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月犁：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 ——写在崔月犁同志逝世2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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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月犁同志逝世于1998年1月22日，距今已整整20年。在人生大舞台上，有的人经得起远看，而且历史愈久远，他的价值则愈显著。崔月犁同志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他去世前十余年间，我们交流较多。他逝世纪念日的临近，令我魂牵梦绕，长夜难眠。
崔月犁同志本姓张，“崔月犁”这个名字是他早年步入革命岁月时自己改的，取意于“东风催晓月，大地待春犁”。他的老伴徐书麟常说：“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只知道拉犁，不知道惜命的老黄牛。”
崔月犁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出生入死。建国初期夙兴夜寐，为北京的重建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经历了8年铁窗生涯，而革命气节毫不动摇。经常与他交往的人都知道：他生性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坚贞不屈，他做事高瞻远瞩、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敢做敢当，他做人诚恳率真、谦和平易、患难可共、死生可托。这些话都验证在他生前最喜爱的一副对联上：“立身无愧于天地，志趋不忘为人民”。
1978年，他奉命到卫生部主管中医工作，从此中医事业就成了他的毕生职责。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果断作出了“振兴中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决策。他对中医兴衰这一事关人民防病治病的大业，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1987年退休后，他更加关注中医药学术团体，整天记挂的全是中医振兴的大问题，诸如发扬中医特色、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继承传统师带徒、中医教育改革、中医科研、中医解决百姓医疗难题、中医走向世界等。直到1998年1月22日，他为心里只有人民的自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中医的后来人，留下了充满正能量的革命精神。
崔月犁同志生前常说：“没有中医学术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医事业的兴旺。中医的医、教、研要突出中医特点，发挥中医优势，如果把中医学搞得不中不西，那还叫什么中医事业。”他在1997年召开的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这次大会集中了全国中医界很多知名专家、人才，为保证中医药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要进一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要重视中医软科学研究与开发。使中医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为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一番话，为中医事业勾画出一个以中医科学为生产力的，从国内到国际的发展蓝图。至今20年过去了，这一语重心长的嘱托，依然是指引我们锐意改革、努力奋斗的目标。1998年1月4日，他在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分会成立大会上满含深情地说：“中医急症学术和事业的未来靠年轻一代的努力。你们要发扬老一代中医急症专家的拼搏精神，学深、学透中医理论，决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这几句话，竟成为他生前留给全国中医学者最后的寄语。
崔月犁同志生前常说：“我主张中西医结合，但不赞成中医西化”。1995年3月，他在谈到我所写的《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一文时，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当时他诙谐地对我说：“这个观点是我从工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你从理论上把它讲透彻了，这也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吧!”他还认真地说了一大段话：“毛泽东同志对待中西医两者的关系，核心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首先从实践入手，提高临床疗效，共同服务于病人。至于说创造统一的新医学体系，那是医学发展的长远目标，到底多长多远，只能说我们不知道。以中西医结合作为唯一的医学体系，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往后什么时候会实现，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说已经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体系，那就不是事实了。现在中医学术发展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保持特色，发扬优势。中医学术完全振兴了，中西医结合才有一个可靠的基础。”我说：“我给中西医结合下的定义，其实是中西医配合的意思。”他说：“这一点，从你的论文一眼就看出来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相互配合嘛!50年代卫生工作方针称‘团结中西医’，80年代国家宪法写的是‘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90年代我国卫生工作总方针是‘中西医并重’。按照国家这些法规、方针，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配合，完全不包含中西医合二而一的意思呀!”我反问他：“那为什么当初不写成中西医配合，而要留下空子给人钻呢？”他大声笑着说：“50年代那时候，社会上结合的说法多了去了，脑体结合、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等等。这些结合是什么意思，谁不明白呢？知道中西医并没有合二而一，不就得了吗？反正我已经让学会机关把你的《定义》转发给各省级中医药学会讨论了。如果有可能争论起来，你的观点以及相关‘说文解字’的问题，由你负责回答吧!”接着他又问：“你还研究过哪些定义？”我说到了《论中医学的定义》《证、证、症、候的沿革和证候定义的研究》《中医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以及辨证论治、中药等。他鼓励说：“我知道你们前三届研究生的底子都厚，这些苦差事是你们念书人干的。回头你把这些论文都拿给我看看。”那是我与他交流比较多的一次。他讲起话来总是那么准确、干脆、利落、率真，每每想起来，就不由得感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崔月犁同志对中医西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在《主持卫生工作》中指出：“有些人在指导思想上不明确，不是在发展中医和发展西医过程中进行中西医合作，而是直接以西医代替中医。嘴上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实际心里认为中医是落后的，不知不觉地把中医消灭了。”1997年他看了《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后打电话给我，很激动地说道：“不少中医专家对我说，你是第一位从中医核心概念的定义入手，来研究中医基础理论问题的人。大家认为你所作的定义是准确的、科学的。比如你在文中的三个小标题(指‘接轨乎，无轨可接’；‘改轨也，自毁其轨’；‘铺轨者，任重道远’)既形象又准确。中医学的轨，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而形成的中医基础理论与辨证论治。这是中医的灵魂和生命线，是中医特色和优势所在。为什么要找到国外，和人家的西医接轨呢？这不是打着接轨的旗号搞西化吗？这是将中医毁于萧墙之内的历史大错呀!”过了一会儿他又打电话给我，拿起听筒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要是再年轻十岁就好了。”良久，才听到他轻轻放下电话的声音。我懂得他的心，如果他尚在管理岗位，他是不会放任“改轨也，自毁其轨”的问题继续蔓延的。1997年他在《中医沉思录》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特色。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地西化，那就重复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消灭中医的悲剧”。这些警世之言，值得每一个有传统文化责任心的中国人而不仅是中医人时刻铭记在心。
崔月犁同志生前常说，教育是发展中医的关键。他最诙谐的说法是，不要“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1982年4月的“衡阳会议”上，他在谈到中医教育的任务时指出：“中医要振兴，要发展，关键是人才。要解决中医后继乏人、后继乏术，就一定要把中医教育搞好，培养有过硬本颇的中医。不要弄成中不中、西不西，两个半瓶子醋。”谈到中医教育目标时，他说：“中医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合格的中医师。”谈到中西课程安排的原则时，他强调：“应当按照中医的理论体系从事教学，要在系统掌握好中医理论的基础上，适当学一些西医知识。”后来他在《中医沉思录》中，专门讨论了“中医师带徒是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重要途径”。1990年举办首届“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时，他特地打电话建议我主管的《中国医药学报》配合这一工作，搞几年“有奖征文活动”来促进学术继承人作好学术总结，提升继承工作的效果。
面对中医教育脱离目标的问题，1994年1月22日崔月犁同志主持召开“中医药发展战略讨论会”。会上不少老一辈中医专家对中医教育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如“研究生毕业论文必须是实验研究性课题，没有突出中医的学术”“中医教育要着眼培养一批中医基础理论过硬，临床辨证论治能力强，与老中医相似的原样人才”，并建议“重点研究教育问题，研究人才问题。组织各方面专家对照中医药教育目标，就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问题认真研究。必要时选择一两所中医学院进行解剖，促进中医教育按照培养高级中医人才的目标，尽快进行调整改革”。会后，他亲自审定了我们起草的会议纪要，分送给相关部门，并将会议纪要收录在《中医沉思录》之中，以供往后参考。从这一会议的组织安排，足以看到崔为犁同志对中医教育调整改革的良苦用心。
崔月犁同志在一生中的最后两年，是带病为中医而拼搏的。1997年5月，在他的建议下，由国家中医药管理与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召开了全国“中医基础理研究讨论”会议。与会代表不足30人，他一言不发地听了两天会议发言。会议中间休息时他走到我身后，弯下腰对我说了三个字：“放开讲。”1997年6月他打电话找我，一见面便说：“我打算编一部书，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医事业与学术的发展做一些回顾，希望启发大家对中医事业的历史、现状、未来进行一次冷静的总结与思考，使人们从中分辨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路子来，免得以后再走弯路。”这就是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医沉思录》第一卷。1997年9月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他将该书八百余册赠送给所有与会代表及来宾。1997年12月20日我去看望他时，他叮嘱我不要发表任何赞扬《中医沉思录》的书评和报道，临走时托我帮他邮寄一大捆《中医沉思录》赠给好友、同事和领导。1998年1月8日他自筹经费，启动了“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1998年1月21他写给我一封信，信未及发出，他不幸于1月22日一早骤然逝世。噩耗传来，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模糊间只有两句话：一句是陶铸的“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句是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
2018年1月22日，是崔月犁同志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我可以向他说的，只有一句话：“复兴中医，我一直在路上。”(李致重) (李致重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