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了，为什么当时不说(上) 等
被性侵了，为什么当时不说(上)
□ 张 昕
心灵驿站
近日，公益圈接连曝出性侵和性骚扰事件。知名公益人雷闯性侵女生案中，有人对那个女生的心理状态很疑惑，被性侵后她还一度认为是自己的错，这是为什么呢？还有人认为这是她一步步迁就导致的，迁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针对这几个疑问，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做一个分析。
“她为什么当时不说？现在却又敢说了？”
这句话，是一些性侵者的托词，也可能是一些无恶意第三方确实会有的疑问。“你如果真的遭受了性侵，为什么当时不报警，三年后反倒在微博上大肆宣扬？”
, 百拇医药
“当时不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经验的心怀叵测之人往往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待宰羔羊，总能挑出处于劣势的软弱者下手。这类受害者在被侵害后，往往不知所措、害怕，继而产生很多顾虑，比如担心对方报复，担心没人相信自己，担心“贞洁清誉”受损……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桩侵害在刚发生不久的时候对受害者的伤害才是最大的。这种巨大的压力源会带来痛苦、抑郁、绝望等极端负面情绪，甚至会引发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者会噩梦连连，会出现强迫的侵入记忆，在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重演当时的片段。
为了逃避PTSD产生的痛苦，受害者往往回避与创伤经历有关的事件或情境，拒绝回忆与创伤有关的事件细节。
警方、记者、亲友的一再询问都有可能会导致二次伤害，这也是很多受害者“当时不肯报警”的原因之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的自我调整、心理治疗的干预，在几个月或几年后，PTSD的症状是可以逐渐缓解的。而帮助受害者“说出你的故事”，让她知道这不是自己的错，并且还有很多人也有过相同经历，就是疗愈的有效手段之一。
, 百拇医药
一个人的心境会成长，价值观会变化，权力依附关系会发生转移——当时觉得自己有错，过了若干年想明白了自己没错；当时觉得应该息事宁人，过了几年认为不该姑息；当时受制于他，过了几年脱离了他的掌控——这些都有可能是导致受害者的决定发生变化的因素。
所以，别再问“为什么当时不说现在又敢说”了。因为心理创伤，包括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恢复需要时间，当时讲出来如同万箭穿心，如今讲出来，可能只如同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她为什么觉得自己有错？”
有一部律政剧讲的是一名女教授控告男助手性侵：有监控证明男助教出入过她的办公室，二人衣衫不整，有打斗痕迹，女教授因此受伤，且男助教言辞闪烁，证据对他非常不利。然而在深入调查之后，最终发现有力证据，证实男助教才是被性骚扰的受害者。
性侵者被发现的原因是：受害人表现出的自责、羞愧情绪。
, 百拇医药
心理学中有一种认知倾向叫公正世界信念，主要指人们都愿意相信世界是公平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公正世界信念会导致的一个极端观念，即“受害者有罪论”(如被打因为讨打，被强奸因为风骚)。这样做可以启动世界观防御机制，控制自身的恐惧感，来应对认知失调。
性侵行为往往宣告着权力感和支配感的夺取，被害者面临着对自己身体失去主宰权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受害者有罪论的机制就会应声启动。
对于受害者来说，如果世界是公正的，那自己这样的好人就不该遭难啊；如果自己遭受了恶报，那一定是自己哪里没做好——这是自责感的来源。而性侵文化中强调的“耻辱观”——被害女性面临“贞操丢失”和“荡妇羞辱”的困境，被害男性则面临“尊严扫地”“无用无能”的责难——更会让他们因为羞愧而三缄其口。
我了解到一位女孩在遭受了侵犯之后，在很长时间内都陷入深深自责：“我当时怎么那么蠢，为什么会答应进他的房间？”
, 百拇医药
“受害者有罪”的心理不止加害者和旁观者有，很多时候受害者自己也会有。
(作者系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被性侵了，为什么当时不说(下)
□ 张 昕
心灵驿站
“她为什么迁就他，还当他的女朋友？”
让很多人想不通的是，雷闯事件中的女生在遭遇不法侵害之后，没有选择报警，反而选择和雷闯建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 百拇医药
首先，她面临的是多重的认知失调。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世界观尚未成熟，对人和事的认知存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心理——做公益的好人，怎么会做坏事呢？如果好人做了坏事，那他做的好事是不是也变成坏的了？那我跟他一起做过的公益善事，是不是也变成沽名钓誉了？——所以我拒绝接受我认同的好人会做坏事这个现实。而会转向另一种更容易被自己接受的解释：其实我是“喜欢”他才“愿意”跟他发生性关系的。
其次，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往往还存在着一种“个人神化”心理——强奸案都是新闻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这种奇耻大辱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如果发生了，那我就把它自我合理化——那如果我们之间转变成一段恋爱关系，不就不是强奸了吗？
其实现在即便是雷闯承认了性侵，仍然有很多人觉得女生“答应恋爱”令人匪夷所思。但对于一个遭受了重大心理创伤之人的行为认知模式，局外人是不应该想当然的。
“她为什么要答应孤男寡女独处？”
, 百拇医药
我们常常会看到，在此类事情发生后会有一群男性出来为被指控者站台，认为他也很冤，“你要是不乐意，干嘛答应和他住一间房？”。
曾经有某位男性作家就说过：“一个女的如果答应单独吃饭看电影，就意味着答应任何事了。”
这个问题有人会认为可能涉及男女对性观念的认知不同(其实并非男女差异，而是心怀叵测者和常人的差异)。比如心怀叵测者在请女性“送包烟来我房间”的时候，单纯少女理解的就真的只是送包烟过去；而心怀叵测者却认为，这是对方接受了性邀约。正所谓不同的行为源于不同的心理动机，而对同一件事情的解读，人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
为了避免这种各说各有理的情况，法律上有个概念叫做“合理人标准”，是指判断某个行为是否合理，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大多数正常人看待事物的立场，是否符合大众心中的社会规范和普遍常识。在大多数正常人的立场和常识中，答应吃饭就只是吃饭；而在心怀叵测者的立场和“常识”中，答应吃饭就是答应上床。
, 百拇医药
而美国加州的一个案例，正是考虑到了性别差异可能导致的认知差异(比如男女对性骚扰的立场和标准不同)，才由合理人标准衍生出合理女性标准——即一个行为是否属于性骚扰，不取决于男性怎么看，而视乎大多数普通正常女性怎么看待。
“舆论审判造成冤假错案怎么办？
一女性同事提出了担忧：“如果我的学生论文被我判为不合格，无法取得学位证，因此反诬我性骚扰，那我岂不是百口莫辩？”
舆论判断不像法律判断的标准那么非黑即白。你的陈述，陪审团信不信，依赖的是证据；而舆论信不信，依赖的是每个人基于个体价值观、经验和感受去做出的判断，无法强求。就好比辛普森杀妻案，法律判他无罪，可是舆论认为他有罪。再比如迈克尔·杰克逊娈童案，法律判他无罪，舆论对他则经历了从有罪到无罪的看法转变。
(作者系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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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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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益圈接连曝出性侵和性骚扰事件。知名公益人雷闯性侵女生案中，有人对那个女生的心理状态很疑惑，被性侵后她还一度认为是自己的错，这是为什么呢？还有人认为这是她一步步迁就导致的，迁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针对这几个疑问，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做一个分析。
“她为什么当时不说？现在却又敢说了？”
这句话，是一些性侵者的托词，也可能是一些无恶意第三方确实会有的疑问。“你如果真的遭受了性侵，为什么当时不报警，三年后反倒在微博上大肆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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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经验的心怀叵测之人往往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待宰羔羊，总能挑出处于劣势的软弱者下手。这类受害者在被侵害后，往往不知所措、害怕，继而产生很多顾虑，比如担心对方报复，担心没人相信自己，担心“贞洁清誉”受损……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桩侵害在刚发生不久的时候对受害者的伤害才是最大的。这种巨大的压力源会带来痛苦、抑郁、绝望等极端负面情绪，甚至会引发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者会噩梦连连，会出现强迫的侵入记忆，在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重演当时的片段。
为了逃避PTSD产生的痛苦，受害者往往回避与创伤经历有关的事件或情境，拒绝回忆与创伤有关的事件细节。
警方、记者、亲友的一再询问都有可能会导致二次伤害，这也是很多受害者“当时不肯报警”的原因之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的自我调整、心理治疗的干预，在几个月或几年后，PTSD的症状是可以逐渐缓解的。而帮助受害者“说出你的故事”，让她知道这不是自己的错，并且还有很多人也有过相同经历，就是疗愈的有效手段之一。
, 百拇医药
一个人的心境会成长，价值观会变化，权力依附关系会发生转移——当时觉得自己有错，过了若干年想明白了自己没错；当时觉得应该息事宁人，过了几年认为不该姑息；当时受制于他，过了几年脱离了他的掌控——这些都有可能是导致受害者的决定发生变化的因素。
所以，别再问“为什么当时不说现在又敢说”了。因为心理创伤，包括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恢复需要时间，当时讲出来如同万箭穿心，如今讲出来，可能只如同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她为什么觉得自己有错？”
有一部律政剧讲的是一名女教授控告男助手性侵：有监控证明男助教出入过她的办公室，二人衣衫不整，有打斗痕迹，女教授因此受伤，且男助教言辞闪烁，证据对他非常不利。然而在深入调查之后，最终发现有力证据，证实男助教才是被性骚扰的受害者。
性侵者被发现的原因是：受害人表现出的自责、羞愧情绪。
, 百拇医药
心理学中有一种认知倾向叫公正世界信念，主要指人们都愿意相信世界是公平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公正世界信念会导致的一个极端观念，即“受害者有罪论”(如被打因为讨打，被强奸因为风骚)。这样做可以启动世界观防御机制，控制自身的恐惧感，来应对认知失调。
性侵行为往往宣告着权力感和支配感的夺取，被害者面临着对自己身体失去主宰权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受害者有罪论的机制就会应声启动。
对于受害者来说，如果世界是公正的，那自己这样的好人就不该遭难啊；如果自己遭受了恶报，那一定是自己哪里没做好——这是自责感的来源。而性侵文化中强调的“耻辱观”——被害女性面临“贞操丢失”和“荡妇羞辱”的困境，被害男性则面临“尊严扫地”“无用无能”的责难——更会让他们因为羞愧而三缄其口。
我了解到一位女孩在遭受了侵犯之后，在很长时间内都陷入深深自责：“我当时怎么那么蠢，为什么会答应进他的房间？”
, 百拇医药
“受害者有罪”的心理不止加害者和旁观者有，很多时候受害者自己也会有。
(作者系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被性侵了，为什么当时不说(下)
□ 张 昕
心灵驿站
“她为什么迁就他，还当他的女朋友？”
让很多人想不通的是，雷闯事件中的女生在遭遇不法侵害之后，没有选择报警，反而选择和雷闯建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 百拇医药
首先，她面临的是多重的认知失调。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世界观尚未成熟，对人和事的认知存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心理——做公益的好人，怎么会做坏事呢？如果好人做了坏事，那他做的好事是不是也变成坏的了？那我跟他一起做过的公益善事，是不是也变成沽名钓誉了？——所以我拒绝接受我认同的好人会做坏事这个现实。而会转向另一种更容易被自己接受的解释：其实我是“喜欢”他才“愿意”跟他发生性关系的。
其次，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往往还存在着一种“个人神化”心理——强奸案都是新闻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这种奇耻大辱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如果发生了，那我就把它自我合理化——那如果我们之间转变成一段恋爱关系，不就不是强奸了吗？
其实现在即便是雷闯承认了性侵，仍然有很多人觉得女生“答应恋爱”令人匪夷所思。但对于一个遭受了重大心理创伤之人的行为认知模式，局外人是不应该想当然的。
“她为什么要答应孤男寡女独处？”
, 百拇医药
我们常常会看到，在此类事情发生后会有一群男性出来为被指控者站台，认为他也很冤，“你要是不乐意，干嘛答应和他住一间房？”。
曾经有某位男性作家就说过：“一个女的如果答应单独吃饭看电影，就意味着答应任何事了。”
这个问题有人会认为可能涉及男女对性观念的认知不同(其实并非男女差异，而是心怀叵测者和常人的差异)。比如心怀叵测者在请女性“送包烟来我房间”的时候，单纯少女理解的就真的只是送包烟过去；而心怀叵测者却认为，这是对方接受了性邀约。正所谓不同的行为源于不同的心理动机，而对同一件事情的解读，人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
为了避免这种各说各有理的情况，法律上有个概念叫做“合理人标准”，是指判断某个行为是否合理，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大多数正常人看待事物的立场，是否符合大众心中的社会规范和普遍常识。在大多数正常人的立场和常识中，答应吃饭就只是吃饭；而在心怀叵测者的立场和“常识”中，答应吃饭就是答应上床。
, 百拇医药
而美国加州的一个案例，正是考虑到了性别差异可能导致的认知差异(比如男女对性骚扰的立场和标准不同)，才由合理人标准衍生出合理女性标准——即一个行为是否属于性骚扰，不取决于男性怎么看，而视乎大多数普通正常女性怎么看待。
“舆论审判造成冤假错案怎么办？
一女性同事提出了担忧：“如果我的学生论文被我判为不合格，无法取得学位证，因此反诬我性骚扰，那我岂不是百口莫辩？”
舆论判断不像法律判断的标准那么非黑即白。你的陈述，陪审团信不信，依赖的是证据；而舆论信不信，依赖的是每个人基于个体价值观、经验和感受去做出的判断，无法强求。就好比辛普森杀妻案，法律判他无罪，可是舆论认为他有罪。再比如迈克尔·杰克逊娈童案，法律判他无罪，舆论对他则经历了从有罪到无罪的看法转变。
(作者系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