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移植，十年艰辛路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中国首个网上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系统“施予受”登记人数突破30万。2017年，我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5148例，再加上亲体活体捐献2325例，中国成为继美国后全球器官捐献数量第二的国家。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感叹说，十年的艰辛改革使我国移植事业走上了世界舞台，从被诟病到赞誉，他感到欣慰与自豪。
受邀参会，历经波折
2017年2月7日至8日，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举办“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由黄洁夫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谈到这次参会经历，黄洁夫坦言“实为不易”。
梵蒂冈方面向黄洁夫发出参会邀请，但由于我国与梵蒂冈尚未正式建交，若要代表国家参加，障碍重重。“长期以来，国际上对我国器官移植存在很多误解，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造谣与攻击，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发出中国的真实声音。”黄洁夫将邀请信上报，国家有关部门与高层领导对此极为重视，不仅同意了，还专门组建八人代表团，任命黄洁夫为团长，正式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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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说，这次参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代表团做了充分准备。与会者支持我方的少，反对质疑的多，还有敌对势力制造谣言。一位记者报道，这是场“火花四溅”的会议。
会上，黄洁夫用数据和事实介绍了中国器官移植改革，阐述了中国依法推进改革的十年历史和取得的成绩，并对谣言作出驳斥和澄清。这是中国首次受邀出席由国际权威组织举办、器官移植领域最重要的峰会，也是首次在国际上展示我国在器官移植体系建设上的进步，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顶着压力推进改革
我国器官移植起步晚，无论技术或法制体系都是如此。器官移植技术在改革开放前后传进我国，短暂尝试后，由于多种原因，移植事业就进入了长达10年的停滞期。直到上世纪90年代，包括黄洁夫在内的一批学者回国，才掀起移植手术的第二次高潮。
器官移植法制体系建设相比技术进步更晚了一些。在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尚未建立前，为了挽救器官衰竭病人，我国曾长期使用死囚器官。“这是无奈之举。2005年，我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卫生高层会议上，首次承认中国器官来源于死囚，并阐述中国政府改革的决心。器官移植医疗是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医生应对捐献者表示尊重和谢意，要对生命有所敬畏。器官移植工作希望赢在医院，而不是刑场，中国应建立公民自愿捐献体系，确保医疗服务的纯洁与高尚。”这是黄洁夫长期致力推动移植改革的初心。
, 百拇医药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器官移植终于走上法治轨道。在政府的支持下，2008年，黄洁夫“铁腕”改革，用技术准入手段，在3个月内将参差不齐、秩序混乱的600多家器官移植医院砍到163家，确保了移植医疗的质量。2010年，他又与红十字会一起启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制定了一套规定和措施，使公民器官捐献成为唯一的合法器官来源。
2015年1月起，中国宣布废除死囚器官使用。“我们以前担心彻底废除死囚作为器官移植来源后，器官移植数会下降，但目前看担心是多余的。”黄洁夫表示，我国每年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死亡的病人数约600万，若按千分之一的捐献率、一个捐献者捐献3个大器官算，就能得到1.8万个大器官，几乎能将现在1万的移植数翻一番。
黄洁夫说，改革虽有困难和压力，所幸有政府的强力支持。“当时有人跟我说，黄部长是霸王硬上弓；也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可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器官捐献事业中发扬光大，我们该有‘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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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最近一次调查发现，约70%的年轻人都有捐献意愿，关键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为人民群众信任的体系。黄洁夫预言，到2020年，中国或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移植大国。
“中国模式”被写入国际文书
黄洁夫说，我国移植事业改革的过程，正如他写给教皇的信中所表达的：“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错之，众人检视，改之，众人仰之”。如今，中国移植事业已得到世界移植界的赞誉。
今年3月12日至13日，中国代表再次受邀参加梵蒂冈峰会。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主任王海波介绍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经验，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誉。大会总结了中国模式的特点：举国体制；法制框架；设立管理机构；制定器官捐献标准；人道主义救助政策；人文精神。
会后，这套“中国模式”被写入大会宣言：“中国器官移植改革体现了公正、透明和公平的原则，具有指导意义。这些成果标志着一个器官捐献与移植新时代已诞生。”
黄洁夫认为，尽管中国模式被世界认可，但体系尚不完善，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正如新生婴儿需要成长周期，只有得到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改革的目标。
目前，我国有数十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真正进入医院，能支付起昂贵移植费用的不多。因此，黄洁夫呼吁将器官移植纳入大病医保。他希望更多人认识到，器官捐献的重大意义，“一念生、一生缘”，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它能带来几个生命的重生。器官捐献工作能让社会充满爱心、慈悲和关爱。▲, 百拇医药(张芳)
受邀参会，历经波折
2017年2月7日至8日，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举办“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由黄洁夫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谈到这次参会经历，黄洁夫坦言“实为不易”。
梵蒂冈方面向黄洁夫发出参会邀请，但由于我国与梵蒂冈尚未正式建交，若要代表国家参加，障碍重重。“长期以来，国际上对我国器官移植存在很多误解，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造谣与攻击，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发出中国的真实声音。”黄洁夫将邀请信上报，国家有关部门与高层领导对此极为重视，不仅同意了，还专门组建八人代表团，任命黄洁夫为团长，正式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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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说，这次参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代表团做了充分准备。与会者支持我方的少，反对质疑的多，还有敌对势力制造谣言。一位记者报道，这是场“火花四溅”的会议。
会上，黄洁夫用数据和事实介绍了中国器官移植改革，阐述了中国依法推进改革的十年历史和取得的成绩，并对谣言作出驳斥和澄清。这是中国首次受邀出席由国际权威组织举办、器官移植领域最重要的峰会，也是首次在国际上展示我国在器官移植体系建设上的进步，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顶着压力推进改革
我国器官移植起步晚，无论技术或法制体系都是如此。器官移植技术在改革开放前后传进我国，短暂尝试后，由于多种原因，移植事业就进入了长达10年的停滞期。直到上世纪90年代，包括黄洁夫在内的一批学者回国，才掀起移植手术的第二次高潮。
器官移植法制体系建设相比技术进步更晚了一些。在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尚未建立前，为了挽救器官衰竭病人，我国曾长期使用死囚器官。“这是无奈之举。2005年，我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卫生高层会议上，首次承认中国器官来源于死囚，并阐述中国政府改革的决心。器官移植医疗是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医生应对捐献者表示尊重和谢意，要对生命有所敬畏。器官移植工作希望赢在医院，而不是刑场，中国应建立公民自愿捐献体系，确保医疗服务的纯洁与高尚。”这是黄洁夫长期致力推动移植改革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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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器官移植终于走上法治轨道。在政府的支持下，2008年，黄洁夫“铁腕”改革，用技术准入手段，在3个月内将参差不齐、秩序混乱的600多家器官移植医院砍到163家，确保了移植医疗的质量。2010年，他又与红十字会一起启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制定了一套规定和措施，使公民器官捐献成为唯一的合法器官来源。
2015年1月起，中国宣布废除死囚器官使用。“我们以前担心彻底废除死囚作为器官移植来源后，器官移植数会下降，但目前看担心是多余的。”黄洁夫表示，我国每年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死亡的病人数约600万，若按千分之一的捐献率、一个捐献者捐献3个大器官算，就能得到1.8万个大器官，几乎能将现在1万的移植数翻一番。
黄洁夫说，改革虽有困难和压力，所幸有政府的强力支持。“当时有人跟我说，黄部长是霸王硬上弓；也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可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器官捐献事业中发扬光大，我们该有‘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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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最近一次调查发现，约70%的年轻人都有捐献意愿，关键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为人民群众信任的体系。黄洁夫预言，到2020年，中国或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移植大国。
“中国模式”被写入国际文书
黄洁夫说，我国移植事业改革的过程，正如他写给教皇的信中所表达的：“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错之，众人检视，改之，众人仰之”。如今，中国移植事业已得到世界移植界的赞誉。
今年3月12日至13日，中国代表再次受邀参加梵蒂冈峰会。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主任王海波介绍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经验，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誉。大会总结了中国模式的特点：举国体制；法制框架；设立管理机构；制定器官捐献标准；人道主义救助政策；人文精神。
会后，这套“中国模式”被写入大会宣言：“中国器官移植改革体现了公正、透明和公平的原则，具有指导意义。这些成果标志着一个器官捐献与移植新时代已诞生。”
黄洁夫认为，尽管中国模式被世界认可，但体系尚不完善，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正如新生婴儿需要成长周期，只有得到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改革的目标。
目前，我国有数十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真正进入医院，能支付起昂贵移植费用的不多。因此，黄洁夫呼吁将器官移植纳入大病医保。他希望更多人认识到，器官捐献的重大意义，“一念生、一生缘”，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它能带来几个生命的重生。器官捐献工作能让社会充满爱心、慈悲和关爱。▲, 百拇医药(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