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顺：“高龄青年”养成记
1979年他陪着女儿王遒去北京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为了支付庞大的开销，需要赚钱，于是去美院当人体模特，但那时候他并没有多少肌肉。孙休兰觉得王德顺“是个笨人”，可贵处不在天生条件，在于肯下功夫。四五十岁了开始咬着牙锻炼，慢慢地练出了肌肉，压腿也行了，而且还常去聋哑学校，教学生的时候也观察他们，学习他们的神情动作。
1983年，王德顺在丁扬忠的邀请下去中戏参加了国际布莱希特研讨会，在会上表演了他自己创作的第一部哑剧《人与蛇》，取材于农夫与蛇的故事，既演农夫又演蛇。他想得很清楚，“哑剧不能两个人演，这样比画观众会着急，一个人演就不用说话，用虚幻来表现没有的东西”。十几分钟的表演引起了德国大使馆的注意，邀请他去德国参加哑剧节。这成了王德顺编演哑剧的动力，也成了走出长春的契机。1985年，和夫人赵爱娟编排好《暮年》、《生命》、《死神》、《等》、《囚》、《梦》、《杀鸡取卵》等十几个哑剧节目后，王德顺带着全家人来到了北京。“我觉得哑剧在长春不会有观众，我们只能去文化的中心演。”这一年，王德顺49岁了。他把对戏剧情感的投入转移到形体动作上，但他同时又投入了更多：有保障的工作、舒适的住所、安稳的生活，然后不可避免去面对北漂过程中要经历的情感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
三
王德顺和家人组成了一个家庭剧团，赵爱娟帮他编戏和排戏，女儿帮他钢琴伴奏，儿子帮他报幕和打灯光。一开始没有剧院的演出机会，主要演出场所就是高校，想着“高校里学生有文化，更能接受哑剧这种形式”。那时北京有50多所高校，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演了个遍。“都是我妈妈上门主动去找他们，团委或者学生会，跟人家说这里有一台哑剧你们看不看，很便宜的。”王遒说，“有几次演出没有正式的场地，放在食堂里就着饭味儿演，可是学生的反响都特别好。慢慢地就有学校主动联系我们了。到了第二年新生入学了，又去演一遍。”
十几个哑剧组合下来大约是两小时左右的表演，报酬往往是一两百元。当时在北京租房子非法，又没有多余的钱住旅馆，王德顺一家只好借住在朋友家，经常在几个地方搬来搬去，西单、虎坊桥、煤渣胡同、大雅宝胡同、宣外大街……有时候一年之内会搬八九次家。
中戏的院长徐小忠看他们辛苦，也曾提供中戏的招待所给他们住，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钱。一个房间四张床，10块钱一天，在当时算下来也是不小的开销。王遒不觉得父母为此特别灰心难过，她说：“一直觉得老两口精力都比较旺盛，事儿做得不顺，但心态很好。偶尔看到一两次我爸发愁，比如回来没房子住，走在天桥上他会耷拉着头，这时候我妈就该说了，喝粥去吧，不是手里还有20块钱嘛。”那时候的惶惑、沮丧或者怀疑，都被王德顺在儿女面前藏起来，写在他的日记里——怎样焦虑演出没有落实，看到街头卖艺乞讨的人又是如何触动，搬进去不到5天的房子人家又要收回，他又是如何难过，“再也没有睡眠了”。
1987年王德顺一家到联邦德国参加哑剧节。经历了出发前的种种限制、困难，转机时丢失行李后又找回的虚惊，他的演出终于顺利进行。
创作完哑剧王德顺和妻子才意识到，他们的哑剧全都是悲伤的主题。
编哑剧时，王德顺和赵爱娟几乎是没有任何商量地写了那些主题，“就像从心里流出来的”。但他没消沉过。离开沈阳军区后，王德顺回去过好几次，去跟过去的同事朋友“炫耀”：他的女儿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夫人去了中戏进修，他们去了德国演出。“炫耀不是要气人家，是要告诉人家我怎么活过来的。这种炫耀就是给自己前进的动力和生活的勇气，我觉得我身上充满这种动力，往前走。”刚复员不久的时候，王德顺有一次在车站碰到了几个同事，他当时穿着一身油污的工人衣装。“他们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我当时就想，这个眼神我得记住多少年啊。”他说。
四
其实王德顺搞活雕塑，一方面是看了罗丹雕塑展的启发，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开始觉得自己体力上演哑剧有点困难了。演《死神》的时候，他正面演人，背面演鬼，死神作揖时他要把双手背到身后去合十，常常扯得两臂酸疼。有的动作他更是难以完成。“比如《杀鸡取卵》中要表现鸡的垂死挣扎，我躺在地上四脚朝天，要用后背的力量把自己弹起来，这非常难，到后来就不太行了。”
一开始活雕塑的演出相当成功，彩排的时候记者和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急得赵爱娟用东北话维持秩序：“乡亲们哪乡亲们……”让王德顺乐不可支。首演得到了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等的认可，让王德顺也充满信心。但很快就有报道出来，说王德顺在搞“裸体艺术”，虽然没有彻底封杀，但表演机会从此寥寥。这对王德顺是个很大的打击。“活雕塑之后他差不多歇了两年，然后我开始慢慢劝他接演一些影视剧的角色。”王遒说。王德顺的家庭艺术团终于还是解了体，王遒开始去凤凰卫视上班，“终究是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演起影视剧，王德顺觉得已经太简单了。晚年的他比以前更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只不过比起孙休兰做饭养花的闲适，他还是要活得“不安分”许多。
晚年的王德顺每天游泳、健身，还和女儿去滑冰，生活得从容起来。但心里的一件大事儿始终没落实：二三十年前他就想出一本关于形体语言艺术的书，但是出版社不给他出，嫌照片上的他2011年，王德顺打电话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好胡晓航接了电话。“我想大概是可以的，约了一个时间让他拿过来看看。一见面我就被他吸引了。”胡晓航说。其实在确定书的内容到底如何之前，倒是王德顺本人的吸引力让她动了做这本书的念头。“我想他本人这么有吸引力，状态这么好，背后的付出一定是很多的。”
王德顺把自己的书当作一本教材，他理想中的读者是美术专业、表演专业的学生，跟自己的个人经历没什么关系。但是胡晓航觉得，人们对王德顺最感兴趣的，恐怕还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的状态和生活故事。这之间的偏差她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处理，因此直到现在书还没有出版。“我知道他很着急，但是他一直都说没关系，不给我任何压力。”胡晓航说，“这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在经过许多事之后，他变得更平和了，这是我现在接触的他与在日记中读到的他感觉不一样的地方。但那股劲儿，一直都在。”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节)
(若水编辑), http://www.100md.com(周翔)
1983年，王德顺在丁扬忠的邀请下去中戏参加了国际布莱希特研讨会，在会上表演了他自己创作的第一部哑剧《人与蛇》，取材于农夫与蛇的故事，既演农夫又演蛇。他想得很清楚，“哑剧不能两个人演，这样比画观众会着急，一个人演就不用说话，用虚幻来表现没有的东西”。十几分钟的表演引起了德国大使馆的注意，邀请他去德国参加哑剧节。这成了王德顺编演哑剧的动力，也成了走出长春的契机。1985年，和夫人赵爱娟编排好《暮年》、《生命》、《死神》、《等》、《囚》、《梦》、《杀鸡取卵》等十几个哑剧节目后，王德顺带着全家人来到了北京。“我觉得哑剧在长春不会有观众，我们只能去文化的中心演。”这一年，王德顺49岁了。他把对戏剧情感的投入转移到形体动作上，但他同时又投入了更多：有保障的工作、舒适的住所、安稳的生活，然后不可避免去面对北漂过程中要经历的情感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
三
王德顺和家人组成了一个家庭剧团，赵爱娟帮他编戏和排戏，女儿帮他钢琴伴奏，儿子帮他报幕和打灯光。一开始没有剧院的演出机会，主要演出场所就是高校，想着“高校里学生有文化，更能接受哑剧这种形式”。那时北京有50多所高校，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演了个遍。“都是我妈妈上门主动去找他们，团委或者学生会，跟人家说这里有一台哑剧你们看不看，很便宜的。”王遒说，“有几次演出没有正式的场地，放在食堂里就着饭味儿演，可是学生的反响都特别好。慢慢地就有学校主动联系我们了。到了第二年新生入学了，又去演一遍。”
十几个哑剧组合下来大约是两小时左右的表演，报酬往往是一两百元。当时在北京租房子非法，又没有多余的钱住旅馆，王德顺一家只好借住在朋友家，经常在几个地方搬来搬去，西单、虎坊桥、煤渣胡同、大雅宝胡同、宣外大街……有时候一年之内会搬八九次家。
中戏的院长徐小忠看他们辛苦，也曾提供中戏的招待所给他们住，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钱。一个房间四张床，10块钱一天，在当时算下来也是不小的开销。王遒不觉得父母为此特别灰心难过，她说：“一直觉得老两口精力都比较旺盛，事儿做得不顺，但心态很好。偶尔看到一两次我爸发愁，比如回来没房子住，走在天桥上他会耷拉着头，这时候我妈就该说了，喝粥去吧，不是手里还有20块钱嘛。”那时候的惶惑、沮丧或者怀疑，都被王德顺在儿女面前藏起来，写在他的日记里——怎样焦虑演出没有落实，看到街头卖艺乞讨的人又是如何触动，搬进去不到5天的房子人家又要收回，他又是如何难过，“再也没有睡眠了”。
1987年王德顺一家到联邦德国参加哑剧节。经历了出发前的种种限制、困难，转机时丢失行李后又找回的虚惊，他的演出终于顺利进行。
创作完哑剧王德顺和妻子才意识到，他们的哑剧全都是悲伤的主题。
编哑剧时，王德顺和赵爱娟几乎是没有任何商量地写了那些主题，“就像从心里流出来的”。但他没消沉过。离开沈阳军区后，王德顺回去过好几次，去跟过去的同事朋友“炫耀”：他的女儿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夫人去了中戏进修，他们去了德国演出。“炫耀不是要气人家，是要告诉人家我怎么活过来的。这种炫耀就是给自己前进的动力和生活的勇气，我觉得我身上充满这种动力，往前走。”刚复员不久的时候，王德顺有一次在车站碰到了几个同事，他当时穿着一身油污的工人衣装。“他们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我当时就想，这个眼神我得记住多少年啊。”他说。
四
其实王德顺搞活雕塑，一方面是看了罗丹雕塑展的启发，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开始觉得自己体力上演哑剧有点困难了。演《死神》的时候，他正面演人，背面演鬼，死神作揖时他要把双手背到身后去合十，常常扯得两臂酸疼。有的动作他更是难以完成。“比如《杀鸡取卵》中要表现鸡的垂死挣扎，我躺在地上四脚朝天，要用后背的力量把自己弹起来，这非常难，到后来就不太行了。”
一开始活雕塑的演出相当成功，彩排的时候记者和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急得赵爱娟用东北话维持秩序：“乡亲们哪乡亲们……”让王德顺乐不可支。首演得到了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等的认可，让王德顺也充满信心。但很快就有报道出来，说王德顺在搞“裸体艺术”，虽然没有彻底封杀，但表演机会从此寥寥。这对王德顺是个很大的打击。“活雕塑之后他差不多歇了两年，然后我开始慢慢劝他接演一些影视剧的角色。”王遒说。王德顺的家庭艺术团终于还是解了体，王遒开始去凤凰卫视上班，“终究是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演起影视剧，王德顺觉得已经太简单了。晚年的他比以前更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只不过比起孙休兰做饭养花的闲适，他还是要活得“不安分”许多。
晚年的王德顺每天游泳、健身，还和女儿去滑冰，生活得从容起来。但心里的一件大事儿始终没落实：二三十年前他就想出一本关于形体语言艺术的书，但是出版社不给他出，嫌照片上的他2011年，王德顺打电话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好胡晓航接了电话。“我想大概是可以的，约了一个时间让他拿过来看看。一见面我就被他吸引了。”胡晓航说。其实在确定书的内容到底如何之前，倒是王德顺本人的吸引力让她动了做这本书的念头。“我想他本人这么有吸引力，状态这么好，背后的付出一定是很多的。”
王德顺把自己的书当作一本教材，他理想中的读者是美术专业、表演专业的学生，跟自己的个人经历没什么关系。但是胡晓航觉得，人们对王德顺最感兴趣的，恐怕还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的状态和生活故事。这之间的偏差她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处理，因此直到现在书还没有出版。“我知道他很着急，但是他一直都说没关系，不给我任何压力。”胡晓航说，“这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在经过许多事之后，他变得更平和了，这是我现在接触的他与在日记中读到的他感觉不一样的地方。但那股劲儿，一直都在。”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节)
(若水编辑), http://www.100md.com(周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