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的尊严
可王一方一直没有等到与临终病人分享《獾的礼物》的温馨时刻。他的演讲顶多是在一群病人家属中进行而已，尽管很多家属听得泪流满面，但这样的“死亡课”一直没有走进病房。
给别人让出空间，正如别人让给你一样
这样的挫败感，罗点点经历得太多了。
她去医院大厅种“七彩树”，希望传播“生前预嘱”。医院的负责人婉拒了：“我们这儿是救死扶伤的地儿，谁接受得了你们谈论死呀!”她让朋友在公园的合唱团里发调查问卷，唱歌的阿姨们不乐意了：“活得好好的，这么早让我们想到死？”结果没多久，真的有一个人去世，大家都开始思考罗点点说的事儿了。
罗点点出了一本书——《我的死亡谁做主》，她把新书发布会放在北京非常时髦的世贸天阶时尚廊举行。发布会是崔永元主持的，他笑称“这本书很难成为畅销书，还不如一个80后小孩写的书好卖”，但没办法，这是一种责任。他还念了史铁生的话：“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春节时，罗点点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所有的亲友。大家都说“真有你的，大过年的，说什么死不死的。”可看过书的朋友，又打电话对她说：“这是一份文明的礼物。”
她告诉别人自己在忙什么，有家境差一些的人直接反驳：“你说的问题太高端了，我们面临的不是放弃，而是没有。”也有医生说：“你们的理念挺好的，可在中国很难推行下去。”
有大夫说：“我想起我第一次抢救病人时忍不住湿润的红红的眼圈；想起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儿子签署放弃抢救他爹的协议后，在地上磕的响头；想起患者走后家属的干号，随后在门口冷静地摊派丧葬费用；想起无耻‘医闹’，不及时为逝者入殓，就开始盘点医护失误准备打官司……面对生死真是众生百态，人性毕现。”
罗点点团队里的席修明是北京复兴医院的院长，他担任ICU主任几十年。他把自己的崗位称作“生死桥头”，称ICU技术是一种“协助偷生术”。
这个从34岁就开始担任医院ICU主任的专家，23年后，却当着记者的面，泼了ICU一盆冷水。他常提醒工作人员，一个微笑胜过一片安定。他要求他的同事多给机器旁的老人梳头、擦身体，抚摸他们，哪怕病人已经没有了意识。在台湾，老师会让医学生们到一间黑屋子里，每个人躺进一个棺材，用手电筒的光，照亮遗书，慢慢地读完，体会“死亡的滋味”。
死亡在这些医生眼里，就是油尽灯灭，再自然不过。正如《阿甘正传》中阿甘的妈妈对阿甘悄悄说的：“别害怕，死是我们注定要去做的一件事。”也如哲学家蒙田所言：“给别人让出空间，正如别人让给你一样。”
生命的句号自己画
因为职业的关系，罗点点和她的朋友对“死亡是一种伟大的平等”这句高悬在北京八宝山骨灰堂门楣上的歌德的名言，有自己的理解。
王一方总讲“死亡课”，他也想好了自己怎样“下课”。他说，最后的时刻，他拒绝用机器延长生命，他会让人给自己刮胡子，用热毛巾洗把脸，再搽点儿雪花膏，干干净净地离开，要“像老獾一样，把礼物留给别人”。
ICU专家席修明说，他不会在ICU走，他要躺在一张干净的床上，一个人也没有，安静地对这个世界说会儿话，然后走，正如一只蚂蚁离开，一片树叶落地。
见惯了死亡的刘端祺，没打算把自己的死亡看作“特别的仪式”。他说，他不会浪费别人的时间，不会接受过度抢救，赶上谁来看我，就是谁；骨灰放在树下，当肥料。“我一生很充实，我给自己打80分!”
田龙华摘自“荒岛读书”微信公众号, http://www.100md.com(从玉华)
给别人让出空间，正如别人让给你一样
这样的挫败感，罗点点经历得太多了。
她去医院大厅种“七彩树”，希望传播“生前预嘱”。医院的负责人婉拒了：“我们这儿是救死扶伤的地儿，谁接受得了你们谈论死呀!”她让朋友在公园的合唱团里发调查问卷，唱歌的阿姨们不乐意了：“活得好好的，这么早让我们想到死？”结果没多久，真的有一个人去世，大家都开始思考罗点点说的事儿了。
罗点点出了一本书——《我的死亡谁做主》，她把新书发布会放在北京非常时髦的世贸天阶时尚廊举行。发布会是崔永元主持的，他笑称“这本书很难成为畅销书，还不如一个80后小孩写的书好卖”，但没办法，这是一种责任。他还念了史铁生的话：“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春节时，罗点点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所有的亲友。大家都说“真有你的，大过年的，说什么死不死的。”可看过书的朋友，又打电话对她说：“这是一份文明的礼物。”
她告诉别人自己在忙什么，有家境差一些的人直接反驳：“你说的问题太高端了，我们面临的不是放弃，而是没有。”也有医生说：“你们的理念挺好的，可在中国很难推行下去。”
有大夫说：“我想起我第一次抢救病人时忍不住湿润的红红的眼圈；想起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儿子签署放弃抢救他爹的协议后，在地上磕的响头；想起患者走后家属的干号，随后在门口冷静地摊派丧葬费用；想起无耻‘医闹’，不及时为逝者入殓，就开始盘点医护失误准备打官司……面对生死真是众生百态，人性毕现。”
罗点点团队里的席修明是北京复兴医院的院长，他担任ICU主任几十年。他把自己的崗位称作“生死桥头”，称ICU技术是一种“协助偷生术”。
这个从34岁就开始担任医院ICU主任的专家，23年后，却当着记者的面，泼了ICU一盆冷水。他常提醒工作人员，一个微笑胜过一片安定。他要求他的同事多给机器旁的老人梳头、擦身体，抚摸他们，哪怕病人已经没有了意识。在台湾，老师会让医学生们到一间黑屋子里，每个人躺进一个棺材，用手电筒的光，照亮遗书，慢慢地读完，体会“死亡的滋味”。
死亡在这些医生眼里，就是油尽灯灭，再自然不过。正如《阿甘正传》中阿甘的妈妈对阿甘悄悄说的：“别害怕，死是我们注定要去做的一件事。”也如哲学家蒙田所言：“给别人让出空间，正如别人让给你一样。”
生命的句号自己画
因为职业的关系，罗点点和她的朋友对“死亡是一种伟大的平等”这句高悬在北京八宝山骨灰堂门楣上的歌德的名言，有自己的理解。
王一方总讲“死亡课”，他也想好了自己怎样“下课”。他说，最后的时刻，他拒绝用机器延长生命，他会让人给自己刮胡子，用热毛巾洗把脸，再搽点儿雪花膏，干干净净地离开，要“像老獾一样，把礼物留给别人”。
ICU专家席修明说，他不会在ICU走，他要躺在一张干净的床上，一个人也没有，安静地对这个世界说会儿话，然后走，正如一只蚂蚁离开，一片树叶落地。
见惯了死亡的刘端祺，没打算把自己的死亡看作“特别的仪式”。他说，他不会浪费别人的时间，不会接受过度抢救，赶上谁来看我，就是谁；骨灰放在树下，当肥料。“我一生很充实，我给自己打80分!”
田龙华摘自“荒岛读书”微信公众号, http://www.100md.com(从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