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典促中医发展 ——《中医四大典籍》序
近日为《中医四大典籍》丛书作序。曹洪欣、武国忠两位教授组织中医药专家整理出版这套《中医四大典籍》，在笔者看来是近年中医学界出版工作中值得特别关注的事。虽然30年来中医药典籍出版成果丰硕，但是把《黄帝内经》和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的著作集中整理合刊还是首次。这四部书都是伟大的中医药学经典中之伟大经典，如果着眼于中国医学从远古走来的路径，可以说这四部书正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四个“节点”“驿站”，标志着中国医学在不断前进时所展现的、可以给当今重要启发的内在逻辑性。
从出土文物推测，中国医学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相当水平，只是“文献不足征”，后人难以描述的系统而具体而已。因此可以说，《黄帝内经》基本是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之前我国医学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医学理论的基石，它从侧面反映出，在此之前中国的“巫”与“医”已经有过很长时间的摸索和探讨，包括“黄帝尝百草”的传说，也应作如是观。关于对人体和疾病探索的文字记录，可能我们略后于古印度，但是《黄帝内经》如此系统、全面，其所揭示的原理历经20多个世纪的实践依然有着巨大而强盛的生命力，是人类历史上仅见的现象。这也证明，它是经过了在其出现之前不知道多少世纪的磨炼而获得的经验结晶。
如果我们以《黄帝内经》为观察的起点，那么，张仲景的历史性贡献就是在全面体现《黄帝内经》哲理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医学辨证施治的总方向、总品格——树立了临床实践的光辉楷模。如果说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是中国医学从总体理论框架充实、延展到了对万千医生面对病症的施治指导，那么孙思邈作为其中的“圣者”，则给人们提供了数以千计诊治病症的种种验方。中医一直秉持着自己特有的整体、系统、关联、和谐、有机、注重个性的理念，而《千金方》则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总结，一千多年来，无数临床医生又继续在施治中不断丰富、发展之。到此时，可以说中国医学“宝库”中唯一亟须补足的，就是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医学药典了。在孙思邈之后约一千年，出现了同样伟大的李时珍。他参考了前人与时贤上千种论著，足迹遍及盛产药材之地，拜农、工百姓为师，历时近30载，写出了集中国药学之大成的《本草纲目》。李时珍的出现，完成了中国医学完美体系的构建。这一体系对于历尽沧桑、经受过无数次天灾时疫之苦的中华民族，其功巨矣，伟哉!中国的医药学理论和医术对“汉字文化圈”诸国和中东地区各民族都作了不小的贡献，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很少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分析、宣传的“转型”期：人文、社会、哲学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转向。其表象就是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开展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各种宗教和信仰回顾自己的“元典”。这三者是紧密相关、彼此促进的。之所以要回顾元典，是因为它们是古代哲人排除了客观对自己的干扰，对宇宙、人类、社会细密观察、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若干代人智慧的总结。哲学家们称世界产生众多“元典”的时期为“轴心时代”。从那时到现在，虽然过去了二十多个世纪，“元典”所提出的问题和所揭示的道理，仍然是后世所有思想家的圭臬。至今，人类所思考和争论的焦点、范围，所提出的见解，始终没有超越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两千多年来人们所做的，不过是在有些方面对“元典”进行细化、深化而已。我想，在“轴心时代”那些伟大先行者的名单里，理应有《黄帝内经》的作者们。
无疑，现在各种医学的医治效果和水平远远高于两千年前。但是，这一成就主要是仰仗着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设备的精巧细密和药品的“多样化”(主要是化学和生物制品)而获得的，而对人与自然(包括诊治与环境)、人之身与心、未病与欲病等根本性问题的理论，并没有突破“轴心时代”巨人们的领悟，和人文社会领域一样，世界的未来有待于“新轴心时代”的光临。中国医学在看到建立在二元对立、机械论、精细化、标准化基础上的西方医学，在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后，正在渐渐走向死胡同之时，在看到人类所造成的对自身的威胁迅速加剧之时，是不是更应该重温《黄帝内经》的哲理和医理，并由此出发，顺着它之后那三个“节点”一路思考下去，结合着200多年来西方科学的成就，力求中国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上升到空前的高度，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做出超越“黄帝”、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祖先的贡献。踏踏实实地继承，是创新永不可少的起点。回顾“元典”，则超越先哲、奔向中国医学进步的下一个“驿站”，理应不远矣。
笔者也和大家一样，不断说着、写着“中国医学”或“中医”这样的名词。细思之，我们这里所说的“医学”或“医”，和在谈到“西方医学”或“西医”时的所指，其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西医，自文艺复兴时期起，逐渐从教会和修道院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中医，则自始至今展现着超强的综合力，它不仅包含着诸如植物、动物、矿物、化学、天文、地理这些“自然科学”学科，而且和人文社会学科的多项内容几乎融为一体。“医者，仁术也”这句人所共知的话，不但是说医者以仁爱为旨，与被医者本为一体，而且也反映了“医”与道德伦理之不可分割。在欧洲(或西方)中心论仍然处于世界主导性思维的今天，难免有些外人与国人以西方医学的标尺来衡量中国医学。如果有人声称中国医学“不科学”、是“伪科学”，都还是小事，而造成中西医间的隔阂与对立，给二者的进步与结合造成障碍，才是更应该引起注意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要翘首有待于中医之大家。(许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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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四大典籍》丛书由善品堂藏书策划出品，曹洪欣、武国忠教授共同主编，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作序推荐，线装书局2016年6月出版。丛书共分为《黄帝内经精解》(一函六册)、《仲景全书精解》(一函三册)、《药王全书》(二函十册)、《本草纲目(金陵初刻本)》(二函十六册)四种。该书采用简体竖排、双色精印、特制安徽上品手工宣纸，传统线装、古法手工装订，湖州真丝绢面，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是阅读、收藏、馈赠的经典之作。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 许嘉璐)
从出土文物推测，中国医学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相当水平，只是“文献不足征”，后人难以描述的系统而具体而已。因此可以说，《黄帝内经》基本是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之前我国医学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医学理论的基石，它从侧面反映出，在此之前中国的“巫”与“医”已经有过很长时间的摸索和探讨，包括“黄帝尝百草”的传说，也应作如是观。关于对人体和疾病探索的文字记录，可能我们略后于古印度，但是《黄帝内经》如此系统、全面，其所揭示的原理历经20多个世纪的实践依然有着巨大而强盛的生命力，是人类历史上仅见的现象。这也证明，它是经过了在其出现之前不知道多少世纪的磨炼而获得的经验结晶。
如果我们以《黄帝内经》为观察的起点，那么，张仲景的历史性贡献就是在全面体现《黄帝内经》哲理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医学辨证施治的总方向、总品格——树立了临床实践的光辉楷模。如果说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是中国医学从总体理论框架充实、延展到了对万千医生面对病症的施治指导，那么孙思邈作为其中的“圣者”，则给人们提供了数以千计诊治病症的种种验方。中医一直秉持着自己特有的整体、系统、关联、和谐、有机、注重个性的理念，而《千金方》则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总结，一千多年来，无数临床医生又继续在施治中不断丰富、发展之。到此时，可以说中国医学“宝库”中唯一亟须补足的，就是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医学药典了。在孙思邈之后约一千年，出现了同样伟大的李时珍。他参考了前人与时贤上千种论著，足迹遍及盛产药材之地，拜农、工百姓为师，历时近30载，写出了集中国药学之大成的《本草纲目》。李时珍的出现，完成了中国医学完美体系的构建。这一体系对于历尽沧桑、经受过无数次天灾时疫之苦的中华民族，其功巨矣，伟哉!中国的医药学理论和医术对“汉字文化圈”诸国和中东地区各民族都作了不小的贡献，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很少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分析、宣传的“转型”期：人文、社会、哲学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转向。其表象就是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开展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各种宗教和信仰回顾自己的“元典”。这三者是紧密相关、彼此促进的。之所以要回顾元典，是因为它们是古代哲人排除了客观对自己的干扰，对宇宙、人类、社会细密观察、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若干代人智慧的总结。哲学家们称世界产生众多“元典”的时期为“轴心时代”。从那时到现在，虽然过去了二十多个世纪，“元典”所提出的问题和所揭示的道理，仍然是后世所有思想家的圭臬。至今，人类所思考和争论的焦点、范围，所提出的见解，始终没有超越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两千多年来人们所做的，不过是在有些方面对“元典”进行细化、深化而已。我想，在“轴心时代”那些伟大先行者的名单里，理应有《黄帝内经》的作者们。
无疑，现在各种医学的医治效果和水平远远高于两千年前。但是，这一成就主要是仰仗着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设备的精巧细密和药品的“多样化”(主要是化学和生物制品)而获得的，而对人与自然(包括诊治与环境)、人之身与心、未病与欲病等根本性问题的理论，并没有突破“轴心时代”巨人们的领悟，和人文社会领域一样，世界的未来有待于“新轴心时代”的光临。中国医学在看到建立在二元对立、机械论、精细化、标准化基础上的西方医学，在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后，正在渐渐走向死胡同之时，在看到人类所造成的对自身的威胁迅速加剧之时，是不是更应该重温《黄帝内经》的哲理和医理，并由此出发，顺着它之后那三个“节点”一路思考下去，结合着200多年来西方科学的成就，力求中国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上升到空前的高度，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做出超越“黄帝”、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祖先的贡献。踏踏实实地继承，是创新永不可少的起点。回顾“元典”，则超越先哲、奔向中国医学进步的下一个“驿站”，理应不远矣。
笔者也和大家一样，不断说着、写着“中国医学”或“中医”这样的名词。细思之，我们这里所说的“医学”或“医”，和在谈到“西方医学”或“西医”时的所指，其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西医，自文艺复兴时期起，逐渐从教会和修道院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中医，则自始至今展现着超强的综合力，它不仅包含着诸如植物、动物、矿物、化学、天文、地理这些“自然科学”学科，而且和人文社会学科的多项内容几乎融为一体。“医者，仁术也”这句人所共知的话，不但是说医者以仁爱为旨，与被医者本为一体，而且也反映了“医”与道德伦理之不可分割。在欧洲(或西方)中心论仍然处于世界主导性思维的今天，难免有些外人与国人以西方医学的标尺来衡量中国医学。如果有人声称中国医学“不科学”、是“伪科学”，都还是小事，而造成中西医间的隔阂与对立，给二者的进步与结合造成障碍，才是更应该引起注意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要翘首有待于中医之大家。(许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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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四大典籍》丛书由善品堂藏书策划出品，曹洪欣、武国忠教授共同主编，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作序推荐，线装书局2016年6月出版。丛书共分为《黄帝内经精解》(一函六册)、《仲景全书精解》(一函三册)、《药王全书》(二函十册)、《本草纲目(金陵初刻本)》(二函十六册)四种。该书采用简体竖排、双色精印、特制安徽上品手工宣纸，传统线装、古法手工装订，湖州真丝绢面，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是阅读、收藏、馈赠的经典之作。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 许嘉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