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体验馆：害怕死，其实是怕没有真正活过
2016年3月的一个晚上，玛丽躺在床上，突然发现绝望的情绪像潮水一样，从周身蔓延，浸没自己。“如果当时我能动弹，就自杀了，但自己完全动不了。”潮水退去后，惊魂未定的玛丽，推了推睡在身边的丈夫，“我想自杀。”
没有拥抱，也没有关切的询问，丈夫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有的时候，人只有自己。”在那个绝望的夜晚，躺在身边的爱人无法给她任何帮助，他甚至无法理解她的感受。她意识到“自己必须主动求助”。
第二天，玛丽到北京六院，做了很多检查。那天玛丽像个“傻子”，行动极其缓慢，医生询问病情，她要憋很久，才能回答。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必须有人看护”。医生还询问她，是否愿意住院，玛丽拒绝了。
症状从两年前就有端倪。
两年前家庭的变故和婚姻不顺，让玛丽有轻度的抑郁反应。但表面上，玛丽比以往表现得更“幸福”。“就是拼命觉得我自己很好，不能让别人知道。”玛丽说。她用笑容或者正能量的表达来掩盖一切，但内心的压抑像滚雪球一样，直至两年后的那个夜晚，彻底崩盘。
虽然身边人都试图帮助她，但玛丽和外界是疏离的，外人无法理解她的绝望。
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后，玛丽向单位请了病假，在家休养。她变得容易疲惫，神经敏感，起不了床，比孩子更脆弱。虽然在孩子面前努力控制言行，但孩子还是感受到了压抑。
生病之后，玛丽发现自己对死的恐惧，源于没有“真正地活过”。
玛丽所有的选择，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34岁，她一直活在规矩里，体面、安稳、被羡慕，“真性情”于她并不存在。她变得没有想法。
玛丽天性敏感，在意别人的态度，容易自责。有时候她很想放开这些束缚，重新来过。“所有对我有要求的人，当我死了。我可不可以就当作自己死了？我為自己活一天？”
“死”过两回以后，对她来说最确定的体会是，“原来我很怕死，现在更怕从来没有活过。”
现在，她从一整天都要在床上躺着，到已经可以开始下楼散步，或是给自己做一顿早饭。
玛丽用“死去活来”形容自己的状态。就像新陈代谢一样，她希望那个循规蹈矩的自己能死去一部分，而那个被压抑的天然的自我，能慢慢复苏。
在死亡面前，没有标准答案
“死亡体验”并不是“醒来”的独有产品。
早在2009年，韩国人郑俊就创办了“死亡体验疗法”来应对韩国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体验者身着白袍子、写遗嘱、捧遗像、躺入棺材，享受10分钟死后的“虚无”，思考人生，解脱并重生。这种体验方式在韩国非常受当下年轻人追捧。
在国内，沈阳一家心理咨询机构的创办人汤玉龙也从2009年开始，试图用“死亡体验”的方式解决咨询者的心理问题。
汤玉龙设计的体验流程中，他通过三天的时间了解咨询者的症状，并针对具体问题设计脚本，交由有经验的咨询师扮演体验者丈夫、孩子、父母或者同事等角色。体验结束后，咨询师们会根据体验者的反馈，给予相应解答。
2014年，汤玉龙应合伙人的邀请把“死亡体验”的模式带到了上海，但合伙人希望将之做成短平快，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加之当时客户大多带着猎奇的心态，项目没有成功。汤玉龙重新回到沈阳做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体验。
而在都市的一些咖啡馆里，探讨“死亡”的人群也在扩展中。2011年，英国人约翰·安德伍德在伦敦发起了Death Cafe(死亡咖啡馆)的第一次聚会。一群人(常常是陌生人)聚在一起，围绕“死亡”的主题，进行了一次对生死的探讨。
随后，他把Death Cafe的宗旨推上网络，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加盟的活动，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家咖啡馆，创办自己的Death Cafe。如今，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发起者已经举办了近3500多次Death Cafe的聚会。
这其中，包括在中国北京开展的17场“死亡茶社”活动。这个活动以一月一期的速度在北京进行。在8月最近一起的茶社活动中，8个20到30岁的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好奇，预习“死亡”。
黄卫平并不奢望“醒来”的死亡体验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震撼和推动，但他相信，“在人们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至少也算是一股力量吧。”
“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学生。”何一禾说，“‘醒来’只是提供一个探讨死亡的入口。”它提出问题，但不提供答案。答案藏在体验者自己的生活里。
(古胜荐自《东西南北》)
责编：小侧, 百拇医药(周凤婷)
没有拥抱，也没有关切的询问，丈夫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有的时候，人只有自己。”在那个绝望的夜晚，躺在身边的爱人无法给她任何帮助，他甚至无法理解她的感受。她意识到“自己必须主动求助”。
第二天，玛丽到北京六院，做了很多检查。那天玛丽像个“傻子”，行动极其缓慢，医生询问病情，她要憋很久，才能回答。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必须有人看护”。医生还询问她，是否愿意住院，玛丽拒绝了。
症状从两年前就有端倪。
两年前家庭的变故和婚姻不顺，让玛丽有轻度的抑郁反应。但表面上，玛丽比以往表现得更“幸福”。“就是拼命觉得我自己很好，不能让别人知道。”玛丽说。她用笑容或者正能量的表达来掩盖一切，但内心的压抑像滚雪球一样，直至两年后的那个夜晚，彻底崩盘。
虽然身边人都试图帮助她，但玛丽和外界是疏离的，外人无法理解她的绝望。
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后，玛丽向单位请了病假，在家休养。她变得容易疲惫，神经敏感，起不了床，比孩子更脆弱。虽然在孩子面前努力控制言行，但孩子还是感受到了压抑。
生病之后，玛丽发现自己对死的恐惧，源于没有“真正地活过”。
玛丽所有的选择，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34岁，她一直活在规矩里，体面、安稳、被羡慕，“真性情”于她并不存在。她变得没有想法。
玛丽天性敏感，在意别人的态度，容易自责。有时候她很想放开这些束缚，重新来过。“所有对我有要求的人，当我死了。我可不可以就当作自己死了？我為自己活一天？”
“死”过两回以后，对她来说最确定的体会是，“原来我很怕死，现在更怕从来没有活过。”
现在，她从一整天都要在床上躺着，到已经可以开始下楼散步，或是给自己做一顿早饭。
玛丽用“死去活来”形容自己的状态。就像新陈代谢一样，她希望那个循规蹈矩的自己能死去一部分，而那个被压抑的天然的自我，能慢慢复苏。
在死亡面前，没有标准答案
“死亡体验”并不是“醒来”的独有产品。
早在2009年，韩国人郑俊就创办了“死亡体验疗法”来应对韩国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体验者身着白袍子、写遗嘱、捧遗像、躺入棺材，享受10分钟死后的“虚无”，思考人生，解脱并重生。这种体验方式在韩国非常受当下年轻人追捧。
在国内，沈阳一家心理咨询机构的创办人汤玉龙也从2009年开始，试图用“死亡体验”的方式解决咨询者的心理问题。
汤玉龙设计的体验流程中，他通过三天的时间了解咨询者的症状，并针对具体问题设计脚本，交由有经验的咨询师扮演体验者丈夫、孩子、父母或者同事等角色。体验结束后，咨询师们会根据体验者的反馈，给予相应解答。
2014年，汤玉龙应合伙人的邀请把“死亡体验”的模式带到了上海，但合伙人希望将之做成短平快，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加之当时客户大多带着猎奇的心态，项目没有成功。汤玉龙重新回到沈阳做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体验。
而在都市的一些咖啡馆里，探讨“死亡”的人群也在扩展中。2011年，英国人约翰·安德伍德在伦敦发起了Death Cafe(死亡咖啡馆)的第一次聚会。一群人(常常是陌生人)聚在一起，围绕“死亡”的主题，进行了一次对生死的探讨。
随后，他把Death Cafe的宗旨推上网络，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加盟的活动，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家咖啡馆，创办自己的Death Cafe。如今，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发起者已经举办了近3500多次Death Cafe的聚会。
这其中，包括在中国北京开展的17场“死亡茶社”活动。这个活动以一月一期的速度在北京进行。在8月最近一起的茶社活动中，8个20到30岁的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好奇，预习“死亡”。
黄卫平并不奢望“醒来”的死亡体验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震撼和推动，但他相信，“在人们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至少也算是一股力量吧。”
“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学生。”何一禾说，“‘醒来’只是提供一个探讨死亡的入口。”它提出问题，但不提供答案。答案藏在体验者自己的生活里。
(古胜荐自《东西南北》)
责编：小侧, 百拇医药(周凤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