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是医学的灵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 孙 燕
我出生在河北乐亭，从一懂事起面对的就是日寇侵略、国土沦丧、民族忧患。我在河北昌黎读高小时，一位同学的父亲从齐鲁医学院毕业后开了个诊所，人称“米大夫”。他就是我当时的偶像。在米大夫的影响下，我从那时就立志“习医报国”。在北京汇文中学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走上习医之路。
医学是唯物的，也是唯心的
1948年至今，走上习医之路已整整70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医乃仁术，这也是自古以来，医生受尊重的原因。同样，对于医德，古今中外也有一定的约束和要求。比如，西方有源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们有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论》。记得我学中医，包括拜一位三代世医为师时，都需要学《大医精诚论》，宣誓不用学到的医术做违背医德的事。
《希波克拉底誓言》和《大医精诚论》都强调，病人以生命相托，不可辜负，做医生要有责任感和荣誉感；称职的医生不单学习医术，还有爱心和人文修养。但两者相较，《大医精诚论》更具体，其核心“无私奉献、仁爱济世”更是对后世医家的道德宣示：“凡大医治病，必先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求救者，无问其富贵贫贱，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医学是唯物的，但也是唯心的。医生需要用心行医，用心理解医道、医术。或许正因如此，医生可以成为学者，学者却未必能当医生。临床工作需要的是有爱心会看病的好医生，而不是只会研究不会看病的人。我认为，医生的个人素养非常重要，尤其诚信和仁心，造反派、见风使舵的人不适宜做医生；太富有、太有权势的人也不适合做医生，因为他们机会太多了，外面的吸引力太大。所以我常说，我的学生不一定要高智商，中等就行，但要勤奋守信，最重要的是有颗医者仁心。另外，性格也是决定能否成为好医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比如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很难成为一名好医生。
培养“苍生大医”，需要从开启仁爱之心抓起。苍生大医的灵魂深处有两个精神引擎，一个是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另一个是关爱、敬畏，仁慈、向善。缺失其中任何一个，人生就会跑偏，职业造诣上也走不远、飞不高。因此，要重视献身教育、人文教育。现阶段，这句话无论强调多少遍都不过分。
“走歧路”背医德，损医术
回到现实生活，我对近些年不正常的医患关系很不安。自古以来，医患本是朋友，是共同和疾病作斗争的战友，而不是对立、对抗或买卖关系。但现在，医患关系失常，一些医生走上歧路，对病人冷漠、收红包、拿回扣，不但背离了医生的基本医德，也有损医术的发挥。
医生的逐利行为有社会因素影响，如药价虚高给了回扣存在的空间，相关法律不够健全等。同时，这也与一个人从医的初衷有关。你为什么学医，是为了糊口，还是为了报国实现人生价值？你看到病人首先想到什么，是怎样帮他解除病痛，还是谋取私利？这是医生与商人的分水岭，是思维方式的区分。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现象：医生可以当政治家、文学家，但很少能当好商人。这就是思维方式不同造成的。病人来了，医生考虑的是怎样为患者奉献，而不是攫取好处。这一思路恰与一般商人相反，如果医生的这一品质变了，就不再适合当医生了。从这个意义来说，为了拿回扣而给病人开一些不必要的药，为了医院收入要求医生必须完成“额度”等，都违背了医德，腐蚀了医生的灵魂，必须从更高的认识层次上加以杜绝。
整个社会对医生的评价，也不能因此以偏概全。医生中有败类，应当教育、改正、提高荣誉感，但全国更多数的医务人员都是好的，医患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都是冷漠和猜忌。我至今都记得几十年前的一件小事。1970年春节刚过，天还非常冷，我们一家准备搬到甘肃定居。我曾救治过的三个病人听说此事，想给我一些帮助，一位是工程师，一位是教师，还有一位是老木匠，他们东拼西凑找来木料，打了个一米多长的白茬(指原木未刷漆的)木箱，冒着寒风骑着三轮车专程送来，想是我搬家用得着。后来有很多病人也给我送过礼物，但这个木箱最让我感动温暖，终生难忘。他们三位知道我很可能不再回来，也不能再帮到他们，所以什么都不图，只是为了表达对我多年照顾的感激心意。
我常对学生说，医学是崇尚技术的，也是追求内心领悟的。多数病人都能忍受治疗带来的痛苦与医生合作。只要用心，就能感受到医学的魅力和行医的幸福。随着医疗制度的完善，我预言并且相信，医生拿回扣或红包只是历史片段，它终会消失。
医术是仁术，也是艺术
我一生追求完美，也深知很难达到完美，习医路上总有缺憾，甚至错误。我印象最深的错误是因为早年没有CT，曾将一位淋巴瘤女患者的小肠瘢痕挛缩误诊成了肿瘤复发。日后，我常用自己的错误告诫学生和同事，一是每位患者病情不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老师张孝骞那么有经验，还总教导我们面对每个患者都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二是作为肿瘤科医生不能只认识肿瘤，而不去了解相关学科发展；三是要通过总结，不断提高临床治疗水平。
错误可以克服，很多遗憾却无法抹去。其中最让我难过的是多年的老患者复发故去。了解我的同事们都劝我要学会摆脱痛楚。医学不断进步，用尽毕生精力都学不完，需要像周恩来总理教导的那样“活到老，学习到老，检讨到老”。
医术是仁术，也是艺术。病人对生命的热爱，与疾病斗争的顽强意识，加上医护人员的爱心，就是人性、仁术之美的体现，一旦没了这些，医学也就没了灵魂。从某种程度上说，医学与艺术是相通的，医生最后会慢慢跟艺术接近。所以我认为，医生也需要人文基础，甚至艺术素养。我很喜欢司马迁的《史记》，也喜欢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作品。在研究苏东坡时，我看到了他与沈括的《苏沈良方》；在读《红楼梦》时，我又专门研究了里面提到的“虎狼药”等。我从中感受到了古典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也体会到了他们对人民的热忱和真诚。文学、音乐使我们能和古人对话，更促使我用医术体现人性和仁术之美。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是长眠在美国纽约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我赴美多次，有个愿望就是去瞻仰特鲁多的墓地，向这位同行表示敬意。医生如果读懂了这些，就会进一步净化心灵，像前辈裘法祖那样：“生活上知足，工作上知不足，做学问不知足。”▲
(本文由本报记者张芳整理)
我出生在河北乐亭，从一懂事起面对的就是日寇侵略、国土沦丧、民族忧患。我在河北昌黎读高小时，一位同学的父亲从齐鲁医学院毕业后开了个诊所，人称“米大夫”。他就是我当时的偶像。在米大夫的影响下，我从那时就立志“习医报国”。在北京汇文中学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走上习医之路。
医学是唯物的，也是唯心的
1948年至今，走上习医之路已整整70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医乃仁术，这也是自古以来，医生受尊重的原因。同样，对于医德，古今中外也有一定的约束和要求。比如，西方有源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们有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论》。记得我学中医，包括拜一位三代世医为师时，都需要学《大医精诚论》，宣誓不用学到的医术做违背医德的事。
《希波克拉底誓言》和《大医精诚论》都强调，病人以生命相托，不可辜负，做医生要有责任感和荣誉感；称职的医生不单学习医术，还有爱心和人文修养。但两者相较，《大医精诚论》更具体，其核心“无私奉献、仁爱济世”更是对后世医家的道德宣示：“凡大医治病，必先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求救者，无问其富贵贫贱，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医学是唯物的，但也是唯心的。医生需要用心行医，用心理解医道、医术。或许正因如此，医生可以成为学者，学者却未必能当医生。临床工作需要的是有爱心会看病的好医生，而不是只会研究不会看病的人。我认为，医生的个人素养非常重要，尤其诚信和仁心，造反派、见风使舵的人不适宜做医生；太富有、太有权势的人也不适合做医生，因为他们机会太多了，外面的吸引力太大。所以我常说，我的学生不一定要高智商，中等就行，但要勤奋守信，最重要的是有颗医者仁心。另外，性格也是决定能否成为好医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比如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很难成为一名好医生。
培养“苍生大医”，需要从开启仁爱之心抓起。苍生大医的灵魂深处有两个精神引擎，一个是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另一个是关爱、敬畏，仁慈、向善。缺失其中任何一个，人生就会跑偏，职业造诣上也走不远、飞不高。因此，要重视献身教育、人文教育。现阶段，这句话无论强调多少遍都不过分。
“走歧路”背医德，损医术
回到现实生活，我对近些年不正常的医患关系很不安。自古以来，医患本是朋友，是共同和疾病作斗争的战友，而不是对立、对抗或买卖关系。但现在，医患关系失常，一些医生走上歧路，对病人冷漠、收红包、拿回扣，不但背离了医生的基本医德，也有损医术的发挥。
医生的逐利行为有社会因素影响，如药价虚高给了回扣存在的空间，相关法律不够健全等。同时，这也与一个人从医的初衷有关。你为什么学医，是为了糊口，还是为了报国实现人生价值？你看到病人首先想到什么，是怎样帮他解除病痛，还是谋取私利？这是医生与商人的分水岭，是思维方式的区分。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现象：医生可以当政治家、文学家，但很少能当好商人。这就是思维方式不同造成的。病人来了，医生考虑的是怎样为患者奉献，而不是攫取好处。这一思路恰与一般商人相反，如果医生的这一品质变了，就不再适合当医生了。从这个意义来说，为了拿回扣而给病人开一些不必要的药，为了医院收入要求医生必须完成“额度”等，都违背了医德，腐蚀了医生的灵魂，必须从更高的认识层次上加以杜绝。
整个社会对医生的评价，也不能因此以偏概全。医生中有败类，应当教育、改正、提高荣誉感，但全国更多数的医务人员都是好的，医患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都是冷漠和猜忌。我至今都记得几十年前的一件小事。1970年春节刚过，天还非常冷，我们一家准备搬到甘肃定居。我曾救治过的三个病人听说此事，想给我一些帮助，一位是工程师，一位是教师，还有一位是老木匠，他们东拼西凑找来木料，打了个一米多长的白茬(指原木未刷漆的)木箱，冒着寒风骑着三轮车专程送来，想是我搬家用得着。后来有很多病人也给我送过礼物，但这个木箱最让我感动温暖，终生难忘。他们三位知道我很可能不再回来，也不能再帮到他们，所以什么都不图，只是为了表达对我多年照顾的感激心意。
我常对学生说，医学是崇尚技术的，也是追求内心领悟的。多数病人都能忍受治疗带来的痛苦与医生合作。只要用心，就能感受到医学的魅力和行医的幸福。随着医疗制度的完善，我预言并且相信，医生拿回扣或红包只是历史片段，它终会消失。
医术是仁术，也是艺术
我一生追求完美，也深知很难达到完美，习医路上总有缺憾，甚至错误。我印象最深的错误是因为早年没有CT，曾将一位淋巴瘤女患者的小肠瘢痕挛缩误诊成了肿瘤复发。日后，我常用自己的错误告诫学生和同事，一是每位患者病情不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老师张孝骞那么有经验，还总教导我们面对每个患者都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二是作为肿瘤科医生不能只认识肿瘤，而不去了解相关学科发展；三是要通过总结，不断提高临床治疗水平。
错误可以克服，很多遗憾却无法抹去。其中最让我难过的是多年的老患者复发故去。了解我的同事们都劝我要学会摆脱痛楚。医学不断进步，用尽毕生精力都学不完，需要像周恩来总理教导的那样“活到老，学习到老，检讨到老”。
医术是仁术，也是艺术。病人对生命的热爱，与疾病斗争的顽强意识，加上医护人员的爱心，就是人性、仁术之美的体现，一旦没了这些，医学也就没了灵魂。从某种程度上说，医学与艺术是相通的，医生最后会慢慢跟艺术接近。所以我认为，医生也需要人文基础，甚至艺术素养。我很喜欢司马迁的《史记》，也喜欢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作品。在研究苏东坡时，我看到了他与沈括的《苏沈良方》；在读《红楼梦》时，我又专门研究了里面提到的“虎狼药”等。我从中感受到了古典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也体会到了他们对人民的热忱和真诚。文学、音乐使我们能和古人对话，更促使我用医术体现人性和仁术之美。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是长眠在美国纽约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我赴美多次，有个愿望就是去瞻仰特鲁多的墓地，向这位同行表示敬意。医生如果读懂了这些，就会进一步净化心灵，像前辈裘法祖那样：“生活上知足，工作上知不足，做学问不知足。”▲
(本文由本报记者张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