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都在批贺建奎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 王月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遗传与基因组医学中心主任 祁 鸣
□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博士 张 迪
本报记者 高 阳 董长喜 任琳贤 鲍 捷 徐文婷
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团队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于 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她们的基因经过人为修饰，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个消息一出，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迅速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质疑和争议也随之而来，国内122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抵制这一行为。
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消息，贺建奎团队之前一直在招募志愿者夫妇，以创建第一批基因编辑婴儿。网络上流传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显示，该试验始于2017年3月，截止到2019年3月。研究中，贺建奎团队会先对精子进行清洗，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实现人类胚胎的体外受精，随后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受精卵的CCR5基因进行编辑，再将其植入母亲子宫。申请书提到，CCR5缺失的个体拥有正常的免疫功能和炎症反应，能对多种病毒感染表现出显著的抵抗力，对CCR5进行基因编辑或将有效阻断霍乱、天花或艾滋病的感染。
贺建奎介绍，最初有8对夫妇参与了这项研究，父亲皆为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母亲为HIV病毒阴性，其中1对中途退出。试验中，共有31个受精卵发育到了胚囊阶段。11月露露和娜娜诞生，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目前，还有1名参试者可能已经怀孕。
基因编辑是什么
人体是由很多细胞组成的，基因就驻扎其中，成为人体生老病死的“代码”。基因编辑技术就是对特定DNA片段进行改写。中国国家基因库伦理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遗传与基因组医学中心主任祁鸣教授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如果某些基因损害失去功能了，我们可以用好的基因去替换。但如果有坏的基因把好的基因“带坏”，就好比高楼大厦坏掉了几根钢筋，会影响总体承重效果。这种情况下，使用过去的基因技术就没用了，而目前最流行的CRISPR-Cas9技术，可以“改写修订”变异了的坏基因，使其变正常。
目前，在基础研究领域，对动植物的基因编辑已获得广泛应用，能够改良农作物、降低病畜率等，但在人体细胞，尤其是人体胚胎领域的应用尚未推广。近几年，有关CRISPR-Cas9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呈爆发式增长，充分证明了它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变革。不过，上世纪90年代，基因治疗刚在美国发展时，有人想用其治疗有严重先天性免疫缺陷的孩子，结果几年后，11位孩子中有七八位得了白血病，人们这才意识到基因治疗可能会带来无法掌控的负面影响，想要在基因上“动刀”不是件容易的事，美国目前已禁止在人类胚胎中使用该技术。在我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使用基因编辑胚胎建立妊娠发育也是非法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组委会主席、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家大卫·巴尔的摩指出，对于基因编辑什么时候适用于治疗或非疾病的临床用途，全球目前还未达成共识。在此情况下，任何对生殖系基因的编辑都是不负责任的。
社会各界齐发声
贺建奎团队的做法在学术界引起一片震惊和质疑。11月26日晚，122名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编者注：在医学里指，原定是修复某个基因点，却发生了偏移，作用了别的基因点)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对在现阶段不经严格伦理和安全性审查，贸然尝试做可遗传的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任何尝试，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回应称：“坚决反对任何个人、任何单位在理论不确定、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伦理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
该研究也引起了国际学者的争论及批评。美国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教授穆索努拉认为，艾滋病并非一定致命，况且对广大贫穷地区来说，有比基因编辑更便宜的疗法。相反，为了获得所谓的艾滋病免疫，便将基因编辑婴儿暴露在未知的其他疾病风险中，得不偿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伊尔舍表示，基因编辑技术并不难，贺建奎可能是为了夺得“世界首例”的名头，而将婴儿的生命安全抛之脑后。
在一片批评声中，美国莱斯大学针对有报道称迈克尔·迪姆教授参与基因编辑婴儿研究一事，表示不知情，正“全面调查”该教授。贺建奎工作的南方科技大学也在11月26日发表声明称，贺建奎已于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职，这项研究在校外开展，学校并不知情。贺建奎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学校将立即成立独立委员会进行深入调查。
政府部门方面，消息发出当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立即要求广东省卫健委认真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深圳市卫健委当日表示，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启动调查。
经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未按要求进行备案。然而，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11月27日发布声明称，该院从未参与贺建奎团队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的任何试验环节，婴儿也并非在该医院分娩，网传《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要员会审查申请书》上的签名有伪造嫌疑，将申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文件“签字”者也表示不知情。
各国媒体也在密切关注事件进展。美国CNET新闻网称，该研究未经过独立验证，也未在期刊上发表，此次公布更像是一次推销练习。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目前通过基因编辑出生的高等生命体有猴子，但没有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度尚不完善，可能引发致命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则关注到研究背后的“深水”——贺建奎团队与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关系，贺建奎拥有的多家公司，以及那张无人“认领”的伦理审查申请书等。
11月28日，贺建奎现身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分享了试验背景和数据，并称其公司未参与该项目，资金、设备、场地都由他个人提供。他介绍说，DNA检测发现，这对双胞胎中有一个基因编辑成功了，另一个可能发生了脱靶，但位于非编码区，而且离基因很远，也不在有作用的元件上。贺建奎在会上未表达对该事件医学伦理问题的看法，但他说：“我对我们的成果感到自豪。我会更加努力地工作，终身为她们负责。如果我的孩子有类似风险，我会做这样的尝试。”
贺建奎其人
贺建奎来自湖南娄底，从小迷恋物理学。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美国莱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师从微流控基因芯片鼻祖斯蒂文·奎克。在美期间，他与诺贝尔奖得主安德鲁·菲尔、美国科学院院士马克·戴维斯共同开发人体基因检测技术。2012 年，贺建奎经深圳市“孔雀计划”引进回国，在南方科技大学建立个人实验室，进行基因测序方向研究。
早前，还在象牙塔中的贺建奎坚信“学者就应该坚守清贫，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但在近两年的采访中，他表示：“财富和科学可以共融。”天眼查数据显示，贺建奎是7家公司(总注册资本1.51亿元)的股东、6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5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7家公司中，最早成立的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宣称生产第三代基因测序仪的公司，今年4月获得2.18亿元A轮融资，贺建奎总持股份额为33.25%。这家公司也是贺建奎在公开场合谈及最多的公司，他不止一次推销该公司产品。深圳市南科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高，达6666.66万元人民币，贺建奎是第一大股东，持股45.5%。该公司主营生物技术与基因检测技术开发等，还获得了南方科技大学旗下深圳市南科大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入股。
贺建奎一直在从事基因编辑研究工作，2017年7月，他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进行主题演讲时，曾用杰西·吉尔辛格(一名18岁的美国男孩，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于基因治疗的人)的悲剧来告诫在座者：要缓慢且谨慎地做人类基因编辑试验。但讽刺的是，他在告诫别人前的4个月，自己已经开始了基因编辑临床研究。
科学家的驳斥与担忧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一直在关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他对《生命时报》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种做法极不妥当，甚至是鲁莽。”王月丹认为问题有三：
第一，从科学性上，贺建奎团队的试验前提不成立。CCR5基因是人体内的正常基因，并非导致疾病的缺陷基因。人类对HIV病毒的认识尚不完全，它的治病机理也不仅仅是因为CCR5基因，因此对其进行基因编辑，并不会使人体对所有HIV产生免疫。避免婴儿感染艾滋病的医疗手段有很多，没必要选择风险最大的这种。
第二，存在潜在健康威胁。由于技术不完善，基因编辑可能会脱靶，《自然医学》杂志今年的报道称，该技术还有致癌风险。此外，CCR5基因对人体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都有作用，一旦被敲除，会影响人体免疫功能的发育，影响神经细胞、造血细胞的功能等，而这些还仅仅是可见的风险隐患。
第三，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要员会审查申请书》属实，则说明该团队的科学素养不高。CCR5基因与霍乱、天花的感染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人体生物免疫领域的常识，申请书中“可抗击霍乱、天花”属事实错误。
祁鸣也表示：“这个项目，我不会投赞成票。敲除CCR5基因未必能预防艾滋病，目前的治疗方法完全可以实现艾滋病母婴阻断，并且艾滋病也不是最紧迫需要攻克的疾病。”基因编辑最大的风险来自于脱靶效应。祁鸣解释说，在修改错误基因时，可能误杀一些好的重要基因，如果刚好击中了和心脏相关的基因，可能会得心脏疾病；击中一些肿瘤抑制相关基因，未来可能有患肿瘤的风险，这些“误伤”都是不可预知的。“对健康人来说，为了避免一种不确定的疾病，而去承担罹患其他疾病的风险，得不偿失。”祁鸣认为，贺建奎选定的不是有先天疾病或缺损的胚胎，而是相对健康的胚胎，那么这种基因编辑完全没有必要。
医学伦理的谴责
实际上，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在2015年就发布了世界上首个采用基因编辑改造人类胚胎的报告，不过试验采用的是无法继续发育成婴儿的胚胎，针对的是一种基因缺陷遗传病。结果显示，基因编辑会造成许多意外突变，黄军告诫，人们应当远离基因编辑技术直到证实它是安全的。即便如此，当时舆论界依然有很大争议。“贺建奎团队不仅对国际公约不允许的人体胚胎细胞进行试验，而且连婴儿都诞生了。”王月丹说。
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博士张迪表示，科学告诉我们能不能，是做事实判断；伦理学却告诉我们该不该，是做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不思考科学的价值，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进步。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度如何，仅仅是事实上的判断；我们还需要思考这项技术是否该用、用在哪？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可能诱发严重的伦理问题，被改写的生殖细胞会影响其子孙后代，甚至改变人类的基因池。我国伦理委员会监督制度自1997年逐步建立以来，明确要求在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前，必须先向其所属机构的伦理委员会递交试验计划书。“但凡经过正规的伦理审查，这样的研究都绝对不会被批准开展。”
据了解，贺建奎也曾参与基因编辑医学伦理方面的国际行业共识制订，坚称要严格遵循基因编辑伦理的底线，但其在行为上却明显背离了共识。祁鸣说：“在这一点，贺建奎属于明知故犯。”先前基因编辑都是以治疗为目的的实验和操作，与此次事件有本质差别。对相对健康的露露和娜娜采取基因编辑，更趋向于“基因增强”，即让孩子一出生就具有异于常人的“艾滋病免疫”能力。祁鸣表示，这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人们会猜想，会不会有一天可以选定孩子的长相、身高，甚至培育“刀枪不入”的超能战士，最终让基因编辑成为某些特殊或特权阶层的工具。
监管、立法要跟上
除了违反伦理原则，此次试验还违反了多项法律规定。张迪举例说，《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不得将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植入人或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也明确规定，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
祁鸣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引发极大争议，审查、监管等环节不透明也是原因之一。“临床试验要进行充分的评估、依法依规、循序渐进，最大程度保证人的健康发展。自己关起门来操作，没有同行评议监督，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跳跃性直接应用到胚胎且生出活婴，若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就很难挽回了。祁鸣相信，绝大多数学者运用基因编辑的初衷是好的，但仅凭一腔热血不行，管理、指南、体系也要跟上，既不能让不良人士胡作非为，也不能一刀切，妨碍科学家正常研究的积极性。祁鸣说：“本次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及时出台相关政策，让科学研究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才是这场争论背后的意义。”
张迪表示，贺建奎团队涉嫌伪造审查申请书签名的问题还未调查清楚，但这足以反应伦理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我国，不少科研人员伦理意识淡薄，准备发表成果时才索要审查批件；有些伦理委员会成员缺乏专业性和道德独立性；伦理审查通过后未进行项目追踪审查；伦理审查规范在法律地位上属于部门规章及更低位阶，而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将伦理审查相关规定纳入联邦法规中，具有高级别的执行力。
张迪建议，除了要严格执行伦理审查制度外，高风险的研究应由更高一层的伦理委员会审批，而非机构自己的伦理委员会；应考虑提高立法层次，保护后代利益，对涉及人类生殖系基因改造的研究和应用进行严格规范，并加大惩罚力度；重视医学伦理教育，培养科研人员的伦理意识，尤其应该弥补高等教育中医学伦理教育的缺口。
对生命应心存敬畏
此次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让张迪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美国纽约的柳溪肝炎研究。当时，研究者以不用排队就可以提前进入州立学校的条件，“利诱”家长同意孩子参与试验，接触有活性的肝炎病毒，以此观察肝炎的发病机理，进而研究疫苗。最终试验让很多原本健康的孩子感染了肝炎病毒。“此次基因编辑婴儿试验中，受试家庭也面临‘利诱’。”张迪说，由于技术存在较大局限性、风险性，我国传染病法规规定，医院不得接纳艾滋病患者做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艾滋病家庭本身就承受着无形的社会压力，在渴望拥有后代的强烈愿望驱使下，面对这样的试验，很难做出理性抉择。即使贺建奎称，一旦有志愿者受到伤害，项目组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但孩子未来可能面临的健康风险、精神压力甚至是人类基因池改变的风险，是贺建奎负不起的责任。我们应对生命心存最起码的敬畏。
王月丹强调：“基因技术肯定是要往前发展，但是目前它在精准度、效率上存在不足，人类距离可控的使用基因编辑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以在动物身上进行基因编辑，不断优化技术，但对生殖细胞的操作应慎之又慎。”
祁鸣认为，CRISPR-Cas9技术前景广阔。“每天都能在门诊见到受罕见遗传病困扰的患者，这让我对这项技术充满期待。该技术肯定会发展，只不过我们用这把枪时还不能百发百中，要想办法提高命中率。”祁鸣希望，基因编辑技术未来能用于遗传病的治疗。据统计，我国出生缺陷婴儿约有5.6%，看似比例不高，但我国人口基数大，问题其实很严峻，相对发达国家，我国人口素质有很大提高空间。公众也应当加深对基因技术的认识，提高产前检查、基因检测的知晓率，尽可能降低出生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的发生率。祁鸣强调：“目前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令人兴奋，但应该稳步前进，不要急于求成。”▲ (高阳 董长喜 任琳贤 鲍捷 徐文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遗传与基因组医学中心主任 祁 鸣
□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博士 张 迪
本报记者 高 阳 董长喜 任琳贤 鲍 捷 徐文婷
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团队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于 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她们的基因经过人为修饰，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个消息一出，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迅速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质疑和争议也随之而来，国内122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抵制这一行为。
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消息，贺建奎团队之前一直在招募志愿者夫妇，以创建第一批基因编辑婴儿。网络上流传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显示，该试验始于2017年3月，截止到2019年3月。研究中，贺建奎团队会先对精子进行清洗，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实现人类胚胎的体外受精，随后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受精卵的CCR5基因进行编辑，再将其植入母亲子宫。申请书提到，CCR5缺失的个体拥有正常的免疫功能和炎症反应，能对多种病毒感染表现出显著的抵抗力，对CCR5进行基因编辑或将有效阻断霍乱、天花或艾滋病的感染。
贺建奎介绍，最初有8对夫妇参与了这项研究，父亲皆为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母亲为HIV病毒阴性，其中1对中途退出。试验中，共有31个受精卵发育到了胚囊阶段。11月露露和娜娜诞生，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目前，还有1名参试者可能已经怀孕。
基因编辑是什么
人体是由很多细胞组成的，基因就驻扎其中，成为人体生老病死的“代码”。基因编辑技术就是对特定DNA片段进行改写。中国国家基因库伦理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遗传与基因组医学中心主任祁鸣教授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如果某些基因损害失去功能了，我们可以用好的基因去替换。但如果有坏的基因把好的基因“带坏”，就好比高楼大厦坏掉了几根钢筋，会影响总体承重效果。这种情况下，使用过去的基因技术就没用了，而目前最流行的CRISPR-Cas9技术，可以“改写修订”变异了的坏基因，使其变正常。
目前，在基础研究领域，对动植物的基因编辑已获得广泛应用，能够改良农作物、降低病畜率等，但在人体细胞，尤其是人体胚胎领域的应用尚未推广。近几年，有关CRISPR-Cas9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呈爆发式增长，充分证明了它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变革。不过，上世纪90年代，基因治疗刚在美国发展时，有人想用其治疗有严重先天性免疫缺陷的孩子，结果几年后，11位孩子中有七八位得了白血病，人们这才意识到基因治疗可能会带来无法掌控的负面影响，想要在基因上“动刀”不是件容易的事，美国目前已禁止在人类胚胎中使用该技术。在我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使用基因编辑胚胎建立妊娠发育也是非法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组委会主席、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家大卫·巴尔的摩指出，对于基因编辑什么时候适用于治疗或非疾病的临床用途，全球目前还未达成共识。在此情况下，任何对生殖系基因的编辑都是不负责任的。
社会各界齐发声
贺建奎团队的做法在学术界引起一片震惊和质疑。11月26日晚，122名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编者注：在医学里指，原定是修复某个基因点，却发生了偏移，作用了别的基因点)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对在现阶段不经严格伦理和安全性审查，贸然尝试做可遗传的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任何尝试，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回应称：“坚决反对任何个人、任何单位在理论不确定、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伦理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
该研究也引起了国际学者的争论及批评。美国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教授穆索努拉认为，艾滋病并非一定致命，况且对广大贫穷地区来说，有比基因编辑更便宜的疗法。相反，为了获得所谓的艾滋病免疫，便将基因编辑婴儿暴露在未知的其他疾病风险中，得不偿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伊尔舍表示，基因编辑技术并不难，贺建奎可能是为了夺得“世界首例”的名头，而将婴儿的生命安全抛之脑后。
在一片批评声中，美国莱斯大学针对有报道称迈克尔·迪姆教授参与基因编辑婴儿研究一事，表示不知情，正“全面调查”该教授。贺建奎工作的南方科技大学也在11月26日发表声明称，贺建奎已于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职，这项研究在校外开展，学校并不知情。贺建奎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学校将立即成立独立委员会进行深入调查。
政府部门方面，消息发出当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立即要求广东省卫健委认真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深圳市卫健委当日表示，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启动调查。
经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未按要求进行备案。然而，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11月27日发布声明称，该院从未参与贺建奎团队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的任何试验环节，婴儿也并非在该医院分娩，网传《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要员会审查申请书》上的签名有伪造嫌疑，将申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文件“签字”者也表示不知情。
各国媒体也在密切关注事件进展。美国CNET新闻网称，该研究未经过独立验证，也未在期刊上发表，此次公布更像是一次推销练习。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目前通过基因编辑出生的高等生命体有猴子，但没有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度尚不完善，可能引发致命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则关注到研究背后的“深水”——贺建奎团队与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关系，贺建奎拥有的多家公司，以及那张无人“认领”的伦理审查申请书等。
11月28日，贺建奎现身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分享了试验背景和数据，并称其公司未参与该项目，资金、设备、场地都由他个人提供。他介绍说，DNA检测发现，这对双胞胎中有一个基因编辑成功了，另一个可能发生了脱靶，但位于非编码区，而且离基因很远，也不在有作用的元件上。贺建奎在会上未表达对该事件医学伦理问题的看法，但他说：“我对我们的成果感到自豪。我会更加努力地工作，终身为她们负责。如果我的孩子有类似风险，我会做这样的尝试。”
贺建奎其人
贺建奎来自湖南娄底，从小迷恋物理学。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美国莱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师从微流控基因芯片鼻祖斯蒂文·奎克。在美期间，他与诺贝尔奖得主安德鲁·菲尔、美国科学院院士马克·戴维斯共同开发人体基因检测技术。2012 年，贺建奎经深圳市“孔雀计划”引进回国，在南方科技大学建立个人实验室，进行基因测序方向研究。
早前，还在象牙塔中的贺建奎坚信“学者就应该坚守清贫，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但在近两年的采访中，他表示：“财富和科学可以共融。”天眼查数据显示，贺建奎是7家公司(总注册资本1.51亿元)的股东、6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5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7家公司中，最早成立的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宣称生产第三代基因测序仪的公司，今年4月获得2.18亿元A轮融资，贺建奎总持股份额为33.25%。这家公司也是贺建奎在公开场合谈及最多的公司，他不止一次推销该公司产品。深圳市南科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高，达6666.66万元人民币，贺建奎是第一大股东，持股45.5%。该公司主营生物技术与基因检测技术开发等，还获得了南方科技大学旗下深圳市南科大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入股。
贺建奎一直在从事基因编辑研究工作，2017年7月，他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进行主题演讲时，曾用杰西·吉尔辛格(一名18岁的美国男孩，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于基因治疗的人)的悲剧来告诫在座者：要缓慢且谨慎地做人类基因编辑试验。但讽刺的是，他在告诫别人前的4个月，自己已经开始了基因编辑临床研究。
科学家的驳斥与担忧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一直在关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他对《生命时报》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种做法极不妥当，甚至是鲁莽。”王月丹认为问题有三：
第一，从科学性上，贺建奎团队的试验前提不成立。CCR5基因是人体内的正常基因，并非导致疾病的缺陷基因。人类对HIV病毒的认识尚不完全，它的治病机理也不仅仅是因为CCR5基因，因此对其进行基因编辑，并不会使人体对所有HIV产生免疫。避免婴儿感染艾滋病的医疗手段有很多，没必要选择风险最大的这种。
第二，存在潜在健康威胁。由于技术不完善，基因编辑可能会脱靶，《自然医学》杂志今年的报道称，该技术还有致癌风险。此外，CCR5基因对人体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都有作用，一旦被敲除，会影响人体免疫功能的发育，影响神经细胞、造血细胞的功能等，而这些还仅仅是可见的风险隐患。
第三，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要员会审查申请书》属实，则说明该团队的科学素养不高。CCR5基因与霍乱、天花的感染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人体生物免疫领域的常识，申请书中“可抗击霍乱、天花”属事实错误。
祁鸣也表示：“这个项目，我不会投赞成票。敲除CCR5基因未必能预防艾滋病，目前的治疗方法完全可以实现艾滋病母婴阻断，并且艾滋病也不是最紧迫需要攻克的疾病。”基因编辑最大的风险来自于脱靶效应。祁鸣解释说，在修改错误基因时，可能误杀一些好的重要基因，如果刚好击中了和心脏相关的基因，可能会得心脏疾病；击中一些肿瘤抑制相关基因，未来可能有患肿瘤的风险，这些“误伤”都是不可预知的。“对健康人来说，为了避免一种不确定的疾病，而去承担罹患其他疾病的风险，得不偿失。”祁鸣认为，贺建奎选定的不是有先天疾病或缺损的胚胎，而是相对健康的胚胎，那么这种基因编辑完全没有必要。
医学伦理的谴责
实际上，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在2015年就发布了世界上首个采用基因编辑改造人类胚胎的报告，不过试验采用的是无法继续发育成婴儿的胚胎，针对的是一种基因缺陷遗传病。结果显示，基因编辑会造成许多意外突变，黄军告诫，人们应当远离基因编辑技术直到证实它是安全的。即便如此，当时舆论界依然有很大争议。“贺建奎团队不仅对国际公约不允许的人体胚胎细胞进行试验，而且连婴儿都诞生了。”王月丹说。
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博士张迪表示，科学告诉我们能不能，是做事实判断；伦理学却告诉我们该不该，是做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不思考科学的价值，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进步。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度如何，仅仅是事实上的判断；我们还需要思考这项技术是否该用、用在哪？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可能诱发严重的伦理问题，被改写的生殖细胞会影响其子孙后代，甚至改变人类的基因池。我国伦理委员会监督制度自1997年逐步建立以来，明确要求在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前，必须先向其所属机构的伦理委员会递交试验计划书。“但凡经过正规的伦理审查，这样的研究都绝对不会被批准开展。”
据了解，贺建奎也曾参与基因编辑医学伦理方面的国际行业共识制订，坚称要严格遵循基因编辑伦理的底线，但其在行为上却明显背离了共识。祁鸣说：“在这一点，贺建奎属于明知故犯。”先前基因编辑都是以治疗为目的的实验和操作，与此次事件有本质差别。对相对健康的露露和娜娜采取基因编辑，更趋向于“基因增强”，即让孩子一出生就具有异于常人的“艾滋病免疫”能力。祁鸣表示，这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人们会猜想，会不会有一天可以选定孩子的长相、身高，甚至培育“刀枪不入”的超能战士，最终让基因编辑成为某些特殊或特权阶层的工具。
监管、立法要跟上
除了违反伦理原则，此次试验还违反了多项法律规定。张迪举例说，《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不得将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植入人或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也明确规定，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
祁鸣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引发极大争议，审查、监管等环节不透明也是原因之一。“临床试验要进行充分的评估、依法依规、循序渐进，最大程度保证人的健康发展。自己关起门来操作，没有同行评议监督，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跳跃性直接应用到胚胎且生出活婴，若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就很难挽回了。祁鸣相信，绝大多数学者运用基因编辑的初衷是好的，但仅凭一腔热血不行，管理、指南、体系也要跟上，既不能让不良人士胡作非为，也不能一刀切，妨碍科学家正常研究的积极性。祁鸣说：“本次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及时出台相关政策，让科学研究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才是这场争论背后的意义。”
张迪表示，贺建奎团队涉嫌伪造审查申请书签名的问题还未调查清楚，但这足以反应伦理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我国，不少科研人员伦理意识淡薄，准备发表成果时才索要审查批件；有些伦理委员会成员缺乏专业性和道德独立性；伦理审查通过后未进行项目追踪审查；伦理审查规范在法律地位上属于部门规章及更低位阶，而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将伦理审查相关规定纳入联邦法规中，具有高级别的执行力。
张迪建议，除了要严格执行伦理审查制度外，高风险的研究应由更高一层的伦理委员会审批，而非机构自己的伦理委员会；应考虑提高立法层次，保护后代利益，对涉及人类生殖系基因改造的研究和应用进行严格规范，并加大惩罚力度；重视医学伦理教育，培养科研人员的伦理意识，尤其应该弥补高等教育中医学伦理教育的缺口。
对生命应心存敬畏
此次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让张迪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美国纽约的柳溪肝炎研究。当时，研究者以不用排队就可以提前进入州立学校的条件，“利诱”家长同意孩子参与试验，接触有活性的肝炎病毒，以此观察肝炎的发病机理，进而研究疫苗。最终试验让很多原本健康的孩子感染了肝炎病毒。“此次基因编辑婴儿试验中，受试家庭也面临‘利诱’。”张迪说，由于技术存在较大局限性、风险性，我国传染病法规规定，医院不得接纳艾滋病患者做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艾滋病家庭本身就承受着无形的社会压力，在渴望拥有后代的强烈愿望驱使下，面对这样的试验，很难做出理性抉择。即使贺建奎称，一旦有志愿者受到伤害，项目组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但孩子未来可能面临的健康风险、精神压力甚至是人类基因池改变的风险，是贺建奎负不起的责任。我们应对生命心存最起码的敬畏。
王月丹强调：“基因技术肯定是要往前发展，但是目前它在精准度、效率上存在不足，人类距离可控的使用基因编辑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以在动物身上进行基因编辑，不断优化技术，但对生殖细胞的操作应慎之又慎。”
祁鸣认为，CRISPR-Cas9技术前景广阔。“每天都能在门诊见到受罕见遗传病困扰的患者，这让我对这项技术充满期待。该技术肯定会发展，只不过我们用这把枪时还不能百发百中，要想办法提高命中率。”祁鸣希望，基因编辑技术未来能用于遗传病的治疗。据统计，我国出生缺陷婴儿约有5.6%，看似比例不高，但我国人口基数大，问题其实很严峻，相对发达国家，我国人口素质有很大提高空间。公众也应当加深对基因技术的认识，提高产前检查、基因检测的知晓率，尽可能降低出生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的发生率。祁鸣强调：“目前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令人兴奋，但应该稳步前进，不要急于求成。”▲ (高阳 董长喜 任琳贤 鲍捷 徐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