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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技术决不能被滥用
http://www.100md.com 2018年11月30日 科普时报
    

    11月26日,一则“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消息迅速刷屏,学术界在短暂的震惊之后,爆发出的则是对始作蛹者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一边倒的批评和反对之声。而在此时,南方科技大学申明早在今年年初贺建奎已办理停薪留职手续,舆论更是一片哗然!

    基因编辑技术,到底是造福人类的福音还是毁灭人类的潘多拉魔盒?学术界没有权威的定论,因为这在于这一技术会被人类如何使用,不同条件下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这一点,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2017年出版的《上帝的手术刀》一书早有详尽的论述。值此舆论汹汹之际,本报特邀请王立铭教授精编书本内容撰成此文,以解惑读者。

    基因编辑技术推演的尽头,是直接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编辑。毕竟,这时进行基因编辑的效率是最高的,只需要修改一个细胞,长大成人后身体内上百万亿个细胞就都会携带新的遗传性状。而这,是不是人类异化和自我毁灭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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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异化,是因为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人类就摆脱了进化历史留给我们的印迹,开始对自身进行创造。很有可能,我们将开始按照父母一代的价值观,塑造自己的后代。比如说,在今天的中国,高个子、白皮肤、双眼皮、高智商、有专注力、语言能力强……是许多人认为的优点。那么在基因编辑技术真正成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批量制造出这样的孩子来?这样诞生的孩子,到底是满足社会要求和家庭期待的工具,还是独立的智慧生命?

    说毁灭,是因为我们从生物进化史上学到的教训是,地球环境变换万千,适者生存没有一定之规,因此丰富的基因库才是一个物种生存繁衍的基石。就拿我们讲过的镰刀形细胞贫血症为例,会导致严重疾病的HBB基因突变,在疟疾肆虐的地区却能够有效保护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某个环境下看似有害的基因突变,在不同的环境中也许就变身优势基因。在某个历史时期无用甚至有害的遗传性状,当地球环境沧海桑田后也许就是维系后代生存的命脉。而基因编辑技术的推广会毫不留情地去除那些对于当下生活环境有害的基因突变,这毫无疑问将消灭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一旦地球环境发生巨变,我们可能早已失去了身体内暗藏的生存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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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如果说利用纯粹的伦理问题约束基因编辑技术很可能徒劳无功,甚至会导致开历史倒车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允许和放任类似技术迅速进入临床实践,欢呼人类定向改造自身遗传信息、修改和创造自身的伟大时代呢?当然不是。与其说伦理,不如说监管。我的看法是,涉及应用于人类自身的技术时,必须在严格的专业监管和法律约束下进行。这是基于以下两个逻辑。

    第一条逻辑是上面讨论过的技术风险问题。和人类掌握的大多数技术一样,基因编辑技术,包括CRISPR/cas9技术,仍存在大量的未知问题和技术风险。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基因编辑的脱靶问题,即在定向编辑某基因的同时,可能会在基因组其他无关位点引入非特异性遗传修饰。与药物的“副作用”概念类似,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问题带来了潜在的临床风险。因此,就像所有用于人类临床实践的药物、医疗器械和手术操作一样,人类胚胎的基因修饰也必须接受严格的专业监管,确保其安在全性和有效性可控的基础上才能允许其进入大规模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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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考虑到人类胚胎操作的特殊性,监管还必须深入人类生殖细胞获取、培养、体外受精和子宫植入等各个环节,确保不存在非法获取生物材料和随意启动人类胚胎发育过程的可能。对于任何一项相关研究,我们都必须追问,科学家是不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取人类胚胎?将这些人类胚胎用于研究是否经过了提供者的知情同意?科学家如何确保这些人类胚胎在试验结束后被彻底销毁,而不是又被放回了母亲的子宫?对人类胚胎的遗传操作在学校和政府监管机构层面是否取得了相关许可,是否遵循了对人类胚胎的操作指南和伦理要求?

    只有所有相关的研究程序都得到了严格的专业监管,我们才能尽可能规避技术风险,确保该技术不会在未成熟阶段就进入临床实践。而仅仅进行伦理层面的追问,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完善技术和管控技术风险。

    第二个逻辑则是不少人指出过的社会风险。尽管基因编辑技术仍存在巨大的技术障碍,奢谈其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为时尚早,但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确实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最严重的潜在社会风险包括,基因编辑可能会造就永久性的阶级分化,基因编辑可能会被希特勒式的野心家用于大范围的定向改造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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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为时尚早,但我们绝不应该忽略这一潜在风险。

    然而,这并不是禁止基因编辑技术的理由。事实上,单纯禁止科学家合法研究某一项技术,往往会把相关技术研究推向暗处,更加难以监管。人类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应该说是一个不完美但可资借鉴的样板。限制关键技术细节的扩散、追踪和控制关键实验设备和原料的流向、加强相关技术人员的训练、规范相关研究和应用机构的工作准则,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风险。

    也许自从科学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对科学被误用和滥用的畏惧就如影随形。这种担心并不全然是无本之木:一方面,科学进步确实在马不停蹄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社会结构乃至人类自身,对科学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的恐惧是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也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尖端科学与技术成就一旦落入“坏人”之手会造成多么大的破坏性后果。

    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是,人类对自身和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也许会凝滞,但似乎从未被逆转。在新世纪的开头十几年,我们已经见证了以锌指核酸酶、“神话”核酸酶以及以CRISPR/cas9技术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迅速降低了人类改造自身遗传信息的门槛,为人类治疗疾病、预防疾病乃至改善自身特性开启了一扇大门。在这个很可能会载入史册的关口,我们需要用更开放的心态拥抱它,用最严格的监管管控它,让新技术在自身进化成熟之后,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和完善自己。

    (相关文章见第二版赵序茅文章《我们做好接受基因编辑婴儿的准备了吗?》),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