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源流浅说
其二，孔子、孟子、荀子的关于君子之大才、通才、全才的理论，就像圣人、贤人、明君一样，自古以来鲜有其人。正因为常人的无可企及而变成了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所谓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正是对这一人群的典型写照。
孔子进行私塾教育，其目的是，旨在培养“弘道”的君子，也就是能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人材。但是，能够从事政治而实现其主张的人终究是少数，于是，孔子主张其余的人可操起教育的职业，教徒授学，这就是教育与培养人的最终目的，即既可以做官，也可以为人师，即所谓的“君子儒”(“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儒以道得民”(《礼记·周礼·天官太宰》)。春秋时期，凡懂《诗》、《书》并以六艺(礼、乐、射、御、术、数)“教民”的人，称作“儒”。这个“儒”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类于“士”。但到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儒”的地位下降，只能依靠某种技艺糊口(写写算算、吹吹打打)，这就是所谓的“小人儒”。小人儒以技谋生，技工、匠工者是也。
沦落为小人儒，是儒士的彻底失败，也非君子之所为。
孔子曾经历过“小人儒”的生活，深怕其弟子误入“小人儒”的泥潭与危险之中，因而谆谆告诫其弟子“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的意思很明确，即，不能将吃饭问题当做目的，只要学得了君子之道，吃饭问题自然解决，地位财富自然会有(这种思想被后世儒生发展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庸俗理念)。孔子旨在将学生培养成贵族官僚的预备队。
孔子的主张，被其门徒子夏作了很好的概括，即“学而优则仕”，则学而不优者就只能沦于小人儒的境地。况且，也有学而优而又不能仕者如孔子等，则只能根据环境及形势的变化，或从事教育或从事别的什么行当。至此，尽管以“弘道”为目的的君子由于环境和形势的逼迫不得不从事各种行当以养家糊口，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成了一句无法落实的虚言。
其三，而“君子儒”其实成了绝大部分君子以智力谋生、投机到政治与权贵之中，以谋求更好的生活与更大的权力的借口。孟子的“得道与民由之，不得道则独善其身”与孔子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君子儒”一脉相承。其实，这个名曰“弘道”(曰参政之人材，或曰教育之人材)的“君子儒”一点也不名符其实，倒时时处处隐含着投机取巧的成分，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心与贡献精神。所谓“谋道不谋食”所谓“得道与民由之，不得道则独善其身”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等等，则君子对于社会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当社会政治清明、礼制道德健全的时候，君子们出来做官，而当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时候，君子则避而不出，隐也者，去也!所谓“君子不处险地，不居危国”等等，均表明君子是比小人更阴险、更会见风使舵、更会投机钻营的人。只不过，小人的眼界小、目标小，而君子的眼界高、目标大而已。也因其目标大，则同样危害也大。所以，所謂的“君子儒”实以“弘道”为标榜，实际上是以投机于社会、投机于政治，只会锦上添花、沽名钓誉而已，说虚伪已是相当的客气了!
其四，由于社会的动荡变化，被称为通才、全才的君子无法对应到社会的正常行当与秩序中去，从而造成了职业与生存的危机，而信誉与道义也就渐渐的出了问题。孔子教人以信，但以维护三纲五常与君主道义为根本，即所谓君子之信是有前提的，否则，“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而至孟子也一脉相承“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义也者，王道礼义纲常名教也。其后，言行不一、不守诚信而大言炎炎的劣行则渐渐的成了君子的正常的品行。孟子：“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举世推移、与时变化，岂非将君子引上了歧路？
其五，趋炎附势、媚上欺下，成为封建制度与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孔子“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看似含有主观与帮助之意，无意间却违背了客观的事实，隐藏了人的正直与正义，而表面上维护或维系了人的关系与所谓的和谐。君子而不能匡正人之恶，其良知与道义何存？其与小人又何以分别？
小人是明明白白地为了吃饭问题而奔波、忙碌，而君子则假惺惺的以谋道为借口而谋更大的食。透过其表面现象而从其目的、本质出发，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是由同一种文化所造就的。
其实，对君子虚伪性的认识，古人早已相当清楚、明了：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者；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候!候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篋》、《史记·游侠列传序》)等等，正此之意也。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其发展变化自然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相互影响，君子之产生与发展自也与此相一致。自《尚书》《礼记》开其端，而至《诗经》《易经》又张其本，后经孔孟与诸子而完善并延用至今的君子概念与观念自然也不乏其时代与历史的烙印。我们弘扬历史文化精神，必须分清其精华与糟粕，学会继承与扬弃，保留其优良积极的部分而抛弃其落后与糟粕的东西，始为当今对待传统文化之正确态度!, 百拇医药(郭中波)
孔子进行私塾教育，其目的是，旨在培养“弘道”的君子，也就是能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人材。但是，能够从事政治而实现其主张的人终究是少数，于是，孔子主张其余的人可操起教育的职业，教徒授学，这就是教育与培养人的最终目的，即既可以做官，也可以为人师，即所谓的“君子儒”(“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儒以道得民”(《礼记·周礼·天官太宰》)。春秋时期，凡懂《诗》、《书》并以六艺(礼、乐、射、御、术、数)“教民”的人，称作“儒”。这个“儒”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类于“士”。但到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儒”的地位下降，只能依靠某种技艺糊口(写写算算、吹吹打打)，这就是所谓的“小人儒”。小人儒以技谋生，技工、匠工者是也。
沦落为小人儒，是儒士的彻底失败，也非君子之所为。
孔子曾经历过“小人儒”的生活，深怕其弟子误入“小人儒”的泥潭与危险之中，因而谆谆告诫其弟子“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的意思很明确，即，不能将吃饭问题当做目的，只要学得了君子之道，吃饭问题自然解决，地位财富自然会有(这种思想被后世儒生发展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庸俗理念)。孔子旨在将学生培养成贵族官僚的预备队。
孔子的主张，被其门徒子夏作了很好的概括，即“学而优则仕”，则学而不优者就只能沦于小人儒的境地。况且，也有学而优而又不能仕者如孔子等，则只能根据环境及形势的变化，或从事教育或从事别的什么行当。至此，尽管以“弘道”为目的的君子由于环境和形势的逼迫不得不从事各种行当以养家糊口，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成了一句无法落实的虚言。
其三，而“君子儒”其实成了绝大部分君子以智力谋生、投机到政治与权贵之中，以谋求更好的生活与更大的权力的借口。孟子的“得道与民由之，不得道则独善其身”与孔子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君子儒”一脉相承。其实，这个名曰“弘道”(曰参政之人材，或曰教育之人材)的“君子儒”一点也不名符其实，倒时时处处隐含着投机取巧的成分，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心与贡献精神。所谓“谋道不谋食”所谓“得道与民由之，不得道则独善其身”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等等，则君子对于社会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当社会政治清明、礼制道德健全的时候，君子们出来做官，而当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时候，君子则避而不出，隐也者，去也!所谓“君子不处险地，不居危国”等等，均表明君子是比小人更阴险、更会见风使舵、更会投机钻营的人。只不过，小人的眼界小、目标小，而君子的眼界高、目标大而已。也因其目标大，则同样危害也大。所以，所謂的“君子儒”实以“弘道”为标榜，实际上是以投机于社会、投机于政治，只会锦上添花、沽名钓誉而已，说虚伪已是相当的客气了!
其四，由于社会的动荡变化，被称为通才、全才的君子无法对应到社会的正常行当与秩序中去，从而造成了职业与生存的危机，而信誉与道义也就渐渐的出了问题。孔子教人以信，但以维护三纲五常与君主道义为根本，即所谓君子之信是有前提的，否则，“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而至孟子也一脉相承“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义也者，王道礼义纲常名教也。其后，言行不一、不守诚信而大言炎炎的劣行则渐渐的成了君子的正常的品行。孟子：“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举世推移、与时变化，岂非将君子引上了歧路？
其五，趋炎附势、媚上欺下，成为封建制度与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孔子“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看似含有主观与帮助之意，无意间却违背了客观的事实，隐藏了人的正直与正义，而表面上维护或维系了人的关系与所谓的和谐。君子而不能匡正人之恶，其良知与道义何存？其与小人又何以分别？
小人是明明白白地为了吃饭问题而奔波、忙碌，而君子则假惺惺的以谋道为借口而谋更大的食。透过其表面现象而从其目的、本质出发，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是由同一种文化所造就的。
其实，对君子虚伪性的认识，古人早已相当清楚、明了：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者；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候!候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篋》、《史记·游侠列传序》)等等，正此之意也。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其发展变化自然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相互影响，君子之产生与发展自也与此相一致。自《尚书》《礼记》开其端，而至《诗经》《易经》又张其本，后经孔孟与诸子而完善并延用至今的君子概念与观念自然也不乏其时代与历史的烙印。我们弘扬历史文化精神，必须分清其精华与糟粕，学会继承与扬弃，保留其优良积极的部分而抛弃其落后与糟粕的东西，始为当今对待传统文化之正确态度!, 百拇医药(郭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