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未病文化中的民族精神
治未病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最早明确表述于《黄帝内经》，经历代医家弘扬阐发，时至今日仍卓然于世。治未病不但是独放异彩的医学精华，更是中华文化核心精神的集中体现，其所内蕴的仁德、中和、天道以及忧患意识等中华文化核心精神，与其健康维护、疾病防治的理念和技术一样，在中华民族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对于民族精神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尊生护生的仁德文化精神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将“不治已病治未病”定位为“圣人”之举。对此，金元医家朱丹溪有着独到见解，“盖保身长全者，所以为圣人之道，治病十全者，所以为上工之术。”《内经知要·卷上·道生》载：“圣人治未病，贤人治已病”，中国古代医学之所以昌盛，和仁德思想紧密相关。《内经》中以医学保身和亲、治民保民的思想随处可见。《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载：“夫子之言，上终天气，下毕地纪，可谓悉矣”“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素问·宝命全形论》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治未病彰显的正是这种“仁德”。
“仁德”是基于血缘关系上“家国一体”社会结构模式必然性的文化选择。中华文明自古崇尚个人的“德”“义”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民族成员内部呈现出明显的情感主义倾向。这种情感主义倾向反映在哲学上是“仁者爱人”，反映在伦理学上是“恻隐之心”，反映在治国理政上是“以德治国”。这使得中华民族成员产生了浓浓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牢不可破的纽带。
当前大力推进治未病健康工程，正是立足于仁德理念。仁德文化的彰显有助于培育和增强民族成员的家国情怀，打造中华儿女共有的情感和精神家园，增强和提升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
以和为贵的中和文化精神
“治未病”目的在于使人体保持“未病”状态，即《内经》中所言“平人”，各种体征无不过无不及。平人一词在《内经》中共见15次，如《素问·平人气象论》：“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等。中医学认为致病根源在于人体内部或人与外界之间失和，打破了原有平衡，出现了过或不及状态。治病之法在于恢复原有平和状态，《素问·至真要大论》载：“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治未病就是采用调节、调和为主的方法，使人体自身以及人体与外在环境达到中和的境界。
治未病思想理论中蕴含的中和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庸》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中和看作世间万物各居其位、孕育化生的根本。中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衍兴盛、走向未来的根本。
顺天应时的天道文化精神
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最后达到天人合一，是治未病理论贯彻始终的思想，《内经》中已明确认识到人与自然相合的密切关系。《素问·宝命全形论》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体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灵枢·本神》载：“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治未病深深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天道文化精神。
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在于深体天地人合一之道。《周易·乾卦·文言》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以顺天地应四时为“大人”本质属性。宋代儒学大师程颢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架构，中国文化认为无论是“治身”还是“治国”，皆要与“天道”相合。天道，在自然界表现为“道法自然”，在人类社会表现为“天理昭彰”，于人自身则内化为“良知良能”。天道是中国社会道德的最高标准,是行为所遵循的根本准则。中国文化从夏商周一直到近代，虽几经变革，但“天道”观念一直没有被根本性地动摇和颠覆，中华文明也因此从没有断裂和脱轨。治未病事业的推进、养生防病理念的宣讲，对于中华民族天道观的弘扬定有裨益。
居安思危的忧患文化精神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明确指出“不知已病治未病”的防病理念源于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反思，是治国之道、生活经验施之于治身的结果。治未病思想正是中华民族居安思危忧患意识在医学领域的反映。
忧患意识的要义在于“居安思危”，随时警惕灾祸的发生，并做好积极防备工作。正如《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在治未病“未病先防”“瘥后防复”等理念中有着明显的呈现。唐代医家孙思邈告诫人们要“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云：“盖祸患之机藏于细微，非常人之豫见，及其至也，虽智者不能善其后，是以‘圣人之教下，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其以中风为例云：“故中风者，俱有先兆之征，凡人如觉大拇指及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不用，或肌肉蠕动者，三年内必有大风之类。”
忧患意识是一种主体意识、责任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勇于担当、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善察应变、图难于细的生存智慧。治未病深深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治未病思想理念的传承弘扬将会对培育、提升民众的忧患意识有所裨益。
在世界医学上独放异彩的中医“治未病”思想，孕育、滋生于伟大的中华文明之中，承载、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其所蕴含的仁德、中和、天道、忧患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治未病思想理论的传承弘扬、治未病事业的繁荣发展也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体现。(王明强) (王明强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国学研究所)
尊生护生的仁德文化精神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将“不治已病治未病”定位为“圣人”之举。对此，金元医家朱丹溪有着独到见解，“盖保身长全者，所以为圣人之道，治病十全者，所以为上工之术。”《内经知要·卷上·道生》载：“圣人治未病，贤人治已病”，中国古代医学之所以昌盛，和仁德思想紧密相关。《内经》中以医学保身和亲、治民保民的思想随处可见。《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载：“夫子之言，上终天气，下毕地纪，可谓悉矣”“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素问·宝命全形论》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治未病彰显的正是这种“仁德”。
“仁德”是基于血缘关系上“家国一体”社会结构模式必然性的文化选择。中华文明自古崇尚个人的“德”“义”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民族成员内部呈现出明显的情感主义倾向。这种情感主义倾向反映在哲学上是“仁者爱人”，反映在伦理学上是“恻隐之心”，反映在治国理政上是“以德治国”。这使得中华民族成员产生了浓浓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牢不可破的纽带。
当前大力推进治未病健康工程，正是立足于仁德理念。仁德文化的彰显有助于培育和增强民族成员的家国情怀，打造中华儿女共有的情感和精神家园，增强和提升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
以和为贵的中和文化精神
“治未病”目的在于使人体保持“未病”状态，即《内经》中所言“平人”，各种体征无不过无不及。平人一词在《内经》中共见15次，如《素问·平人气象论》：“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等。中医学认为致病根源在于人体内部或人与外界之间失和，打破了原有平衡，出现了过或不及状态。治病之法在于恢复原有平和状态，《素问·至真要大论》载：“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治未病就是采用调节、调和为主的方法，使人体自身以及人体与外在环境达到中和的境界。
治未病思想理论中蕴含的中和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庸》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中和看作世间万物各居其位、孕育化生的根本。中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衍兴盛、走向未来的根本。
顺天应时的天道文化精神
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最后达到天人合一，是治未病理论贯彻始终的思想，《内经》中已明确认识到人与自然相合的密切关系。《素问·宝命全形论》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体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灵枢·本神》载：“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治未病深深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天道文化精神。
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在于深体天地人合一之道。《周易·乾卦·文言》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以顺天地应四时为“大人”本质属性。宋代儒学大师程颢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架构，中国文化认为无论是“治身”还是“治国”，皆要与“天道”相合。天道，在自然界表现为“道法自然”，在人类社会表现为“天理昭彰”，于人自身则内化为“良知良能”。天道是中国社会道德的最高标准,是行为所遵循的根本准则。中国文化从夏商周一直到近代，虽几经变革，但“天道”观念一直没有被根本性地动摇和颠覆，中华文明也因此从没有断裂和脱轨。治未病事业的推进、养生防病理念的宣讲，对于中华民族天道观的弘扬定有裨益。
居安思危的忧患文化精神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明确指出“不知已病治未病”的防病理念源于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反思，是治国之道、生活经验施之于治身的结果。治未病思想正是中华民族居安思危忧患意识在医学领域的反映。
忧患意识的要义在于“居安思危”，随时警惕灾祸的发生，并做好积极防备工作。正如《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在治未病“未病先防”“瘥后防复”等理念中有着明显的呈现。唐代医家孙思邈告诫人们要“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云：“盖祸患之机藏于细微，非常人之豫见，及其至也，虽智者不能善其后，是以‘圣人之教下，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其以中风为例云：“故中风者，俱有先兆之征，凡人如觉大拇指及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不用，或肌肉蠕动者，三年内必有大风之类。”
忧患意识是一种主体意识、责任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勇于担当、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善察应变、图难于细的生存智慧。治未病深深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治未病思想理念的传承弘扬将会对培育、提升民众的忧患意识有所裨益。
在世界医学上独放异彩的中医“治未病”思想，孕育、滋生于伟大的中华文明之中，承载、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其所蕴含的仁德、中和、天道、忧患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治未病思想理论的传承弘扬、治未病事业的繁荣发展也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体现。(王明强) (王明强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国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