中药治好了无数的病人，但在过去，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难以把中医药治好病的机理弄清楚；而现在对中药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化学成分，了解这些中药化学成分的药理机制，还开发了中药注射剂、颗粒剂等很多创新剂型。另外，以前我国没有中医院校，更没有中药系，而现在不仅在中医药院校有中药系，在其他一些学院，如有些省份的农学院都有中药资源专业。这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进步。他认为，虽然中药市场上还有很多不法商人，有造假、制假行为，有农残超标问题，但不应该以此来否定中医药，对中医中药应该要有信心。
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四个“强化”
围绕当前中医药事业怎么发展，到底存在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孙光荣提出，要在珍视中医药已经形成“六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新局面的基础上，做好四个“强化”。
第一要强化中医思维模式。孙光荣说，现在有的医院挂着中医院的牌子，但看病的大夫并不是中医师。有的中医师把中医的精髓丢了，看病过于依赖仪器设备，成为“西医诊断，中医配方”。“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明确指出，中医看病就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南宋陈言创立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三因学说’。这些就是中医思维模式，需要强化，要按中医的思维方式去从事临床工作。”他说，中医很多疾病是通过仪器检测不出来的，比如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没有一个仪器可以检测出来，必须依靠中医思维模式辨证论治。如果抛弃中医思维模式，中医就传承不下去。
第二要强化中药质量保障。孙光荣说，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提高中药临床疗效就是发展中医的核心工程，中医需要“纯真”的中药。同时，中药资源要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孙光荣说，要解决中药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德治”“术治”和“法治”相结合。制药首先要讲良心、讲道德，这是“德治”；从事中药研制者要懂得中医理论，要将中医和中药结合起来，才能使中药为中医临床服务，这是“术治”；同时还需要有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进行约束，这就是“法治”。
第三要强化中医药知识的普及。孙光荣说，因为中医药文化是最能够真实完整体现中华文化特征的，我们要利用中医药来振兴中华文化。如何续写“中医中药中国行”、延伸到“中医中药世界行”，这是当下需要认真研究的。
第四要强化《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落实。孙光荣说，目前中药从种植到临床，上头管的部门太多。在现阶段、现行体制下，只有充分发挥国务院中医药发展部际协调会议的作用，改变 “多龙治水” “高位截瘫”的局面，才能落实发展纲要。
刘景源说，虽然对中医药要有忧患意识，但是也没有必要悲观失望。现在党中央、国务院都特别重视中医药，可以说目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中药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医不会亡；只要土地不消失，中药就更不会亡。孙光荣说，中国崛起，其民生工程必定会从“民以食为天”向“民以健为先”延伸。中医药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医药事业发展必定会在建设“健康中国”的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朱国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