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郎景和
1940年，我出生在长白山下、图们江畔。由于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温良恭俭、宽柔简廉的人，就取名“景和”，或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1964年，我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很幸运地被北京协和医院林巧稚大夫选中，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如今已行医54年了。
近些年来，医学技术发展很快，推动了临床诊疗的进步，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医生追求技术至上、医疗缺乏人文关怀、医患关系每况愈下……导致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出路又在何方呢？我认为，探讨医学本源和医疗使命的“医学人文”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
和疾病的斗争永无止境
需要明确的是，医学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风险性。先来说说医学的局限性。很多人认为，如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医学进步理应突飞猛进。事实上，医学总是相对落后的。
一方面，医学的进步往往依赖于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工艺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比如物理学家伦琴如果没发现X线，就不会有后来医学上的放射检查。可见，医学总是在其他科学的前拉后推下“爬行”。
另一方面，医学研究的是人类自身，不能随便拆卸和取材，或进行这样那样的试验，存在的未知很多。因此，医学发展到现在，我们对人体和生命的认识依然有限，并不是“什么都知道”，而是只知道一小部分。
认识的提高往往需要漫长的过程。举个例子，1949年，葡萄牙人莫尼斯凭借发现“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对特定重性精神病患者有治疗效果，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段时间内，很多人接受了这一手术，却出现严重并发症，后来该疗法就被取缔了。关注医学信息的朋友可能知道，科学研究总是前后矛盾，比如一会说基因治疗好，一会又说它有问题；一会说干细胞疗法不得了，一会又说缺乏依据。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真理不过是我们关于‘什么是真的’的共识，这不过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状态，而并非科学和客观的准确性。”随着认识的深入，即使是我们已广泛应用的疗法，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也会被推翻。
客观来说，目前大概只有1/3的病能治好，有1/3虽然治不好但有方法减轻痛苦，还有1/3的病医生也束手无策。1/3的病能治好，只能说明人类取得了暂时性胜利，因为疾病总是伺机反扑，或“提升水平”，把人类推入下一个陷阱。你看，1981年出现了艾滋病毒，2003年SARS病毒(可引起非典型肺炎)暴发，2009年甲型H1N1流感蔓延，2014年埃博拉病毒大规模流行……病毒不断翻新变异，人类不能完全征服它们，我们和疾病的斗争也就永无止境。
再来说说医学的风险性。一天，我们科的一位医生兴高采烈地对我说：“郎大夫，我已经做了十几例卵巢癌手术了，输尿管一个都没伤过。”我说：“那很好!但也许是你做的还不够多。如果做一百例,且遇到更复杂的情况，还能如此吗？”我这么说，不是给年轻人泼冷水，而是让他牢记：医学永远面临很大的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医学风险体现在很多方面。诊断时有误诊风险；用药时面临毒副作用的风险；做手术时，麻醉、出血、损伤、感染等都是风险。风险是否发生，和患者的病情复杂程度有关，和医生的素质、技术、责任心有关，也和医院的条件、管理有关。即使全部风险因素都被控制，一名医生从不犯错也是不可能的。实验可以失败，可以重来。而医生犯错的结果发生在病人身上就很可怕了，这就让我们时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医学的本源不仅是治愈
了解医学的这两个特点，对我们有什么指导意义呢？我们从患者和医生两方面来看。
对患者来说，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就能理解医生在面对某些疾病和风险时，其实和患者一样无可奈何。经常看到患者家属抱怨：“我们明明是走着来医院的，怎么能躺着出去？一定是医院和医生有问题，你们误诊误治!”在讣告上，最常见的说法是“某人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为什么要强调“医治无效”呢？每个人都会生病和死亡，难道最终都要怪“医学的无能”吗？医生对疾病的诊治往往不能完全到位，病人需要理解这点。期待医生什么病都能治好，期待他们从不犯错，是不现实的。
另外，患者了解了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就不会轻信医学骗局和“包治百病”。几年前，一个医疗器械厂家的工作人员找到我，推销他们的机器。他说，这个机器小到冻伤大到艾滋病都能治好。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后来，我奉劝这名工作人员：“以后推销时，千万不要说‘什么都能治’，如果这么说，大概是什么都不能治；也千万别说‘没有任何副作用’，若是这么说，大概是什么作用都没有。”大家也要记住这点!
对医生来说，了解了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除了鞭策自己努力钻研业务、提高技术、改善服务、减少犯错之外，更应明白医学的本源不仅仅是治愈。正如美国医生特鲁多所言，医学“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生的注意力不能只集中在疾病本身，因为我们能做的十分有限；而是要集中到患者体验上，去关切和爱护。也正是因此，我认为，医学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学科。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曾说：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心去做些小事。医学和医生的力量其实十分渺小。我想，“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也应成为医生每日工作的出发点。
单纯依赖检验报告是危险的
光导纤维工艺让光亮和视觉几乎可达到身体的每个角落；电子计算机技术使影像检查清晰剔透；生化、免疫等检查能帮我们及时捕捉疾病的踪迹……科学技术延伸增强了医生的感官能力。也正因此，做诊断时，经典的视、触、叩、听，似乎成了操练场上的“一二一”，令年轻医生觉得乏味生厌。
然而，患者是有思想、感情及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人。一名患者入院后，经过多项繁琐的检查与化验，很多时候，他会感觉医院像个维修厂，而自己是个零件破损的机器，躺在一条冰冷的流水线上。这是不对的，患者理应得到温暖的人文关怀。
其实，疾病诊疗中，再高级的检查仪器在面对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时，能力都很有限。比如，疼痛就很难测量，它是一种感觉，一种因人的敏感性、耐受性而异的反应。如果忽视病人的心理感受，再好的药物也可能难以奏效。此外，现代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有弊端，一些检查本身就会导致损害，一些药物可能引起新的疾病。
总之，如果医生只注重检查，可能只见病，不见人；如果病人只相信仪器，可能只见药，不见医。医学不是数字的传递和冷血的判断，医生也不是维修机器的工程师。只会开检查和处方，不愿接受患者咨询，不会做解释工作的医生，只能算“半个医生”。仪器、实验室不该成为隔离医生和病人的一堵墙，这有悖于医学的宗旨，是当代医学的危机。
我的老师林巧稚大夫在世时经常告诫我们，医生要永远走到病人床前去，做面对面的工作，单纯地或仅仅依赖于检验报告做医生是危险的。她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林大夫没有结婚成家，医院和病房就是她的家。她的办公室就在产房对面，产妇一声不寻常的呻吟，她都能敏感地听出来。外出开会回来，她首先去看的是病人。她还有个家，在北京东单的一个小楼上，与其说这是家，不如说是她暂时逗留歇息的地方。在这个家里，一部电话始终连着妇产科，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林大夫的心。林大夫喜欢别人向她请示商讨问题，厌恶自以为是。电话打过去，她从不厌烦和敷衍，总是仔细询问，给予具体指教，有时觉得情况不够清楚，便撂下电话赶到医院面对面沟通，无论盛暑严冬或深更半夜。她还喜欢你把处理结果告诉她，否则她会一夜睡不好。我们有值班也有休息，可林大夫却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从未离开病人和临床。
医生愿意采用新的技术这当然没有问题，我也无意呼吁医生“返璞归真”，只是希望大家正视自己的病人。前不久，一位从外地来的病人找到我，拿着一口袋的检查报告，其中不乏磁共振、PET-CT等昂贵的检查。我一看只是普通的子宫肌瘤而已，简单一查就清楚的事，让病人白着了多少急，白花了多少钱？因此，即使在这个讲循证医学的时代，我仍想强调临床经验的重要性。我们常说，教科书中关于疾病的典型症状，可能最不典型，因为同一个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可以千变万化。而有经验的医生可以从一瞥一嗅中做出准确得令人惊奇的判断，这离不开与病人面对面的观察和交流。一个医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轻视临床一线的实践。
100年前，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预言：现代医学实践的弊端是，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以及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令人遗憾的是，100年过去了，这三大难题不仅没有解决，而是愈演愈烈!这将严重影响医学的发展、医生的成长和医疗的改革。频发的医患冲突、升级的医患矛盾，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医患关系是个“活结”
过去也有过激的患者，报复给自己看病的医生护士。但现在，一位年轻大夫被患者砍伤后身亡，传到网上竟有一些网民为凶手叫好，可见医患关系的恶化。在面对疾病时，医生和患者本该站在一条战线，如今却发展成这个局面，实在让人悲哀和郁闷。
综合来看，医患矛盾和伤医事件的起因，往往是患者对医学、医疗、医生缺乏了解，期望和结果落差大，医生和病人交流不够，以及医疗费用贵、医院服务差等问题。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逐渐得到缓解，可是如果患者仍对医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医生没有站在患者立场改善服务态度，即使有一天看病不难了、价格也不贵了，医患矛盾还是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
我认为，医患关系是个“活结”，解开的方法是了解、理解和谅解。作为患者，要了解医学的局限性，不要以为只要到医院来，什么病都能治好；要理解诊疗存在的风险，和医生共同商讨，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要谅解医生的困惑和无力，医学的窘境和无奈。
作为医生，我们更应从自我做起。我常对年轻大夫说，你会遇见各种难治的病，也会遇见各种难处的病人。没关系的!只要心平气和、泰然处之、以诚相待，我们就可以和病人处得很好。
了解患者的痛苦。一些医生对患者的感性认识缺位，既不了解他们的病痛，也不理会就医过程中的烦和难。我是一名妇产科男大夫，我不会得任何妇产科疾病，但作为妇产科专家，我通过不断学习和长期实践，非常了解女性患者如何难受。每年有多少患者千里迢迢地从外地来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初来乍到，他们可能连怎么挂号、找哪位大夫看病都不知道，心中的焦虑和无助又能和谁说？
医生给患者开出的第一张处方应该是关爱，一启齿、一举手、一投足都应表达对病人的负责。诊疗过程中，医生要多些悉心体察和感情交流，善于倾听和解释；在患者做手术的前一天，医生去看望，进手术室之前，医生还要去看，这样一来，患者心里就会很有依靠感，觉得安宁。当患者觉得自己被接受和了解，便会更加信任、配合医生。
理解患者的要求。医学有专业性，患者不懂非常正常。在面对患者提问时，医生有义务和责任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明白。但现实是，一些医生表现得很不耐烦，在选择诊疗方案时习惯自作主张，忽视了病人关切的需求。举例来说，在妇产科领域，一些疾病的治疗往往考虑切除子宫，但患者若是一位年轻女性，子宫切除可能让她丧失很多，不仅是生育能力，或许还有尊严。作为医生，我们为什么不替人家考虑更多呢？
诊治过程中，医生在遵循医疗原则的同时，也应倾听患者的想法，解除他们的顾虑，因为医治患者医的不只是生理疾病，还要考虑他的心理状态。医患经过充分交流，选择医生最有把握、患者和家属最情愿的方式治疗，才是最明智的。
谅解患者的抱怨。即使做到上述两点，医患矛盾或许也不会完全避免。面对患者的意见时，佛家有句话或许是座“灯塔”：示他人以善意、关怀和尊重，尽管不是每次都得到回报，但我们内心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会与日俱增。
这样一看，做医生真是太不容易了!是的，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要努力提高专业技术，还要学习更多：文学可以弥补人生经历之不足，增加对人与社会的体察和理解；艺术可以激发人的想象，给人以心境的和谐与美的熏陶；伦理和法律是各种关系、语言和行为的界定。
医生还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敬畏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弥足珍贵；敬畏患者，他们把生命交给我们，患者是医生真正的老师；敬畏医学，医学是未知数最多的浩海，是庄严神圣的事业；敬畏自然，自然不是神灵，是规律和法则，要去探索、认识和遵循。
十年磨一剑，百岁难成仙，寻寻觅觅一辈子或许还不能“得道”。以上是我从医几十年在医学人文上的思考和感悟，与您分享。▲ (李迪)
1940年，我出生在长白山下、图们江畔。由于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温良恭俭、宽柔简廉的人，就取名“景和”，或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1964年，我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很幸运地被北京协和医院林巧稚大夫选中，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如今已行医54年了。
近些年来，医学技术发展很快，推动了临床诊疗的进步，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医生追求技术至上、医疗缺乏人文关怀、医患关系每况愈下……导致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出路又在何方呢？我认为，探讨医学本源和医疗使命的“医学人文”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
和疾病的斗争永无止境
需要明确的是，医学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风险性。先来说说医学的局限性。很多人认为，如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医学进步理应突飞猛进。事实上，医学总是相对落后的。
一方面，医学的进步往往依赖于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工艺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比如物理学家伦琴如果没发现X线，就不会有后来医学上的放射检查。可见，医学总是在其他科学的前拉后推下“爬行”。
另一方面，医学研究的是人类自身，不能随便拆卸和取材，或进行这样那样的试验，存在的未知很多。因此，医学发展到现在，我们对人体和生命的认识依然有限，并不是“什么都知道”，而是只知道一小部分。
认识的提高往往需要漫长的过程。举个例子，1949年，葡萄牙人莫尼斯凭借发现“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对特定重性精神病患者有治疗效果，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段时间内，很多人接受了这一手术，却出现严重并发症，后来该疗法就被取缔了。关注医学信息的朋友可能知道，科学研究总是前后矛盾，比如一会说基因治疗好，一会又说它有问题；一会说干细胞疗法不得了，一会又说缺乏依据。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真理不过是我们关于‘什么是真的’的共识，这不过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状态，而并非科学和客观的准确性。”随着认识的深入，即使是我们已广泛应用的疗法，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也会被推翻。
客观来说，目前大概只有1/3的病能治好，有1/3虽然治不好但有方法减轻痛苦，还有1/3的病医生也束手无策。1/3的病能治好，只能说明人类取得了暂时性胜利，因为疾病总是伺机反扑，或“提升水平”，把人类推入下一个陷阱。你看，1981年出现了艾滋病毒，2003年SARS病毒(可引起非典型肺炎)暴发，2009年甲型H1N1流感蔓延，2014年埃博拉病毒大规模流行……病毒不断翻新变异，人类不能完全征服它们，我们和疾病的斗争也就永无止境。
再来说说医学的风险性。一天，我们科的一位医生兴高采烈地对我说：“郎大夫，我已经做了十几例卵巢癌手术了，输尿管一个都没伤过。”我说：“那很好!但也许是你做的还不够多。如果做一百例,且遇到更复杂的情况，还能如此吗？”我这么说，不是给年轻人泼冷水，而是让他牢记：医学永远面临很大的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医学风险体现在很多方面。诊断时有误诊风险；用药时面临毒副作用的风险；做手术时，麻醉、出血、损伤、感染等都是风险。风险是否发生，和患者的病情复杂程度有关，和医生的素质、技术、责任心有关，也和医院的条件、管理有关。即使全部风险因素都被控制，一名医生从不犯错也是不可能的。实验可以失败，可以重来。而医生犯错的结果发生在病人身上就很可怕了，这就让我们时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医学的本源不仅是治愈
了解医学的这两个特点，对我们有什么指导意义呢？我们从患者和医生两方面来看。
对患者来说，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就能理解医生在面对某些疾病和风险时，其实和患者一样无可奈何。经常看到患者家属抱怨：“我们明明是走着来医院的，怎么能躺着出去？一定是医院和医生有问题，你们误诊误治!”在讣告上，最常见的说法是“某人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为什么要强调“医治无效”呢？每个人都会生病和死亡，难道最终都要怪“医学的无能”吗？医生对疾病的诊治往往不能完全到位，病人需要理解这点。期待医生什么病都能治好，期待他们从不犯错，是不现实的。
另外，患者了解了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就不会轻信医学骗局和“包治百病”。几年前，一个医疗器械厂家的工作人员找到我，推销他们的机器。他说，这个机器小到冻伤大到艾滋病都能治好。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后来，我奉劝这名工作人员：“以后推销时，千万不要说‘什么都能治’，如果这么说，大概是什么都不能治；也千万别说‘没有任何副作用’，若是这么说，大概是什么作用都没有。”大家也要记住这点!
对医生来说，了解了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除了鞭策自己努力钻研业务、提高技术、改善服务、减少犯错之外，更应明白医学的本源不仅仅是治愈。正如美国医生特鲁多所言，医学“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生的注意力不能只集中在疾病本身，因为我们能做的十分有限；而是要集中到患者体验上，去关切和爱护。也正是因此，我认为，医学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学科。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曾说：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心去做些小事。医学和医生的力量其实十分渺小。我想，“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也应成为医生每日工作的出发点。
单纯依赖检验报告是危险的
光导纤维工艺让光亮和视觉几乎可达到身体的每个角落；电子计算机技术使影像检查清晰剔透；生化、免疫等检查能帮我们及时捕捉疾病的踪迹……科学技术延伸增强了医生的感官能力。也正因此，做诊断时，经典的视、触、叩、听，似乎成了操练场上的“一二一”，令年轻医生觉得乏味生厌。
然而，患者是有思想、感情及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人。一名患者入院后，经过多项繁琐的检查与化验，很多时候，他会感觉医院像个维修厂，而自己是个零件破损的机器，躺在一条冰冷的流水线上。这是不对的，患者理应得到温暖的人文关怀。
其实，疾病诊疗中，再高级的检查仪器在面对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时，能力都很有限。比如，疼痛就很难测量，它是一种感觉，一种因人的敏感性、耐受性而异的反应。如果忽视病人的心理感受，再好的药物也可能难以奏效。此外，现代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有弊端，一些检查本身就会导致损害，一些药物可能引起新的疾病。
总之，如果医生只注重检查，可能只见病，不见人；如果病人只相信仪器，可能只见药，不见医。医学不是数字的传递和冷血的判断，医生也不是维修机器的工程师。只会开检查和处方，不愿接受患者咨询，不会做解释工作的医生，只能算“半个医生”。仪器、实验室不该成为隔离医生和病人的一堵墙，这有悖于医学的宗旨，是当代医学的危机。
我的老师林巧稚大夫在世时经常告诫我们，医生要永远走到病人床前去，做面对面的工作，单纯地或仅仅依赖于检验报告做医生是危险的。她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林大夫没有结婚成家，医院和病房就是她的家。她的办公室就在产房对面，产妇一声不寻常的呻吟，她都能敏感地听出来。外出开会回来，她首先去看的是病人。她还有个家，在北京东单的一个小楼上，与其说这是家，不如说是她暂时逗留歇息的地方。在这个家里，一部电话始终连着妇产科，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林大夫的心。林大夫喜欢别人向她请示商讨问题，厌恶自以为是。电话打过去，她从不厌烦和敷衍，总是仔细询问，给予具体指教，有时觉得情况不够清楚，便撂下电话赶到医院面对面沟通，无论盛暑严冬或深更半夜。她还喜欢你把处理结果告诉她，否则她会一夜睡不好。我们有值班也有休息，可林大夫却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从未离开病人和临床。
医生愿意采用新的技术这当然没有问题，我也无意呼吁医生“返璞归真”，只是希望大家正视自己的病人。前不久，一位从外地来的病人找到我，拿着一口袋的检查报告，其中不乏磁共振、PET-CT等昂贵的检查。我一看只是普通的子宫肌瘤而已，简单一查就清楚的事，让病人白着了多少急，白花了多少钱？因此，即使在这个讲循证医学的时代，我仍想强调临床经验的重要性。我们常说，教科书中关于疾病的典型症状，可能最不典型，因为同一个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可以千变万化。而有经验的医生可以从一瞥一嗅中做出准确得令人惊奇的判断，这离不开与病人面对面的观察和交流。一个医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轻视临床一线的实践。
100年前，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预言：现代医学实践的弊端是，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以及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令人遗憾的是，100年过去了，这三大难题不仅没有解决，而是愈演愈烈!这将严重影响医学的发展、医生的成长和医疗的改革。频发的医患冲突、升级的医患矛盾，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医患关系是个“活结”
过去也有过激的患者，报复给自己看病的医生护士。但现在，一位年轻大夫被患者砍伤后身亡，传到网上竟有一些网民为凶手叫好，可见医患关系的恶化。在面对疾病时，医生和患者本该站在一条战线，如今却发展成这个局面，实在让人悲哀和郁闷。
综合来看，医患矛盾和伤医事件的起因，往往是患者对医学、医疗、医生缺乏了解，期望和结果落差大，医生和病人交流不够，以及医疗费用贵、医院服务差等问题。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逐渐得到缓解，可是如果患者仍对医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医生没有站在患者立场改善服务态度，即使有一天看病不难了、价格也不贵了，医患矛盾还是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
我认为，医患关系是个“活结”，解开的方法是了解、理解和谅解。作为患者，要了解医学的局限性，不要以为只要到医院来，什么病都能治好；要理解诊疗存在的风险，和医生共同商讨，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要谅解医生的困惑和无力，医学的窘境和无奈。
作为医生，我们更应从自我做起。我常对年轻大夫说，你会遇见各种难治的病，也会遇见各种难处的病人。没关系的!只要心平气和、泰然处之、以诚相待，我们就可以和病人处得很好。
了解患者的痛苦。一些医生对患者的感性认识缺位，既不了解他们的病痛，也不理会就医过程中的烦和难。我是一名妇产科男大夫，我不会得任何妇产科疾病，但作为妇产科专家，我通过不断学习和长期实践，非常了解女性患者如何难受。每年有多少患者千里迢迢地从外地来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初来乍到，他们可能连怎么挂号、找哪位大夫看病都不知道，心中的焦虑和无助又能和谁说？
医生给患者开出的第一张处方应该是关爱，一启齿、一举手、一投足都应表达对病人的负责。诊疗过程中，医生要多些悉心体察和感情交流，善于倾听和解释；在患者做手术的前一天，医生去看望，进手术室之前，医生还要去看，这样一来，患者心里就会很有依靠感，觉得安宁。当患者觉得自己被接受和了解，便会更加信任、配合医生。
理解患者的要求。医学有专业性，患者不懂非常正常。在面对患者提问时，医生有义务和责任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明白。但现实是，一些医生表现得很不耐烦，在选择诊疗方案时习惯自作主张，忽视了病人关切的需求。举例来说，在妇产科领域，一些疾病的治疗往往考虑切除子宫，但患者若是一位年轻女性，子宫切除可能让她丧失很多，不仅是生育能力，或许还有尊严。作为医生，我们为什么不替人家考虑更多呢？
诊治过程中，医生在遵循医疗原则的同时，也应倾听患者的想法，解除他们的顾虑，因为医治患者医的不只是生理疾病，还要考虑他的心理状态。医患经过充分交流，选择医生最有把握、患者和家属最情愿的方式治疗，才是最明智的。
谅解患者的抱怨。即使做到上述两点，医患矛盾或许也不会完全避免。面对患者的意见时，佛家有句话或许是座“灯塔”：示他人以善意、关怀和尊重，尽管不是每次都得到回报，但我们内心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会与日俱增。
这样一看，做医生真是太不容易了!是的，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要努力提高专业技术，还要学习更多：文学可以弥补人生经历之不足，增加对人与社会的体察和理解；艺术可以激发人的想象，给人以心境的和谐与美的熏陶；伦理和法律是各种关系、语言和行为的界定。
医生还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敬畏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弥足珍贵；敬畏患者，他们把生命交给我们，患者是医生真正的老师；敬畏医学，医学是未知数最多的浩海，是庄严神圣的事业；敬畏自然，自然不是神灵，是规律和法则，要去探索、认识和遵循。
十年磨一剑，百岁难成仙，寻寻觅觅一辈子或许还不能“得道”。以上是我从医几十年在医学人文上的思考和感悟，与您分享。▲ (李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