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看医道与医术的分化
六不治蕴含政治思想,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信巫不信医,医道与医术经历过分合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扁鹊仓公列传》一篇，记载了扁鹊(一位先秦时期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名医)和淳于意(一位西汉初年的著名医者)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编纂体例还是从内容来看，这篇列传都非常特别，其中，司马迁借古今(以汉武帝时期为标准)医案抒发其政治观点，即借“医”论“道”的记述方式，与后世较为单纯的记载以“术”而著称的方技家明显不同。这意味着上古以来“巫医不分”的文化传统借助着“惟祀与戎”为国之大事的观念，对“治道”依然保持着一定的渗透力。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现象也意味着先秦以来诸子学传统遗韵犹存，并未随着政治上的独尊儒术而遽然终结。
《史记》三传借“医”论“道”
司马迁不认为医或其他方技属于“小道”，在他观念中，各种学说殊途同归，这与先秦各家子学的定位非常接近。
在二十四史中，除了记载在政治领域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以外，还有不少记载各领域知名人物的列传。以《后汉书》为例，范晔记载了任文公、郭宪、许杨等三十四位人物，囊括了天文、术数、占卜、医学等各个方面。此后的各部正史，名目虽略有不同，但都延续了《后汉书》的编纂方式，并不刻意区分医、卜、术、数，而是合为一传。相对而言，《史记》将医者单独列为《扁鹊仓公列传》，另外著有《龟策列传》《日者列传》便显得非常特别了。
我们知道，今本《史记》并不完全出自司马迁之手，其中有十篇散佚，系后人补入。《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太史公百三十篇”，注曰“十篇有录无书”，指的就是这一情况。据现代学者研究，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龟策列传》与《日者列传》都在亡佚的十篇之中，其中《日者列传》出自褚少孙之手，而《龟策列传》的增补则另有其人。从常理来看，既然分为两篇，这说明“龟策”与“日者”肯定不是一类人物。
据南朝学者裴驷作《史记集解》的观点：“然则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与之类似的还有唐代史学家司马贞，他撰《史记索引》时提到：“日者之名，有自来矣。吉凶占候，著于墨子。齐楚异法，书广罕纪。后人斯继，季主独美。取免暴秦，此焉终古。”两位名家都将日者理解为占卜人，然而时过境迁，他们的理解相比于司马迁的本意来说还是过于宽泛。余嘉锡先生在探讨此篇性质的时候，曾经考察司马贞提及但未曾详考的《墨子》，《墨子》的本意是“以日干分配五行，更配以五方五色，而占其吉凶，非由卜筮而知也。而司马季主乃以卜筮为业，然则《史记》之日者，非《墨子》所谓之日者也。”因此他断定日者实际上指的是“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与“太乙家”。简单说，就是后世的“选择术”，即选择时日吉凶等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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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三传借“医”论“道”
司马迁不认为医或其他方技属于“小道”，在他观念中，各种学说殊途同归，这与先秦各家子学的定位非常接近。
在二十四史中，除了记载在政治领域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以外，还有不少记载各领域知名人物的列传。以《后汉书》为例，范晔记载了任文公、郭宪、许杨等三十四位人物，囊括了天文、术数、占卜、医学等各个方面。此后的各部正史，名目虽略有不同，但都延续了《后汉书》的编纂方式，并不刻意区分医、卜、术、数，而是合为一传。相对而言，《史记》将医者单独列为《扁鹊仓公列传》，另外著有《龟策列传》《日者列传》便显得非常特别了。
我们知道，今本《史记》并不完全出自司马迁之手，其中有十篇散佚，系后人补入。《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太史公百三十篇”，注曰“十篇有录无书”，指的就是这一情况。据现代学者研究，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龟策列传》与《日者列传》都在亡佚的十篇之中，其中《日者列传》出自褚少孙之手，而《龟策列传》的增补则另有其人。从常理来看，既然分为两篇，这说明“龟策”与“日者”肯定不是一类人物。
据南朝学者裴驷作《史记集解》的观点：“然则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与之类似的还有唐代史学家司马贞，他撰《史记索引》时提到：“日者之名，有自来矣。吉凶占候，著于墨子。齐楚异法，书广罕纪。后人斯继，季主独美。取免暴秦，此焉终古。”两位名家都将日者理解为占卜人，然而时过境迁，他们的理解相比于司马迁的本意来说还是过于宽泛。余嘉锡先生在探讨此篇性质的时候，曾经考察司马贞提及但未曾详考的《墨子》，《墨子》的本意是“以日干分配五行，更配以五方五色，而占其吉凶，非由卜筮而知也。而司马季主乃以卜筮为业，然则《史记》之日者，非《墨子》所谓之日者也。”因此他断定日者实际上指的是“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与“太乙家”。简单说，就是后世的“选择术”，即选择时日吉凶等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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