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到底谁说了算
受访专家：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 顾 晋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教授 钮文异
在医学诞生最初的两千年里，一直有“听医生准没错”的传统，患者没有知晓医疗信息的权利，更谈不上选择权。如今信息发达，人们可轻松获取健康知识，疾病认知能力不断提高，但也会逐渐对医生的判断和治疗方案产生怀疑，甚至引起医疗纠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彼得·于贝尔(下文简称为于贝尔)在新书《生命的关键决定》里详细描述了这一变化过程，并就“看病到底谁说了算”进行了探讨。
医者如父
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向医学界发出道德倡仪书《希波克拉底誓言》，这是医学伦理界最著名的文本，也是所有西医从业人员都要遵循的职业道德圣典。他提到，医生与患者沟通时应“沉着应对，尽可能地隐瞒病情，必须给予指示时，应采取快乐平静的态度，让患者的注意远离接受治疗的事实。”希波克拉底从来没有提过医生需要教育患者，或赋予患者参与医疗决定的权力，而是叮嘱医生“要确保患者合作”。
那时的医生拥有父亲般的权威，他们为患者着想、承受患者的担忧，就像父亲照顾孩子一样。有患者承受不起的坏消息时，医生会避重就轻，撒个善意的谎。在那个“医者如父”的时代，做决定是医生的责任，患者只有听从的份儿。于贝尔说，当时医生的工作不是治愈患者，而是安抚、陪伴患者，受医学发展限制，一些医生甚至没有做出正确诊断的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医学的定位很快从原本的诊断科学变为治疗科学，各种疾病的治疗方式也日新月异，医生更加受到尊崇，在患者眼中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形象。但这种敬意反倒被利用，一些医生不告知患者便在其身上测试各种新理论，俨然把患者当作“活体实验室”。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医学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人体试验的成果发表。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表示，传统的医学教育往往让医生把病人看成一个简单的生物体，而不是有七情六欲、活生生的人。他认为，患者本人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教授钮文异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医生说了算”的模式认为患者缺乏医学知识，不足以作出正确决定，但它忽视了患者需求、价值倾向、主观体验等，这样的医学是冰冷的。
患者夺权
1975年，医疗决定权的归属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1岁的卡伦·安·昆兰因一次意外变成了植物人，美国圣克莱尔医院神经科医师罗伯特·莫尔斯用呼吸机维持着她的生命。出于对女儿的爱，卡伦父母认为应移除呼吸机，让她摆脱痛苦，安详、有尊严地离开。这一提议被莫尔斯拒绝，卡伦父母只好向法院申请护理权。这次普通人向权威发起的挑战引来哲学家、律师和媒体的关注和讨论。经过多次诉讼，卡伦父母胜诉，患者开始有权在医患意见不合时换医生。
于贝尔说，卡伦一案无疑是患方在争取医疗决定权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一场战役。此后，患者赋权革命的脚步越来越快，医患互动方式发生了改变：世界各地的医生依旧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看法仍受重视，但医疗建议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截了当。治疗过程中，不论大事小事，医生都会拿一沓知情同意书要求患者签名。医生渐渐变成了单纯的信息提供者，最终由患者做决定，但在实践过程中患者掌权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医生沟通时满口术语，患者经常在听完解释后一头雾水，语言的隔阂造成了不少误会；新的医患模式不强调感情，而是冷冰冰的逻辑，大部分医生忽视了患者的情绪变化，这与希波克拉底的精神背道而驰；患者不够了解疾病，对医疗行为有错误的假想，影响了最终判断。可见，患者取得医疗决定权后，未必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
与将生命完全交给医生相比，患者拥有决定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进步。顾晋说：“患者自主选择治疗，会更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效果相对好，哪怕放弃治疗，也会做好心理准备，为人生划上圆满的句号。”但个别医生置身局外的态度，轻描淡写地谈论对病人至关重要的信息，是不可取的。医学是有温度的，医生要懂得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虽然很多病医生治不了，但要跟患者有共同语言，有时关心的力量比药物还大。
“患者怎么说，医生就怎么做”的做法，忽视了医生在医疗决策中的主导作用，是对生命健康的不负责任。钮文异解释，医学有较强的专业性，患者只靠一知半解，很难做出准确判断，如果对医生不信任，也会干扰整个治疗过程，并影响最后的选择。
盟军战友
在诊疗中，医患不可能各自为战，他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面对的敌人是疾病，只有沟通、配合才能更好地战胜病魔。于贝尔提出一个折中方式：医生和患者都说出自己的想法、共同商讨，从争夺决策权到共享决策权，只有双方都认同才是最有利的决定。
钮文异告诉记者，这与二十世纪90年代兴起的循证医学理念不谋而合。循证医学指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医学实践与研究依据，同时结合医生的专业技能、临床经验和现有资源，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来决定治疗措施。如果把医学决策的证据称为“理”，其他影响决策的因素就是“情”，比如人的主观情感和好恶。
医学决策中，“情”与“理”缺一不可。过去，人们对医学研究及其科学证据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有必要突出证据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但现在证据和指南“绑架”了部分医学实践，有必要重申“情”在决策中的作用。实践循证医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医患双方都作出改变。
患者方面，不应只满足于接收和了解医生提供的信息，可以到循证医学相关网站查询疾病内容，然后带着目的和查阅出的最好医学实践证据清单就医。由于医学知识背景不同，医生有时不见得能和患者感同深受，患者如果不明确地表达困惑，医生可能忽略这点。
建议患者主动、清晰地表明你的感受及如何看待各种治疗方式，比如医生说话速度太快、听不懂医生讲的是什么、对治疗方式有顾虑时，不要害怕提问，因为解释是医生应尽的责任。此外，不要急着做出决定，让激动的情绪缓和一下，有助于做出正确决定。除了征询医生意见，患者可以听听家人、朋友或其他有相似经历者的想法。
医生方面，首先要不断学习，具有全面的知识体系和业务能力，只有专业技术过硬，才能为患者提供合理的分析，并获得患者信任；其次，要学会用患者可以理解的语言沟通，尽可能让患者掌握相关知识；再次，必须了解患者的想法和处境，包括情绪、经济条件、价值取向等，并重视患者的意愿；最后，顾晋提醒医生们要学习沟通技巧，“医院不妨开设一些专门的医患交流培训课，提高医生医学人文素养”。
医患共同决策利于改善医患关系，但其最终目的是使患者得到更理想的治疗，因此在平衡各项因素时应把治疗效果和患者安全放在医学伦理首位，对患者不合理的期望和要求，应予以解释和说明；对有害或无益于患者生命健康的选择及行为，医务人员有权利和义务加以干涉。▲ (徐文婷)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 顾 晋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教授 钮文异
在医学诞生最初的两千年里，一直有“听医生准没错”的传统，患者没有知晓医疗信息的权利，更谈不上选择权。如今信息发达，人们可轻松获取健康知识，疾病认知能力不断提高，但也会逐渐对医生的判断和治疗方案产生怀疑，甚至引起医疗纠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彼得·于贝尔(下文简称为于贝尔)在新书《生命的关键决定》里详细描述了这一变化过程，并就“看病到底谁说了算”进行了探讨。
医者如父
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向医学界发出道德倡仪书《希波克拉底誓言》，这是医学伦理界最著名的文本，也是所有西医从业人员都要遵循的职业道德圣典。他提到，医生与患者沟通时应“沉着应对，尽可能地隐瞒病情，必须给予指示时，应采取快乐平静的态度，让患者的注意远离接受治疗的事实。”希波克拉底从来没有提过医生需要教育患者，或赋予患者参与医疗决定的权力，而是叮嘱医生“要确保患者合作”。
那时的医生拥有父亲般的权威，他们为患者着想、承受患者的担忧，就像父亲照顾孩子一样。有患者承受不起的坏消息时，医生会避重就轻，撒个善意的谎。在那个“医者如父”的时代，做决定是医生的责任，患者只有听从的份儿。于贝尔说，当时医生的工作不是治愈患者，而是安抚、陪伴患者，受医学发展限制，一些医生甚至没有做出正确诊断的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医学的定位很快从原本的诊断科学变为治疗科学，各种疾病的治疗方式也日新月异，医生更加受到尊崇，在患者眼中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形象。但这种敬意反倒被利用，一些医生不告知患者便在其身上测试各种新理论，俨然把患者当作“活体实验室”。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医学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人体试验的成果发表。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表示，传统的医学教育往往让医生把病人看成一个简单的生物体，而不是有七情六欲、活生生的人。他认为，患者本人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教授钮文异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医生说了算”的模式认为患者缺乏医学知识，不足以作出正确决定，但它忽视了患者需求、价值倾向、主观体验等，这样的医学是冰冷的。
患者夺权
1975年，医疗决定权的归属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1岁的卡伦·安·昆兰因一次意外变成了植物人，美国圣克莱尔医院神经科医师罗伯特·莫尔斯用呼吸机维持着她的生命。出于对女儿的爱，卡伦父母认为应移除呼吸机，让她摆脱痛苦，安详、有尊严地离开。这一提议被莫尔斯拒绝，卡伦父母只好向法院申请护理权。这次普通人向权威发起的挑战引来哲学家、律师和媒体的关注和讨论。经过多次诉讼，卡伦父母胜诉，患者开始有权在医患意见不合时换医生。
于贝尔说，卡伦一案无疑是患方在争取医疗决定权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一场战役。此后，患者赋权革命的脚步越来越快，医患互动方式发生了改变：世界各地的医生依旧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看法仍受重视，但医疗建议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截了当。治疗过程中，不论大事小事，医生都会拿一沓知情同意书要求患者签名。医生渐渐变成了单纯的信息提供者，最终由患者做决定，但在实践过程中患者掌权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医生沟通时满口术语，患者经常在听完解释后一头雾水，语言的隔阂造成了不少误会；新的医患模式不强调感情，而是冷冰冰的逻辑，大部分医生忽视了患者的情绪变化，这与希波克拉底的精神背道而驰；患者不够了解疾病，对医疗行为有错误的假想，影响了最终判断。可见，患者取得医疗决定权后，未必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
与将生命完全交给医生相比，患者拥有决定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进步。顾晋说：“患者自主选择治疗，会更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效果相对好，哪怕放弃治疗，也会做好心理准备，为人生划上圆满的句号。”但个别医生置身局外的态度，轻描淡写地谈论对病人至关重要的信息，是不可取的。医学是有温度的，医生要懂得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虽然很多病医生治不了，但要跟患者有共同语言，有时关心的力量比药物还大。
“患者怎么说，医生就怎么做”的做法，忽视了医生在医疗决策中的主导作用，是对生命健康的不负责任。钮文异解释，医学有较强的专业性，患者只靠一知半解，很难做出准确判断，如果对医生不信任，也会干扰整个治疗过程，并影响最后的选择。
盟军战友
在诊疗中，医患不可能各自为战，他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面对的敌人是疾病，只有沟通、配合才能更好地战胜病魔。于贝尔提出一个折中方式：医生和患者都说出自己的想法、共同商讨，从争夺决策权到共享决策权，只有双方都认同才是最有利的决定。
钮文异告诉记者，这与二十世纪90年代兴起的循证医学理念不谋而合。循证医学指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医学实践与研究依据，同时结合医生的专业技能、临床经验和现有资源，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来决定治疗措施。如果把医学决策的证据称为“理”，其他影响决策的因素就是“情”，比如人的主观情感和好恶。
医学决策中，“情”与“理”缺一不可。过去，人们对医学研究及其科学证据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有必要突出证据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但现在证据和指南“绑架”了部分医学实践，有必要重申“情”在决策中的作用。实践循证医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医患双方都作出改变。
患者方面，不应只满足于接收和了解医生提供的信息，可以到循证医学相关网站查询疾病内容，然后带着目的和查阅出的最好医学实践证据清单就医。由于医学知识背景不同，医生有时不见得能和患者感同深受，患者如果不明确地表达困惑，医生可能忽略这点。
建议患者主动、清晰地表明你的感受及如何看待各种治疗方式，比如医生说话速度太快、听不懂医生讲的是什么、对治疗方式有顾虑时，不要害怕提问，因为解释是医生应尽的责任。此外，不要急着做出决定，让激动的情绪缓和一下，有助于做出正确决定。除了征询医生意见，患者可以听听家人、朋友或其他有相似经历者的想法。
医生方面，首先要不断学习，具有全面的知识体系和业务能力，只有专业技术过硬，才能为患者提供合理的分析，并获得患者信任；其次，要学会用患者可以理解的语言沟通，尽可能让患者掌握相关知识；再次，必须了解患者的想法和处境，包括情绪、经济条件、价值取向等，并重视患者的意愿；最后，顾晋提醒医生们要学习沟通技巧，“医院不妨开设一些专门的医患交流培训课，提高医生医学人文素养”。
医患共同决策利于改善医患关系，但其最终目的是使患者得到更理想的治疗，因此在平衡各项因素时应把治疗效果和患者安全放在医学伦理首位，对患者不合理的期望和要求，应予以解释和说明；对有害或无益于患者生命健康的选择及行为，医务人员有权利和义务加以干涉。▲ (徐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