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那深深的关爱 ——缅怀邓铁涛老师
邓铁涛写给许家松的信。
2005年7月31日任继学摄于长白山“八老上书”后，依次为：何任(前排左二)、焦树德(前排左三)、路志正(前排左四)、邓铁涛(前排左五)；后排：张琪(后排左一)、许家松(后排左二)、方药中(后排左三)。
2002年6月27日，邓铁涛(左三)与许家松(左二)合影于广东省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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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国医大师邓铁涛辞别了他奉献一生的中医事业驾鹤西去了。近40年来，邓老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深深的关爱刹时涌上心头，历历宛如昨日。
为初创的中医研究生教育亲临授业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中华大地，杏林报春送暖：中医研究生教育诞生了。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方药中创办了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班。一切从“零”起步。方药中设计了以《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中医经典为主干的研究生课程体系，聘请全国一流专家学者来京授课。邓铁涛、董建华、赵绍琴三位先生被聘为《温病条辨》的主讲教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老多次千里迢迢从广州来京，为中医研究院研究生授课。作为中医研究院的首届研究生，我有幸多次聆听邓老的传道、授业、解惑。邓老负责为《温病条辨》的痹、疸、疟、痢诸篇作提要勾玄，并作中医急症的专题报告。痹、疸、疟、痢诸篇虽非《温病条辨》所列九种温病之一，但讲授难度颇大。一是条文数量占全书条文的四分之一。二是前人已有专篇、专论，需要在梳理前论基础上，论其前人所未备和发展创新之处，如“湿热痹”，即属填补空白之论。且需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联系其临床运用。三是由于该部分的方药多采自叶案，后世医家对此多有诟病，评价尖刻。邓老力排前议，广引吴鞠通的多处交待，明确指出采取叶案的目的在于为后学引线串珠，铺路搭梯，非“欺世盗名”。邓老认为这正是中医学传承创新的必由之路。“吴氏从散在的叶案中，抽丝剥茧，上升为理与法。我们应该学习吴氏对前人医案的学习精神。”对温病学代表性论著的评价认为：“叶天士的经验散见于《临证指南》，理论虽有《温热论》及《幼科要略》，仅属发凡起例而已。叶天士之书是温病学的雏形，《条辨》才是成形著作，《经纬》则可算作补充材料。”“其系统性和完整性，为王孟英《温热经纬》所不及。”肯定了《条辨》在温病学从学说到形成学科的发展中起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客观、公正、高度的评价。在中医急症的专题报告中，还介绍了“急救术”的具体运用，如对用“安宫牛黄丸”抢救“中暑”昏迷时，详细介绍了他的“舌上点药法”等。上述内容已收入方药中与我合著的《温病汇讲》以及我所著《研读与临证运用心悟九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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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主动推荐我的文章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院并在研究生部主讲《温病条辨》和《内经》“运气七篇”部分，得到了邓老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上世纪八十年代，年逾七旬的邓老几乎每年都是千里迢迢来京讲课。那时的教学条件非常简陋，不但没什么讲课费，连接送老师的用车都难以安排。但是前辈们从不计较，邓老甚至还为我解困。邓老有时借来京开会之际为我们讲课，他会在电话中告诉我：“你不用安排车子接我了。”为我解困，让我暖心。当时，邓老住在我院家属区单元宿舍的一个房间内。每次上下课，我都会去接送邓老并趁机向他求教。谈及中医事业面临的重重困难，我难免流露出一些沮丧和悲观。每次邓老都会以他那平和、坚定、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说：“有那么悲观吗？我看中医一定会有光辉的未来。”每次见面，我都会被邓老身上那种对中医文化的自信和责任感所感动。记得有一次为了鼓励我，他拿出了一份准备上书中央的材料给我看并嘱我保密。
还有一次，我就吴鞠通创建的温病三焦辨证论治体系谈我的看法，并就陆九芝《世补斋医书》中的学术偏见提出批驳，写成《三焦辨证源流考辨》一文，请邓老指正。邓老看后赞许道：“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我要推荐给我们《新中医》杂志。”不久，该文就在1989年第5期的广东省《新中医》杂志上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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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中医大业直言力谏
在党中央对中医工作的大力扶持下，经历中医界前辈多年的奔走呼吁，198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工作从组织机构、人力、物力、规划等方面得到了有利条件和组织保证。1990年，中医局遭遇撤并危机。1990年7月，由著名中医学家任继学先生发出邀请，任继学、邓铁涛、方药中、路志正、张琪、焦树德、何任、歩玉如八位老前辈齐聚长春和长白山下，大家一致决议上书党中央，要求保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并对中医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直言力谏。经过一次次地协商、讨论、斟酌、一一庄严签名后，形成了“八老上书”。最后请路志正负责上呈党中央。“八老上书”的内容，虽是老前辈的共同心声和共识，但在具体内容上，让我回忆起以前邓老在京讲课时曾让我看过的准备上书的那份材料。看来，“八老上书”采用了邓老长期酝酿在胸的观点。据说，这已是邓老第二次为中医上书中央了。作为后生晚辈的我，虽然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但是亲眼目睹了老前辈忠诚于中医药事业的一片丹心。大约一个多月后，得到了答复：保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老前辈们终于欣慰地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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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次的登长白山之游也只是此行的一个短暂插曲。其中的数次讨论，都是在途中进行的。途中还讨论了一部论文集的约定稿问题。下山后，我们还去了和龙县进行了数日的义诊。此行除了半天的登山，其余都是排得满满的工作。
溯本求源力倡学经典
时光荏苒，转瞬进入了新的世纪。2002年5月，正值我讲课期间，忽接邓老电话：“最近在忙些什么？”我说：“正在讲《温病条辨》，大约还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讲完。”邓老说：“那讲完课后，马上到广州来讲讲课吧。”我问：“讲温病学吗？”邓老温和地笑了：“讲温病我就不一定找你了。让你来是讲《内经》，讲气化。能讲这些的人不多了，想来想去，还是你来讲吧……回顾几十年来，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引发了我的思考。溯本求源，还得从学习经典抓起。温故、温经而知新啊。就这样，你那边讲完课，马上过来吧。一切都由我来安排。”我当然遵命。
2002年6月，我来到广州。一下飞机就直奔邓老府上，向他汇报了讲课计划和提纲，他仔细听后，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告诉我听课对象主要是广东省中医院的临床医生。这让我有些担心了：“讲《内经》，还要讲‘气化’，临床医生们能听得进去吗？!”看到我惴惴不安的样子，邓老柔和平静地微笑着说：“不要急，一定要分多次来讲，不限时间。”“你看”，他指着篮子里那鲜嫩的荔枝说：“看我给你准备了最好的、刚摘的桂味荔枝，以前这可是给皇帝的贡品哪。”我带着荔枝，谢别了邓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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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的地点设在广东省中医院的七楼报告厅。当我走进报告厅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问他们：“讲经典对临床有用吗？”他们告诉我，多年来在临床中遇到不少难题，希望能从中医基础理论方面开启新的思路和方法。这让我的顾虑和紧张消除了不少，并调整多增加了临床运用。这次讲课大概讲了共十天，全部是在下班后的晚间进行。
讲课期间，我还随邓老查房，患者多是疑难病症。每次查完一个患者，邓老总是问我：“你有什么好办法吗？说说看。”我哪有什么好办法啊。只是忙着边听边记，学习增长知识。还在“名医树”下和邓老留了影。没有想到，广州之行竟成了我和邓老最后的相见。
这次广州讲课，让我受到了教育。我懂得了邓老那语重心长的教导：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创新，要从基础抓起，从源头抓起，从经典著作温经温课抓起。通过讲课我更体会到这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行的。邓老曾说：“四大经典是根，各家学说是本，临床实践是生命线，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发掘宝库与新技术革命相结合，是自主创新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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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划“973”项目 邓老和我数次书信往来
2005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的“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项目”，由邓老担任首席科学家。为了让这关系到中医学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尽可能全面和完善，邓老殚精竭虑，甚至“礼贤下士”，征求我的意见，并寄来有关研究资料和论文。邓老对方药中和我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方向还是了解的。方药中和我认为，中医学的学科发展必须构建和完善其理论体系、临床体系，以此作为两大支柱。多年来，我们做了一些基础性研究，对两大体系的构建和框架提出了顶层设计的“蓝图”，发表了论文和专著。此时，方药中已辞世，我想邓老可能是想听听我的看法。考虑到这一项目关系到中医今后的长远发展，我不揣浅陋，直率地向邓老书面陈述了“宜在学科的整体层面上增设顶层设计的整理研究”的观点，得到了邓老的认可并数次来函。他指导我要“注意结合世界科学动态和新技术的发展，深入研究下去。”
2006年5月，我作为评审专家，参加了对“973”项目的评审。邓老虽没有来京，但是“973”项目凝聚了邓老的大量心血和智慧。已九十高龄的邓老披挂上阵，领军国家中医科研项目，在中医发展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绝无仅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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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药中学术研讨会题词
201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举办了“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学术思想研讨会”。考虑到邓老已是95岁高龄，我不敢贸然惊动，但邓老还是寄来了题词《深切怀念方药中教授》：“创办中医研究生院之楷模，讲解内经七篇大论之典范，基本理论与临证创新不断，振兴中医药学而尽心竭力。”这四句不但评价了方药中的学术贡献，更蕴含着他们几十年的深厚情谊。方药中创办中医研究生班时，邓老数次千里迢迢来京授业。1988年，方药中也应邓老之约，去广州中医学院作辨证论治创新设计研究的学术报告，邓老与夫人设宴款待了我们。1989年，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邓铁涛先生，力主把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列入评奖范围，并把一等奖授给了方药中和我合作完成的《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研究》。1990年，他们一起参加了“八老上书”。两位都为中医药事业尽心竭力，奉献终生。这一题词体现了他们的殷殷战友情谊，是我们中医人深深感念的一代宗师。
深深感念和缅怀杏林一代宗师邓铁涛老师!(许家松), 百拇医药(许家松 中国中医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