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标尺
赵兵伟的出走，只是这个家庭开始失衡的第一步。没有了爸爸不仅意味着卢佳雁的童年生活缺少了支撑，更意味着这个家的经济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她妈妈不得不出去打工。
卢佳雁和父母的分离只是全国情况的缩影。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放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闸口，从那时起，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就一路扩大。到2015年，中国农村外出民工数量已超过1.6亿人。
在叶敬忠看来，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是经济力量的一种无声强制”。原本存在于农村的乡土社会正在受到商品化的冲击，“什么东西都要拿钱买，而且很多价格越来越高，使得农民必须有很多现金才能支撑生活。”
卢佳雁所在的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国务院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据县政府干部介绍，这里的许多年轻父母婚后回乡，孩子足岁后又匆匆踏上打工之路。
在邵阳县黄荆乡，有媒体探访时发现一名小学生在作文里写道“妈妈，自从你离开，我的心里就打了一个结、留了一道痕；我心中的结只有你才打得开，我心中的痕只有你才抚得平。”贵州毕节4兄妹农药中毒死亡后，人们在田坎乡小学的留守儿童档案里，发现兄长张启刚的“需要关爱内容”一栏明明白白地写着“情感关爱”。
“要是我能好好开导他们，应该是不会出这种事情，现在我想，我对不起他们，我好想和他们一起走了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事发后，4兄妹母亲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无法承担的重负
7年时间里，卢佳雁已经习惯了缺失父母的日子，生活中的许多空白都是靠学校陈老师填充。
在教室之外，卢佳雁每月至少会见到一次陈老师。为了填补留守儿童生活中的空缺，黑石头镇要求对每名留守儿童确立1名镇机关干部、1名教师和1名村干部进行帮扶和联系，要进行“一月一走访一辅导”。
在黑石头镇，卢佳雁盼望着陈老师每月一次的家访。每到家访的日子，她不断地跑出屋门查看。但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看来，这意味着更多棘手的问题。她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有“恋师”的现象，可许多老师很快就调走了。“年轻的老师在乡村里看不到前途，而且留守儿童给了老师额外的工作，但是待遇没有提高。”
“有时候我都在想我们的本职工作，究竟是教书，还是照顾留守儿童？”毕节市一名小学教师张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山里各户相距遥远，他有时候整个周末都在山道上度过。他正带着毕业班，教学任务繁重，能牺牲的只有私人生活。
即使教师已经在极尽全力，“学校的教育力量有限，如果没有家长的配合，很难做好。”有老师告诉张旭东，好多留守儿童 “跟老师说家里有事，跟家里说老师有要求”，实际却不去上学也不回家，在外游荡。
为了让父母回归家庭，老师会向不知身在何方的父母确认身份信息和打工所在地，规劝他们 “孩子需要你们”。
但是很多时候，教师发出详细又客套的信息后，相隔很久，才能得到父母的回复。通常是“是的，我在某某地，过年回家”，或者更匆忙的版本 “我在工地”。
需要家长回来解救的，远不只是学校的老师。
有媒体报道，毕节市黔西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曾接到村民电话称“我要出去打工了，你们把我娃娃看好”。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童父母回家时，也有家长说，“你们喊我回来，给我多少钱？”
“父母的监管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张旭东对记者表示，“意外伤害这种情况，如果父母在，得到更及时的处理。”而孩子成长过程中“规则意识的培养”，也需要父母的陪伴。全国妇联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有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全国的抽样调查发现，仅36.3%的未成年犯在入监前能和亲生父母长期生活，35%的未成年犯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有温暖的家庭。
在黑石头镇，起诉卢佳雁的父亲，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针对父母多年外出打工，孩子长期缺乏家庭温情的留守儿童，毕节市采取了劝返其家长回乡创业就业的措施。禄登敏也曾是被劝返对象之一。她“想回来却没法回来”——生计怎么办？
接近2015年春节，黑石头镇领导班子开会，有人又提起了卢佳雁母女俩——她们一直是重点关注对象。
“能不能把这个父亲找回来？不能只生不养啊。”
艰难的诉讼
起诉卢佳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第一步就是将法院传票送到消失已久的赵兵伟手中。
为此，黑石头镇民事法庭的法官老章和两个同事轮流开了三天车才到达赵兵伟的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市。陌生的街市和黑石头镇的街道差别并不大。许多商铺还没开门，显得更加萧条。
赵家的铁门上锁，锁孔已经有锈了。透过铁门，老章看见一颗大石榴树，似乎已经枯死了，叶子掉落一地，没人打扫。
村头的早点摊主告诉他们：姓赵的那家全家都出去打工了。后来，盖着公章的法院传票，被牢牢粘在了铁门上。
在诉讼中，这还不是老章面临的全部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一般法定代理人，都由父母担任。在老章看来，当“留守儿童”需要起诉父母履行义务时，事情变得麻烦了。因为被告席上和原告席上很可能是同样两个人。后来，在实际起诉中，黑石镇的法律服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作为卢佳雁的代理人，出现在法庭原告席上。
“就是为了实验这条路是不是走得通。”老章说。案件开始审理前，老章就料到这起案子有多复杂。“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在基层干了大半辈子的法律人明白这道理。可是他将这次诉讼看作一个试验，如果法律追责行得通，那么受益的不只是卢佳雁一个孩子。
不止老章一个人把法律诉讼看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出路。免费午餐基金会副秘书长，执业律师胡益华也曾呼吁“不履行监护权，本就应该入刑的。”, http://www.100md.com(王梦影 裴江文 胡宁)
卢佳雁和父母的分离只是全国情况的缩影。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放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闸口，从那时起，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就一路扩大。到2015年，中国农村外出民工数量已超过1.6亿人。
在叶敬忠看来，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是经济力量的一种无声强制”。原本存在于农村的乡土社会正在受到商品化的冲击，“什么东西都要拿钱买，而且很多价格越来越高，使得农民必须有很多现金才能支撑生活。”
卢佳雁所在的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国务院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据县政府干部介绍，这里的许多年轻父母婚后回乡，孩子足岁后又匆匆踏上打工之路。
在邵阳县黄荆乡，有媒体探访时发现一名小学生在作文里写道“妈妈，自从你离开，我的心里就打了一个结、留了一道痕；我心中的结只有你才打得开，我心中的痕只有你才抚得平。”贵州毕节4兄妹农药中毒死亡后，人们在田坎乡小学的留守儿童档案里，发现兄长张启刚的“需要关爱内容”一栏明明白白地写着“情感关爱”。
“要是我能好好开导他们，应该是不会出这种事情，现在我想，我对不起他们，我好想和他们一起走了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事发后，4兄妹母亲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无法承担的重负
7年时间里，卢佳雁已经习惯了缺失父母的日子，生活中的许多空白都是靠学校陈老师填充。
在教室之外，卢佳雁每月至少会见到一次陈老师。为了填补留守儿童生活中的空缺，黑石头镇要求对每名留守儿童确立1名镇机关干部、1名教师和1名村干部进行帮扶和联系，要进行“一月一走访一辅导”。
在黑石头镇，卢佳雁盼望着陈老师每月一次的家访。每到家访的日子，她不断地跑出屋门查看。但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看来，这意味着更多棘手的问题。她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有“恋师”的现象，可许多老师很快就调走了。“年轻的老师在乡村里看不到前途，而且留守儿童给了老师额外的工作，但是待遇没有提高。”
“有时候我都在想我们的本职工作，究竟是教书，还是照顾留守儿童？”毕节市一名小学教师张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山里各户相距遥远，他有时候整个周末都在山道上度过。他正带着毕业班，教学任务繁重，能牺牲的只有私人生活。
即使教师已经在极尽全力，“学校的教育力量有限，如果没有家长的配合，很难做好。”有老师告诉张旭东，好多留守儿童 “跟老师说家里有事，跟家里说老师有要求”，实际却不去上学也不回家，在外游荡。
为了让父母回归家庭，老师会向不知身在何方的父母确认身份信息和打工所在地，规劝他们 “孩子需要你们”。
但是很多时候，教师发出详细又客套的信息后，相隔很久，才能得到父母的回复。通常是“是的，我在某某地，过年回家”，或者更匆忙的版本 “我在工地”。
需要家长回来解救的，远不只是学校的老师。
有媒体报道，毕节市黔西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曾接到村民电话称“我要出去打工了，你们把我娃娃看好”。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童父母回家时，也有家长说，“你们喊我回来，给我多少钱？”
“父母的监管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张旭东对记者表示，“意外伤害这种情况，如果父母在，得到更及时的处理。”而孩子成长过程中“规则意识的培养”，也需要父母的陪伴。全国妇联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有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全国的抽样调查发现，仅36.3%的未成年犯在入监前能和亲生父母长期生活，35%的未成年犯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有温暖的家庭。
在黑石头镇，起诉卢佳雁的父亲，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针对父母多年外出打工，孩子长期缺乏家庭温情的留守儿童，毕节市采取了劝返其家长回乡创业就业的措施。禄登敏也曾是被劝返对象之一。她“想回来却没法回来”——生计怎么办？
接近2015年春节，黑石头镇领导班子开会，有人又提起了卢佳雁母女俩——她们一直是重点关注对象。
“能不能把这个父亲找回来？不能只生不养啊。”
艰难的诉讼
起诉卢佳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第一步就是将法院传票送到消失已久的赵兵伟手中。
为此，黑石头镇民事法庭的法官老章和两个同事轮流开了三天车才到达赵兵伟的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市。陌生的街市和黑石头镇的街道差别并不大。许多商铺还没开门，显得更加萧条。
赵家的铁门上锁，锁孔已经有锈了。透过铁门，老章看见一颗大石榴树，似乎已经枯死了，叶子掉落一地，没人打扫。
村头的早点摊主告诉他们：姓赵的那家全家都出去打工了。后来，盖着公章的法院传票，被牢牢粘在了铁门上。
在诉讼中，这还不是老章面临的全部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一般法定代理人，都由父母担任。在老章看来，当“留守儿童”需要起诉父母履行义务时，事情变得麻烦了。因为被告席上和原告席上很可能是同样两个人。后来，在实际起诉中，黑石镇的法律服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作为卢佳雁的代理人，出现在法庭原告席上。
“就是为了实验这条路是不是走得通。”老章说。案件开始审理前，老章就料到这起案子有多复杂。“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在基层干了大半辈子的法律人明白这道理。可是他将这次诉讼看作一个试验，如果法律追责行得通，那么受益的不只是卢佳雁一个孩子。
不止老章一个人把法律诉讼看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出路。免费午餐基金会副秘书长，执业律师胡益华也曾呼吁“不履行监护权，本就应该入刑的。”, http://www.100md.com(王梦影 裴江文 胡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