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医人 上医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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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30日
清史知微
文 / 王惠娟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道光元年(1821年)，京师两度爆发瘟疫，民众多患吐痢而死，清代温病学派(明末以来在南方逐渐兴起，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吴瑭(1758~1836年)素怀悲悯之心，他披览医书，特制“霹雳散”，活人无数。道光十一年(1831年)，吴瑭听闻东南数省大水，民死无算，登时为之痛哭咯血，忧心忡忡。友人赋诗云：
“我乡有高士，观物提鉴衡。入世蓄真气，七十如孩婴。感怆民疮痍，血泪相和倾。热心报古痛，岂曰生命轻。我闻三太息，位贱犹怦怦。”
疾病时有 命悬于医
清代医家胡廷光(清嘉庆年间编著《伤科汇纂》一书，列各类理伤药1000余方)有言，“医道乃仁术也”。“医乃仁道，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于医学的经典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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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医者对病患的重视，还体现在诊疗过程中。乾嘉时期医人陈念祖(1753~1823年)，“每诊一病，必半日许，才出一方。有难之者，其言讷讷然，如不能出”。王士雄(1808~1868年)则“每临一证，息心静气，曲证旁参，务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后已”。可见其诊疗慎之又慎，无不为病人性命考量。
晚清医家黄宽(1829~1878年)为人治病，一片热忱，即使在饭时遇有病者，立即应诊。遇危重病人，常终夜不归，寝食皆废。遇有极贫苦者，亦慨然解囊，“助以药饵之费”。光绪四年(1878年)秋，黄宽项背发疽，病情堪忧，而恰逢英国领事夫人难产，家人力劝其不宜出诊。黄宽不忍弃产妇母子于不顾，毅然赴诊。“吾疽纵剧，只损一命，妇人难产，必戕二命，讵能以爱惜一命而弃二命于不顾耶？”黄氏归后病情恶化，寻病逝，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清代医家有云：“病人之病，赖医人之医。”“医人”既为医者职分所在，医者掌握精道的医术，则是其行医济世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清代医家对自身的要求 。中医名家陈虬(1851~1904年)有言，“疾病，人所时有，而命悬于医。医关人之生死，而道贵精。”许克勤(约1847~？)亦言，医者“必先晓医道，方能为人所悦”。正是因为“医人”乃人命关天，“上则帝王、宰辅，下及庶民，有生死之寄”，故而古今医家秉持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与人道精神，无不强调为医者术在专精的重要性。清初名医张志聪(1616~1674年)曾教导门生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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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俗相沿云‘行医全凭时运’，予以为不然。诸生来学，当苦志读书，细心参究，庶可免庸医之责。若凭时运，则何业不可为，而习此苦难之事!设杀一不辜，而救百人，其功不能赎罪。盖救人乃医家分内事，况多有病之轻者，有病之能自愈者，或病虽剧而可救者。”
在张志聪看来，行医切忌心存侥幸，置彼人性命于不顾，唯有悉心学习，精湛业医，才能不蹈庸医覆辙。乾隆朝宫廷御医徐大椿(1693~1771年)《医贯砭》有言，医之为道乃救人之死，“而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之计耳”。徐氏批评部分医者学艺不精，枉执救人之义。
医学作为一种科学，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理想。名医程国彭(1662~1735年)在《医学心悟》中指出：“医道至繁，何以得其要理，而执简以驭繁也？余曰：‘病不在人身之外，而在人身之中’。”程氏所言，指明医人的重要性，即医者不应仅关注疾病，更要关注患者本身。从“医病”到“医人”，清代医家人道主义的医道观，以尊重和关心病患的生命安危为前提，同时强调医者应谨慎对待医学事业，不辱使命。医学关注人道的济民情怀经过不断发展，促成了其“经世济民”思想的进一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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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以载道 经世关怀
清代医家在应对疾病与诊治病患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对“医道论”的系统阐释。此中，“医道”发展为超越医疗甚至医学本身的一种治世理念与经世关怀。
“医道”是医者究天人之际、可供后世效法的一种智慧。《黄帝内经》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医道、诊道、治道。“洞明医道”成为历代医家不懈追寻的精诚理念。清代医家对此有诸多论述。如徐大椿就认为，“夫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暂行一时，道可流传千古”。
“治生即治世”，清代医家经世致用的医道观，反映出其从对病患的人文关怀，渐渐关注到医者、患者所处的现实世界。清初医学家汪昂(1615~1695年)说过，医学为“举世所恃赖，日用之所必需”，“负经世之志，谈经世之务”，遂毅然弃儒学医。
康熙朝御医祁坤少年时学习八股，对诸子旁流亦有涉猎。后师从名儒戴望之，戴氏通经学、长医术，告之曰：“先正有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治生即治世也，子盍图之？”祁坤有感于此，遂弃习科举，奋志学医，广泛搜集医书，“一切桐君之所秘，雷公之所传，琼函宝笈无不搜采”。桐君和雷公都是传说中黄帝的大臣，擅长医药，《桐君采药录》据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医药学专书。祁坤最终成为一代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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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提及的王士雄，少时“锐志于轩岐之学”(“轩岐”一说出自《黄帝内经》，轩辕是传说中的黄帝，岐伯则是传说中的古代大医家)，认为医者贵在以所学济世用。行医数十年间，活人无数，时人赞其“运其济世之术，而可垂诸后世者哉!”
“医以载道”、经世致用、匡扶救世的理念，成为清代医者所普遍追求的目标。乾隆二十七年(1757年)，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付梓，其在自叙感叹世人以业医为末流，而为医者责任重大，所谓“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徐氏指出，医者应振兴医学造化相维的良法，不但磨砺“生人之术”，亦肩负起兼济天下的使命感。
在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一些医家将眼光投入现实世界，他们不仅履行治病救人之责，亦敢于痛陈流弊，贡献一己医药之力，匡扶淑世。一时间，医人病、救国人以医国疾、救时势，成为当时医者心中的愿景。
嘉道时期(1796~1850年)，鸦片流毒甚重，不仅严重危害国人健康，亦成为朝野除之不去的社会顽疾。当是时，为使吸食者戒烟，两广总督林则徐广泛征求药方。医家何其伟(1774~1837年)综合十八味药草，悉心研制“戒烟丸”。经过临床试验，其药力平稳有效，后经林则徐推广，即著名的“林文忠戒烟方”，被誉为拯救烟民之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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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三年(1833年)，何其伟在研制药丸后，又广泛搜罗古今医书中治疗烟瘾的医方，撰成《救迷良方》，殷切期望吸食者彻底与鸦片决裂。其《自序》曰：
“今者鸦片之流害遍海内矣，嗜之而死，虽亿兆人奚足恤，然岂无将死未死，忽幡然悔惧，求延残息于顷刻者，是不可不有以苏之。我欲生即生，良方俱在焉。若朝欲其生，夕又忘死，一念为人，而一念为鬼，则亦未如之何也已。”
足见医者以医术愈心人、救时弊，以世道人心为己任的匡世之志。中医有言，“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在清代医家眼中，医道不仅是结束病痛以“捍卫民生”的治人良法，更是愈顽疾、治人心以“补偏救弊”的治世良策。对此，王士雄总结得十分恰当：
“医道通治道，治国者必察民情，听讼者必察狱情。用药如用兵，为将者必察敌情，为医者必察病情。民情得而政教行，狱清得而曲直分，敌情得则胜权独操，可以寡克众，可以逸待劳。病情得则生机在握，可以御疹疠，可以挽造化。”
作者任职于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http://www.100md.com
文 / 王惠娟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道光元年(1821年)，京师两度爆发瘟疫，民众多患吐痢而死，清代温病学派(明末以来在南方逐渐兴起，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吴瑭(1758~1836年)素怀悲悯之心，他披览医书，特制“霹雳散”，活人无数。道光十一年(1831年)，吴瑭听闻东南数省大水，民死无算，登时为之痛哭咯血，忧心忡忡。友人赋诗云：
“我乡有高士，观物提鉴衡。入世蓄真气，七十如孩婴。感怆民疮痍，血泪相和倾。热心报古痛，岂曰生命轻。我闻三太息，位贱犹怦怦。”
疾病时有 命悬于医
清代医家胡廷光(清嘉庆年间编著《伤科汇纂》一书，列各类理伤药1000余方)有言，“医道乃仁术也”。“医乃仁道，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于医学的经典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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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医者对病患的重视，还体现在诊疗过程中。乾嘉时期医人陈念祖(1753~1823年)，“每诊一病，必半日许，才出一方。有难之者，其言讷讷然，如不能出”。王士雄(1808~1868年)则“每临一证，息心静气，曲证旁参，务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后已”。可见其诊疗慎之又慎，无不为病人性命考量。
晚清医家黄宽(1829~1878年)为人治病，一片热忱，即使在饭时遇有病者，立即应诊。遇危重病人，常终夜不归，寝食皆废。遇有极贫苦者，亦慨然解囊，“助以药饵之费”。光绪四年(1878年)秋，黄宽项背发疽，病情堪忧，而恰逢英国领事夫人难产，家人力劝其不宜出诊。黄宽不忍弃产妇母子于不顾，毅然赴诊。“吾疽纵剧，只损一命，妇人难产，必戕二命，讵能以爱惜一命而弃二命于不顾耶？”黄氏归后病情恶化，寻病逝，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清代医家有云：“病人之病，赖医人之医。”“医人”既为医者职分所在，医者掌握精道的医术，则是其行医济世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清代医家对自身的要求 。中医名家陈虬(1851~1904年)有言，“疾病，人所时有，而命悬于医。医关人之生死，而道贵精。”许克勤(约1847~？)亦言，医者“必先晓医道，方能为人所悦”。正是因为“医人”乃人命关天，“上则帝王、宰辅，下及庶民，有生死之寄”，故而古今医家秉持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与人道精神，无不强调为医者术在专精的重要性。清初名医张志聪(1616~1674年)曾教导门生曰：
, 百拇医药
“时俗相沿云‘行医全凭时运’，予以为不然。诸生来学，当苦志读书，细心参究，庶可免庸医之责。若凭时运，则何业不可为，而习此苦难之事!设杀一不辜，而救百人，其功不能赎罪。盖救人乃医家分内事，况多有病之轻者，有病之能自愈者，或病虽剧而可救者。”
在张志聪看来，行医切忌心存侥幸，置彼人性命于不顾，唯有悉心学习，精湛业医，才能不蹈庸医覆辙。乾隆朝宫廷御医徐大椿(1693~1771年)《医贯砭》有言，医之为道乃救人之死，“而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之计耳”。徐氏批评部分医者学艺不精，枉执救人之义。
医学作为一种科学，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理想。名医程国彭(1662~1735年)在《医学心悟》中指出：“医道至繁，何以得其要理，而执简以驭繁也？余曰：‘病不在人身之外，而在人身之中’。”程氏所言，指明医人的重要性，即医者不应仅关注疾病，更要关注患者本身。从“医病”到“医人”，清代医家人道主义的医道观，以尊重和关心病患的生命安危为前提，同时强调医者应谨慎对待医学事业，不辱使命。医学关注人道的济民情怀经过不断发展，促成了其“经世济民”思想的进一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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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以载道 经世关怀
清代医家在应对疾病与诊治病患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对“医道论”的系统阐释。此中，“医道”发展为超越医疗甚至医学本身的一种治世理念与经世关怀。
“医道”是医者究天人之际、可供后世效法的一种智慧。《黄帝内经》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医道、诊道、治道。“洞明医道”成为历代医家不懈追寻的精诚理念。清代医家对此有诸多论述。如徐大椿就认为，“夫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暂行一时，道可流传千古”。
“治生即治世”，清代医家经世致用的医道观，反映出其从对病患的人文关怀，渐渐关注到医者、患者所处的现实世界。清初医学家汪昂(1615~1695年)说过，医学为“举世所恃赖，日用之所必需”，“负经世之志，谈经世之务”，遂毅然弃儒学医。
康熙朝御医祁坤少年时学习八股，对诸子旁流亦有涉猎。后师从名儒戴望之，戴氏通经学、长医术，告之曰：“先正有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治生即治世也，子盍图之？”祁坤有感于此，遂弃习科举，奋志学医，广泛搜集医书，“一切桐君之所秘，雷公之所传，琼函宝笈无不搜采”。桐君和雷公都是传说中黄帝的大臣，擅长医药，《桐君采药录》据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医药学专书。祁坤最终成为一代名医。
, 百拇医药
前文已提及的王士雄，少时“锐志于轩岐之学”(“轩岐”一说出自《黄帝内经》，轩辕是传说中的黄帝，岐伯则是传说中的古代大医家)，认为医者贵在以所学济世用。行医数十年间，活人无数，时人赞其“运其济世之术，而可垂诸后世者哉!”
“医以载道”、经世致用、匡扶救世的理念，成为清代医者所普遍追求的目标。乾隆二十七年(1757年)，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付梓，其在自叙感叹世人以业医为末流，而为医者责任重大，所谓“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徐氏指出，医者应振兴医学造化相维的良法，不但磨砺“生人之术”，亦肩负起兼济天下的使命感。
在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一些医家将眼光投入现实世界，他们不仅履行治病救人之责，亦敢于痛陈流弊，贡献一己医药之力，匡扶淑世。一时间，医人病、救国人以医国疾、救时势，成为当时医者心中的愿景。
嘉道时期(1796~1850年)，鸦片流毒甚重，不仅严重危害国人健康，亦成为朝野除之不去的社会顽疾。当是时，为使吸食者戒烟，两广总督林则徐广泛征求药方。医家何其伟(1774~1837年)综合十八味药草，悉心研制“戒烟丸”。经过临床试验，其药力平稳有效，后经林则徐推广，即著名的“林文忠戒烟方”，被誉为拯救烟民之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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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三年(1833年)，何其伟在研制药丸后，又广泛搜罗古今医书中治疗烟瘾的医方，撰成《救迷良方》，殷切期望吸食者彻底与鸦片决裂。其《自序》曰：
“今者鸦片之流害遍海内矣，嗜之而死，虽亿兆人奚足恤，然岂无将死未死，忽幡然悔惧，求延残息于顷刻者，是不可不有以苏之。我欲生即生，良方俱在焉。若朝欲其生，夕又忘死，一念为人，而一念为鬼，则亦未如之何也已。”
足见医者以医术愈心人、救时弊，以世道人心为己任的匡世之志。中医有言，“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在清代医家眼中，医道不仅是结束病痛以“捍卫民生”的治人良法，更是愈顽疾、治人心以“补偏救弊”的治世良策。对此，王士雄总结得十分恰当：
“医道通治道，治国者必察民情，听讼者必察狱情。用药如用兵，为将者必察敌情，为医者必察病情。民情得而政教行，狱清得而曲直分，敌情得则胜权独操，可以寡克众，可以逸待劳。病情得则生机在握，可以御疹疠，可以挽造化。”
作者任职于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