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榆林市经济稳增长的路径选
(三)以政府主导型为主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
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决策和管理，容易导致浪费与投资的结构性扭曲。政府资金更多流入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其挤出效应越强，投资效率越低，内在结构越失衡，就越需要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融资与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继而导致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旦如此，榆林很可能长期陷入经济增长乏力的状态。
当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榆林经济增长的动力。近年来，榆林全社会固投平稳增长，但增速回落。如2015年，榆林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84.37亿元，比上年下降15.9%。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33.63亿元，下降18.8%。项目投资完成1086.64亿元，下降17.8%；房地产投资完成46.99亿元，下降38.6%。民间投资完成425.64亿元，下降16.9%。可喜的是民间投资比重在上升，自筹资金逐步增长，民生领域投资进一步加强。需要强调的是，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国定资产投资比例，政府一边要为项目建设搞好协调服务工作，最大限度发挥投资对榆林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一边要逐步回归政府为社会管理者角色，逐步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确立市场的主导地位。可通过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实现投资主体由地方政府转向民营企业，消费主体由政府消费转向私人消费。建立资金筹措工程，整合运用好各种资金，拓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有序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流向农村经济领域以及第三产业，使其成为榆林经济稳增长的助推器。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关键在于，必须变革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从而打破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甚至路径锁定，使其进入新的通畅的轨道。
(一)调整需求结构
多年来，榆林是以能源产品外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在资源价格和能源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时期，更应头脑清醒。在抓工业增长这一动力的同时，逐步调整政府需求与私人需求间的份额，逐步调整外部需求与内部需求间的比重。榆林的三产严重依赖二产增长和财政支出拉动，加上榆林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五金电料类零售额增速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只有人们的基本生活类商品才是榆林消费持续增长的稳定动力，提高生活品质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强劲，奢侈品如化妆品、金银珠宝类等奢侈品销售较好。要扩大榆林居民消费，则要提高第三产业承载力，大力发展教育、旅游、会展、信息、购物、保健等服务业，培养消费热点，发挥好房地产、汽车、旅游等消费的引领作用，发展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提升商贸、餐饮等传统消费，深度打造精品旅游产品等促进文化旅游消费。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兑现各项惠农政策和补贴政策，实行精准扶贫，扩大农村消费需求。
(二)调整分配结构
需求又与收入相关。因此，调整需求结构依赖于分配结构的变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成为榆林经济稳增长的新动力。
1.工资、利润和税收的结构调整。个人消费源自于居民工资收入，私人投资源于企业利润的增加，而政府开支则源于财政收入的多寡。三者的比重大小，主要是通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来实现的。初次分配就是按照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等措施，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其首要功能就是使收入分配比较均衡。一方面，榆林在初次分配中，多年来劳动收入比重小(但从2012年开始居民收入增率已超过GDP增率)；另一方面，再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直接转移给老百姓的比重较小，榆林人均GDP多年来处于全省第一，但GDP含金量却在全省垫底。大部分企业劳动者的报酬十几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特别是农民工平均收入水平更低，榆林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为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的6～7成左右。榆林的这种分配结构使经济总量、企业利润与劳动收入三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是造成榆林居民消费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所以，要进一步提高榆林居民工资所得份额，增加政府财政转移。除此，榆林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比小。财产性收入是劳动工资以外，通過交易、运营个人财产所得到的收入，包括利息、红利、土地与房屋的买卖或出租等，其实质就是凭借居民所持财产所有权获取利益。让更多居民拥有更多的财产和资本，这取决于要素所有权的明晰与要素市场的完善。如，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在企业推行劳动者入股制度，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改革，清晰界定并充分保障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房地产市场。
2、南北县域收入结构调整。十多年来，虽然榆林南六县的发展在全省整体提升了20多个位次，但与北六县(区)比较起来大相径庭。2014北六县(区)的经济总量是南六县的10倍还多，神木县的经济总量是吴堡县的55倍。榆林收入过万元村子北六县(区)占1/5以上，过万元乡镇几乎全部集中在北六县(区)。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上差距更大，南部占比不足20%。目前南六县农村经济还基本处于传统的小农家庭经济状态，经济增长还主要靠土地和体力劳动等古老生产要素作支撑，而北部的农村经济增长已转向了以工业为骨干，以资本、矿产、技术为主要支撑。两种类型的发展和支撑要素的产出能力相差甚远。
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只是一种理论，而并非规律，它只反映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内经济增长的一个过程，是短期手段，并不能反映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更不符合建设“幸福榆林”的价值追求，也不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逊的“溢出效应”理论，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经济就逐渐出现均衡发展的趋势。所以，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到均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现在已经走过的路来看，协调榆林县域经济发展，有不少得力的对策，如对口帮扶、异地开发，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无论是榆林的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大都是依托能源资源快速发展壮大的，企业以非市场化手段拿到极为廉价的能源资源，在能源需求极为旺盛的市场中赚取利润，理应将资源红利向社会回馈、向榆林回馈，尤其应加大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帮助份额，帮助榆林轻工企业、食品、旅游等弱势行业走出困境。, 百拇医药(姜利)
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决策和管理，容易导致浪费与投资的结构性扭曲。政府资金更多流入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其挤出效应越强，投资效率越低，内在结构越失衡，就越需要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融资与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继而导致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旦如此，榆林很可能长期陷入经济增长乏力的状态。
当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榆林经济增长的动力。近年来，榆林全社会固投平稳增长，但增速回落。如2015年，榆林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84.37亿元，比上年下降15.9%。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33.63亿元，下降18.8%。项目投资完成1086.64亿元，下降17.8%；房地产投资完成46.99亿元，下降38.6%。民间投资完成425.64亿元，下降16.9%。可喜的是民间投资比重在上升，自筹资金逐步增长，民生领域投资进一步加强。需要强调的是，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国定资产投资比例，政府一边要为项目建设搞好协调服务工作，最大限度发挥投资对榆林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一边要逐步回归政府为社会管理者角色，逐步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确立市场的主导地位。可通过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实现投资主体由地方政府转向民营企业，消费主体由政府消费转向私人消费。建立资金筹措工程，整合运用好各种资金，拓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有序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流向农村经济领域以及第三产业，使其成为榆林经济稳增长的助推器。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关键在于，必须变革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从而打破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甚至路径锁定，使其进入新的通畅的轨道。
(一)调整需求结构
多年来，榆林是以能源产品外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在资源价格和能源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时期，更应头脑清醒。在抓工业增长这一动力的同时，逐步调整政府需求与私人需求间的份额，逐步调整外部需求与内部需求间的比重。榆林的三产严重依赖二产增长和财政支出拉动，加上榆林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五金电料类零售额增速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只有人们的基本生活类商品才是榆林消费持续增长的稳定动力，提高生活品质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强劲，奢侈品如化妆品、金银珠宝类等奢侈品销售较好。要扩大榆林居民消费，则要提高第三产业承载力，大力发展教育、旅游、会展、信息、购物、保健等服务业，培养消费热点，发挥好房地产、汽车、旅游等消费的引领作用，发展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提升商贸、餐饮等传统消费，深度打造精品旅游产品等促进文化旅游消费。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兑现各项惠农政策和补贴政策，实行精准扶贫，扩大农村消费需求。
(二)调整分配结构
需求又与收入相关。因此，调整需求结构依赖于分配结构的变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成为榆林经济稳增长的新动力。
1.工资、利润和税收的结构调整。个人消费源自于居民工资收入，私人投资源于企业利润的增加，而政府开支则源于财政收入的多寡。三者的比重大小，主要是通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来实现的。初次分配就是按照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等措施，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其首要功能就是使收入分配比较均衡。一方面，榆林在初次分配中，多年来劳动收入比重小(但从2012年开始居民收入增率已超过GDP增率)；另一方面，再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直接转移给老百姓的比重较小，榆林人均GDP多年来处于全省第一，但GDP含金量却在全省垫底。大部分企业劳动者的报酬十几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特别是农民工平均收入水平更低，榆林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为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的6～7成左右。榆林的这种分配结构使经济总量、企业利润与劳动收入三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是造成榆林居民消费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所以，要进一步提高榆林居民工资所得份额，增加政府财政转移。除此，榆林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比小。财产性收入是劳动工资以外，通過交易、运营个人财产所得到的收入，包括利息、红利、土地与房屋的买卖或出租等，其实质就是凭借居民所持财产所有权获取利益。让更多居民拥有更多的财产和资本，这取决于要素所有权的明晰与要素市场的完善。如，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在企业推行劳动者入股制度，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改革，清晰界定并充分保障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房地产市场。
2、南北县域收入结构调整。十多年来，虽然榆林南六县的发展在全省整体提升了20多个位次，但与北六县(区)比较起来大相径庭。2014北六县(区)的经济总量是南六县的10倍还多，神木县的经济总量是吴堡县的55倍。榆林收入过万元村子北六县(区)占1/5以上，过万元乡镇几乎全部集中在北六县(区)。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上差距更大，南部占比不足20%。目前南六县农村经济还基本处于传统的小农家庭经济状态，经济增长还主要靠土地和体力劳动等古老生产要素作支撑，而北部的农村经济增长已转向了以工业为骨干，以资本、矿产、技术为主要支撑。两种类型的发展和支撑要素的产出能力相差甚远。
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只是一种理论，而并非规律，它只反映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内经济增长的一个过程，是短期手段，并不能反映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更不符合建设“幸福榆林”的价值追求，也不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逊的“溢出效应”理论，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经济就逐渐出现均衡发展的趋势。所以，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到均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现在已经走过的路来看，协调榆林县域经济发展，有不少得力的对策，如对口帮扶、异地开发，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无论是榆林的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大都是依托能源资源快速发展壮大的，企业以非市场化手段拿到极为廉价的能源资源，在能源需求极为旺盛的市场中赚取利润，理应将资源红利向社会回馈、向榆林回馈，尤其应加大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帮助份额，帮助榆林轻工企业、食品、旅游等弱势行业走出困境。, 百拇医药(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