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废止旧医案”中医界抗争始末
近期，央视热播剧《老中医》生动还原了1929年轰动一时的“废止旧医案”(“旧医”指“中医”)。作为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本版特刊发此文，带领读者仔细探寻历史的真相，重温那段激荡的岁月往事。事实证明，1929年的抗争风云，全面地唤起了中医药界团结进步、争取权利和勇于抗争、革新的意识。正是中医药界的自信自强，让中医最终得以保存。
1929年，上海中医协会在《申报》登载通知，定于3月17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以讨论具体抗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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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晋京请愿代表团合影(从左至右，前排为陈存仁、谢利恒，后排为张梅庵、张赞臣、蒋文芳、岑志良)。
作者简介
郑洪，男，中医内科学博士，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医学史、中医学术源流和中医文化等研究。主编及参编著作有《“国医”之殇——百年中医沉浮录》《百年中医史》《中国养生史》等。
1927年3月，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为组建国民政府做准备，在讨论政府行政部门设立时，宋庆龄临时动议，认为卫生问题极为紧要，提议增设卫生部，获得通过。从此，新式卫生管理制度在中国得以建立。
西医委员们眼里的中医
“卫生”是什么？尽管这一名词最早出自《庄子》，但在近代，经由日本的转译，它已经不仅是“保卫生命”的原意，而是代表着一种行政组织与事业。1928年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就正式组建卫生部，按照组织法规，准备着手实施卫生行政事务。由于这在中国是初创的事业，迫切需要专家提供意见，为此卫生部附设中央卫生委员会，“由卫生部部长选聘富有卫生学识经验之人员(指学习过西方卫生知识的专家)充任”，第一次委员会遴选出包括卫生部长薛笃弼、副部长刘瑞恒及西医专家褚民谊、陈方之、颜福庆、伍连德、胡宣明、余云岫等在内的共20人任委员。许多委员有海外留学西医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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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23日至25日，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由副部长刘瑞恒主持。该次会议共有14名委员参会，加上南京市卫生局长胡平、北平市卫生局长黄子方、中华医学会的俞凤宾，到会人数共有17人。会议中心议题是卫生行政建设。
或许因为“卫生”是西医的事，所以卫生委员会中根本没有中医。然而这些会议的49件议案中，却有4个议案与中医有关。其中黄子方的“统一医士登录办法”、胡鸿基“限定中医登记年限”、李达潮的“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等，虽然使用“限定”“限制”字眼，用意是实施中医注册执业，尚不算刻意歧视，只有余云岫石破天惊地提出“废止旧医”，其“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声称“旧医”阻遏科学化，影响卫生行政实施，建议对全体中医进行登记，然后进行“卫生”培训，合格后始能行医，但仅限登记一次，以后不再训练。50岁以上的老中医可以免受培训，给予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15年，期满作废。同时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中医宣传学术和开办学校。
, http://www.100md.com 2月24日下午，中央卫生委员会专题讨论有关中医的四项提案。对余云岫的提法，连卫生部官员都有异议，保健司长金宝善、医政司长严智钟均认为给中医进行登记的时间过短，政务次长胡毓威还问：提案所说检查新闻杂志，是否不合国民党总纲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然而余云岫回答说：“言论出版等自由，本席虽不懂法律，但我想必定有一点限制的。”委员中身位最显赫，身任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的德国医学博士禇民谊，大力支持余云岫提案，最终会议通过一项《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决议，不但使用了“旧医”这一名称，而且基本采纳了余云岫的建议，要求“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参加会议的这些西医委员是否完全不懂中医呢？其实未必，像余云岫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曾下过一番苦功，禇民谊原本出生于浙江吴兴一个颇有名望的中医家庭。只是在1840年以来因落后而不断挨打的中国，在呐喊“打倒孔家店”迫切要求革新的社会，人们很难平心静气地来思考传统文化的优劣。这些委员们急于将外国“新”事物照搬到中国，所以毫不犹豫地要推行废除传统的主张。余云岫甚至在中医界集会抗争的3月17日当天还在《申报》发表文章，直指中医界的举动为“欺惑愚蒙，阻遏进步”，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由此可见他们的观念之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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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风潮涌动上海滩
2月26日，上海《新闻报》报道了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决议，当即引起各界震惊。近代的上海滩，由于其经济中心的地位，汇聚着各地名家，中医中药业特别发达和活跃。甫见新闻，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常务委员夏应堂等立即在27日登报公开致电卫生部表示坚决反对，明确提出：“要知学术只论是非真伪，无所谓新旧，新之学术何尝即是、何尝即真？而旧之学术未必即非、更未必即假。”“特此通告，全国中医同志一致努力，否认此畸形之议决案。”卫生部则回电称会议已经结束，意见留备参考，未予重视。
3月4日，一向公开攻击中医的余云岫专门在他任主编的《社会医报》全文发表其提案，并且得意地称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这更激起了社会各界的愤慨。一时间全国中医药团体、各大城市的药商团体，甚至其它各类社会团体，还有海外华侨团体，纷纷致电质问南京政府或表示抗议。如上海市第八区党部称：“本会认为中央卫生会此举实属毁弃国粹，不察社会情形。”香港中药联商会等批评：“废止中医中药，何异撤去人民生命保障？”南洋望加锡中华总商会特派调查教育代表员说：“此节苟不力争，则将来不但我国之中医药界绝境，而南洋八百万之华侨，平日所习惯之中医，亦定为该地所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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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决议带有官方色彩，中医药界认识到需要通过行政渠道来抗争。其时国民党正要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领导北伐胜利后的第一次全会，深受各方关注。中医界迅即利用时机，行动起来。上海市中医协会发起，首先召开了全沪中医药团体联席会议。会议除商讨致电反对外，通过了召集全国医药团体在沪开代表大会的决议。会后在《申报》等各大报纸登载通知，定于3月17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以讨论具体抗争办法。
经广泛联系，各地中医团体积极响应，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正式代表共有262人，分别代表江、浙、皖、赣、鄂、湘、鲁、粤、桂、川、晋、冀、豫、闽、辽等15省共132个团体。当天中午，各省代表午饭后乘汽车从通商大旅社出发，一路上浩浩荡荡示威游行至设于上海总商会的大会会场。会场布置，高悬巨联一副，左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右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正中横幅为“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四周张贴各种标语。上海全市中医中药业各休业半天，并张贴标语，以作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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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时，大会正式开幕。主席随翰英宣读大会开幕词，呼吁中医界对外团结一致，抗争到底。接下来各参会代表轮流发表演说，大多慷慨激烈。例如国货维持会代表指出：“国货至今日，已被西商侵略无遗”，“希望政府顺从民意，提倡国货之中医中药”；杭州市中药职工会提议：“全国中医药团体之团结，与此次之全国代表大会，为空前未有之首举。……我中医药界同人，应以今日为纪念日，亦即‘三·一七’为我们今后永久之纪念日。”得到全场一致鼓掌通过，确定以“三·一七”为全国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即后来的“国医节”。
开幕式后全场高呼口号：“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全国中医药两界团结起来”“中国医药万岁”等，气氛非常热烈。全体代表摄影留念，5时散会。
当天晚上到3月19日，正式会议在神州医药总会继续召开，具体讨论有关提议案。大会共收到提案139件，经3天讨论综合，最后形成决议案。其要点包括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成为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争取办学和地位等各项权利，加强建设和宣传等。3月19日下午，大会举行闭幕式，主席祝味菊致闭幕词，明确指出此次抗争关系国计民生，“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如继续遭受压迫，唯有“静听全国三万万五千万民众之最后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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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七”大会，是全国中医药界的第一次大集会。素来较为分散的中医药行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地策划、组织此次全国性会议，一方面是中医药界受中央卫生委员会决议案带来的危机感激发而响应热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民国时期政治权利观念的普及，中医行业团体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具备了较好的近代化组织能力。这也是中医药界在不断进步的表现。
南京城沿门请愿见曙光
大会闭幕后，中医界许多代表仍然留在上海等候结果。3月20日下午2时，新成立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召开了第一次执监委员会，公决并推定医界谢利恒、蒋文芳、陈存仁与药界随翰英、张梅庵共五位作为代表，张赞臣、岑志良2人为随团秘书，即日乘夜车晋京请愿。
一行七人于21日到达南京，在南京中医药界的支持下进行请愿活动。请愿书拟有两份，一份题目是“呈为请求排除中国医药发展之障碍，以提高国际上文化地位事”，递交到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各部等。另一份主要是向卫生部请愿，题目是“呈为请求明令却回废止中医之议案，并于下届卫生委员会加入中医，以维国本而定民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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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请愿团先到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请愿，由代理秘书长叶楚伧接见。叶楚伧当即答复说“中国医药有悠久之历史、伟大之效力，为全国民众所托命，断无废止之可能，余当尽力援助，并望医药两界共同努力。”
2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在私邸接见请愿团，“态度极为恳切，表示政府行政，断不违背民众之需要，中卫会议决案断无实行之可能”。谭延闿因身体不适，即时请谢利恒诊脉拟方。
随后请愿团也拜会了国民党要人张静江、李石曾、陈果夫等，他们均对中医表示支持。
中医界的抗争引来社会高度关注。卫生部长薛笃弼同期发表谈话表态，载于3月22日《申报》。薛笃弼说：“中央卫生委员会会员虽曾有处置旧医之提案，然此不过一种主张而已。”称卫生部将会“以人民福利为旨归”，考虑是否实施。实际上已在找台阶。23日，请愿团来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因薛笃弼不在，由政务次长胡毓威接见。胡毓威解释说中央卫生委员会只是建议机关，其议决案须经卫生部核夺，并呈请立法院、行政院通过后才会实行。而卫生部的态度，已见于薛笃弼的公开谈话，“可见断无执行采取之意”，并称卫生部将起草中医师管理章程等进行管理等，“总之，绝无废止中医之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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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白天请愿团还去到国民政府，因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已赴三全大会，由国府要员代见，仅表态说“主席对于贵团请愿，极为重视云云”。又去到教育部，“得悉教育部对于中医学校，一律组织中医讲习所，准予备案”。
24日晚，薛笃弼设宴招待请愿团代表，更明确地说中央卫生委员会的议案“不妥”，卫生部“并不执行”，声称：“本部长对于行政方针，以中国国情为左右，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请愿团代表对这一答复感到满意，要求立示批复。薛笃弼称“五日后当将批示送上海”，要求他们先回上海。他还承诺将来邀请中医加入中央卫生委员会。
代表团回沪后，接到了卫生部正式批示，称：“查《社会医报》之登载，应由该报负责。中央卫生委员会之决议案，本部正在审核，将来如何施行，自当以本部正式公文为准则。至于中央卫生委员会人员人选，本部以深明公共卫生学识及具有经验者为标准，无中西医之分别也。”
鉴此，请愿团总结认为目的已经达到，指出：“总之，政府、社会既一致认为中国医药有保存之必要，更望吾侪同志，努力研究改进，以期发吾国光，实不仅取销中卫会之议案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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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澜再起抗争未了期
“三·一七”集会暨请愿刚给中医药界带来希望，然而不久之后，声称支持中医的国民政府各部门陆续出台规定，再度令人们震惊。
1929年4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八号公告，称现有的中医学校“不以科学为基础”，一律改称“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意即中医办学既不能叫“学校”，教育部门也不认可学历。
1929年4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管理医院规则》，要求所有医院呈报登记。在地方政府请示中医医院可否注册时，卫生部答复说，中医“既无设立医院之先例，亦无设立医院之必要”，要求将中医医疗机构不能称“医院”，改为“医室”。
1929年8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管理药商规则》，提出有关药商注册、管理和检验方面的要求。中医药界提出对中药商应根据情况逐步实施，例如先组织对中药药名、药性进行审定，并允许设立中药学校培养人才。卫生部对此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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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道道“金牌”，完全不顾中医中药业的实际情况，实质上仍是极大限制了中医药的执业。中医药界再度哗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发表宣言说：“查中医学校之学习资格，从前固未有规定，然此正属教育部行政范围，自可制定颁发，通令全国各中医学校，明令执行。……今乃不将制度审定颁发，而遽谓其不能列入学校系统遂摈诸学制之外，何以昭示公道于社会，而平学子之心耶？”而“医院”“医室”之分，更似有歧视性质。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先后多次向政府反映意见，均被驳回。而各地方政府纷纷开始执行规定，如上海特别市教育局于5月12日就抄发布告给各中医学校，严令“即改订名称，克日具报”。其他各地中医学校也先后接到改名训令。这对青年学子打击甚大，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郑炎痛惜学校“医科大学所应有者，罔不毕具”“徒以受恶势力之摧残，至今犹称学社，可不惜哉!”同校的邓铁涛在毕业之际拒领盖着“学社”章的毕业证书，以示抗议。
迫于情势，中医药界决定再次召集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12月1日，17行省及香港、菲律宾等地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在上海集会，再次决议组织“请愿团”，由21位成员组成。请愿团携带请愿书，于12月17日起程并抵达南京，18日与各界人士会面宣传主张，19日拜会一些国民党要人，均获得支持。20日正式到国民政府请愿，由蒋介石秘书朱文中接见，称蒋介石非常关注，“极肯负责令知主管机关，予以维护”；到行政院时，获知院长谭延闿“迭次维护中国医药，态度极为明显”，“必有公道主张”。21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得多名委员见面，表示支持。22日请愿团招待各法团、新闻界和医药界等人士。当晚，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函，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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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而保民生’一案，奉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参考。”
奉蒋介石手谕的回函，令请愿团极为振奋，他们认为：“请愿之有如此结果者，一方固赖国人之提倡，一方全恃团结之力量，此后尚希我国医药界一德一心，更努力谋医药事业之建设，积极促医药学术之改进。”
只是，这种愿望又一次落空了。有关行政部门虽接到通知，但仍提出诸多理由，结果行政院同意维持相关规定。上海市曾特地询问卫生部，卫生部回复：“查此案奉国民政府主席谕撤销在先，经本部呈复奉院令转奉国民政府指令照准在后，自当以后令为准。”也就是不予改变。
历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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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抗争风云，对中医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从负面来说，压制中医药的政令相继出台，对中医事业打击极大。但也有正面意义，即全面地唤起了中医药界团结进步、争取权利和勇于抗争、革新的意识。只是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医界都不得不将很大精力用于斗争，对学术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有一份在1929年流传极广、由广东中医公会会员梁湘岩所拟的反击余云岫的“檄文”，最能反映当时中医人的信念。文中态度鲜明地反问：“余岩援科学系统，欲以此睥中医，岂知中医有中医科学，中医有中医系统。我不能将中医科学强西医以就我，西医亦安能将西医科学强我以就西医？”斩钉截铁地誓言：“我中医集合大群，宁使天可崩，地可裂，川可竭，山可颓，而我众志成城之中医，则确乎其不可拔!”最后充满信心地发出“挑战”：“治病无论中西，应以治愈人为归宿。西医如不服，应请同往医院，取出病人二百，中西医各治一百，本会(社)无论寅卯辰时，皆可派出中医与西医比赛，请西医先承认比赛，而后乃可驳之!”
回望历史，中医药界的自信自强，正是中医最终得以保存的根本原因。, 百拇医药
1929年，上海中医协会在《申报》登载通知，定于3月17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以讨论具体抗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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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洪，男，中医内科学博士，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医学史、中医学术源流和中医文化等研究。主编及参编著作有《“国医”之殇——百年中医沉浮录》《百年中医史》《中国养生史》等。
1927年3月，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为组建国民政府做准备，在讨论政府行政部门设立时，宋庆龄临时动议，认为卫生问题极为紧要，提议增设卫生部，获得通过。从此，新式卫生管理制度在中国得以建立。
西医委员们眼里的中医
“卫生”是什么？尽管这一名词最早出自《庄子》，但在近代，经由日本的转译，它已经不仅是“保卫生命”的原意，而是代表着一种行政组织与事业。1928年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就正式组建卫生部，按照组织法规，准备着手实施卫生行政事务。由于这在中国是初创的事业，迫切需要专家提供意见，为此卫生部附设中央卫生委员会，“由卫生部部长选聘富有卫生学识经验之人员(指学习过西方卫生知识的专家)充任”，第一次委员会遴选出包括卫生部长薛笃弼、副部长刘瑞恒及西医专家褚民谊、陈方之、颜福庆、伍连德、胡宣明、余云岫等在内的共20人任委员。许多委员有海外留学西医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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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23日至25日，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由副部长刘瑞恒主持。该次会议共有14名委员参会，加上南京市卫生局长胡平、北平市卫生局长黄子方、中华医学会的俞凤宾，到会人数共有17人。会议中心议题是卫生行政建设。
或许因为“卫生”是西医的事，所以卫生委员会中根本没有中医。然而这些会议的49件议案中，却有4个议案与中医有关。其中黄子方的“统一医士登录办法”、胡鸿基“限定中医登记年限”、李达潮的“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等，虽然使用“限定”“限制”字眼，用意是实施中医注册执业，尚不算刻意歧视，只有余云岫石破天惊地提出“废止旧医”，其“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声称“旧医”阻遏科学化，影响卫生行政实施，建议对全体中医进行登记，然后进行“卫生”培训，合格后始能行医，但仅限登记一次，以后不再训练。50岁以上的老中医可以免受培训，给予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15年，期满作废。同时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中医宣传学术和开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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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这些西医委员是否完全不懂中医呢？其实未必，像余云岫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曾下过一番苦功，禇民谊原本出生于浙江吴兴一个颇有名望的中医家庭。只是在1840年以来因落后而不断挨打的中国，在呐喊“打倒孔家店”迫切要求革新的社会，人们很难平心静气地来思考传统文化的优劣。这些委员们急于将外国“新”事物照搬到中国，所以毫不犹豫地要推行废除传统的主张。余云岫甚至在中医界集会抗争的3月17日当天还在《申报》发表文章，直指中医界的举动为“欺惑愚蒙，阻遏进步”，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由此可见他们的观念之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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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风潮涌动上海滩
2月26日，上海《新闻报》报道了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决议，当即引起各界震惊。近代的上海滩，由于其经济中心的地位，汇聚着各地名家，中医中药业特别发达和活跃。甫见新闻，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常务委员夏应堂等立即在27日登报公开致电卫生部表示坚决反对，明确提出：“要知学术只论是非真伪，无所谓新旧，新之学术何尝即是、何尝即真？而旧之学术未必即非、更未必即假。”“特此通告，全国中医同志一致努力，否认此畸形之议决案。”卫生部则回电称会议已经结束，意见留备参考，未予重视。
3月4日，一向公开攻击中医的余云岫专门在他任主编的《社会医报》全文发表其提案，并且得意地称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这更激起了社会各界的愤慨。一时间全国中医药团体、各大城市的药商团体，甚至其它各类社会团体，还有海外华侨团体，纷纷致电质问南京政府或表示抗议。如上海市第八区党部称：“本会认为中央卫生会此举实属毁弃国粹，不察社会情形。”香港中药联商会等批评：“废止中医中药，何异撤去人民生命保障？”南洋望加锡中华总商会特派调查教育代表员说：“此节苟不力争，则将来不但我国之中医药界绝境，而南洋八百万之华侨，平日所习惯之中医，亦定为该地所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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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决议带有官方色彩，中医药界认识到需要通过行政渠道来抗争。其时国民党正要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领导北伐胜利后的第一次全会，深受各方关注。中医界迅即利用时机，行动起来。上海市中医协会发起，首先召开了全沪中医药团体联席会议。会议除商讨致电反对外，通过了召集全国医药团体在沪开代表大会的决议。会后在《申报》等各大报纸登载通知，定于3月17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以讨论具体抗争办法。
经广泛联系，各地中医团体积极响应，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正式代表共有262人，分别代表江、浙、皖、赣、鄂、湘、鲁、粤、桂、川、晋、冀、豫、闽、辽等15省共132个团体。当天中午，各省代表午饭后乘汽车从通商大旅社出发，一路上浩浩荡荡示威游行至设于上海总商会的大会会场。会场布置，高悬巨联一副，左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右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正中横幅为“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四周张贴各种标语。上海全市中医中药业各休业半天，并张贴标语，以作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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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时，大会正式开幕。主席随翰英宣读大会开幕词，呼吁中医界对外团结一致，抗争到底。接下来各参会代表轮流发表演说，大多慷慨激烈。例如国货维持会代表指出：“国货至今日，已被西商侵略无遗”，“希望政府顺从民意，提倡国货之中医中药”；杭州市中药职工会提议：“全国中医药团体之团结，与此次之全国代表大会，为空前未有之首举。……我中医药界同人，应以今日为纪念日，亦即‘三·一七’为我们今后永久之纪念日。”得到全场一致鼓掌通过，确定以“三·一七”为全国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即后来的“国医节”。
开幕式后全场高呼口号：“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全国中医药两界团结起来”“中国医药万岁”等，气氛非常热烈。全体代表摄影留念，5时散会。
当天晚上到3月19日，正式会议在神州医药总会继续召开，具体讨论有关提议案。大会共收到提案139件，经3天讨论综合，最后形成决议案。其要点包括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成为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争取办学和地位等各项权利，加强建设和宣传等。3月19日下午，大会举行闭幕式，主席祝味菊致闭幕词，明确指出此次抗争关系国计民生，“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如继续遭受压迫，唯有“静听全国三万万五千万民众之最后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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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七”大会，是全国中医药界的第一次大集会。素来较为分散的中医药行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地策划、组织此次全国性会议，一方面是中医药界受中央卫生委员会决议案带来的危机感激发而响应热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民国时期政治权利观念的普及，中医行业团体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具备了较好的近代化组织能力。这也是中医药界在不断进步的表现。
南京城沿门请愿见曙光
大会闭幕后，中医界许多代表仍然留在上海等候结果。3月20日下午2时，新成立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召开了第一次执监委员会，公决并推定医界谢利恒、蒋文芳、陈存仁与药界随翰英、张梅庵共五位作为代表，张赞臣、岑志良2人为随团秘书，即日乘夜车晋京请愿。
一行七人于21日到达南京，在南京中医药界的支持下进行请愿活动。请愿书拟有两份，一份题目是“呈为请求排除中国医药发展之障碍，以提高国际上文化地位事”，递交到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各部等。另一份主要是向卫生部请愿，题目是“呈为请求明令却回废止中医之议案，并于下届卫生委员会加入中医，以维国本而定民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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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请愿团先到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请愿，由代理秘书长叶楚伧接见。叶楚伧当即答复说“中国医药有悠久之历史、伟大之效力，为全国民众所托命，断无废止之可能，余当尽力援助，并望医药两界共同努力。”
2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在私邸接见请愿团，“态度极为恳切，表示政府行政，断不违背民众之需要，中卫会议决案断无实行之可能”。谭延闿因身体不适，即时请谢利恒诊脉拟方。
随后请愿团也拜会了国民党要人张静江、李石曾、陈果夫等，他们均对中医表示支持。
中医界的抗争引来社会高度关注。卫生部长薛笃弼同期发表谈话表态，载于3月22日《申报》。薛笃弼说：“中央卫生委员会会员虽曾有处置旧医之提案，然此不过一种主张而已。”称卫生部将会“以人民福利为旨归”，考虑是否实施。实际上已在找台阶。23日，请愿团来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因薛笃弼不在，由政务次长胡毓威接见。胡毓威解释说中央卫生委员会只是建议机关，其议决案须经卫生部核夺，并呈请立法院、行政院通过后才会实行。而卫生部的态度，已见于薛笃弼的公开谈话，“可见断无执行采取之意”，并称卫生部将起草中医师管理章程等进行管理等，“总之，绝无废止中医之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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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白天请愿团还去到国民政府，因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已赴三全大会，由国府要员代见，仅表态说“主席对于贵团请愿，极为重视云云”。又去到教育部，“得悉教育部对于中医学校，一律组织中医讲习所，准予备案”。
24日晚，薛笃弼设宴招待请愿团代表，更明确地说中央卫生委员会的议案“不妥”，卫生部“并不执行”，声称：“本部长对于行政方针，以中国国情为左右，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请愿团代表对这一答复感到满意，要求立示批复。薛笃弼称“五日后当将批示送上海”，要求他们先回上海。他还承诺将来邀请中医加入中央卫生委员会。
代表团回沪后，接到了卫生部正式批示，称：“查《社会医报》之登载，应由该报负责。中央卫生委员会之决议案，本部正在审核，将来如何施行，自当以本部正式公文为准则。至于中央卫生委员会人员人选，本部以深明公共卫生学识及具有经验者为标准，无中西医之分别也。”
鉴此，请愿团总结认为目的已经达到，指出：“总之，政府、社会既一致认为中国医药有保存之必要，更望吾侪同志，努力研究改进，以期发吾国光，实不仅取销中卫会之议案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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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澜再起抗争未了期
“三·一七”集会暨请愿刚给中医药界带来希望，然而不久之后，声称支持中医的国民政府各部门陆续出台规定，再度令人们震惊。
1929年4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八号公告，称现有的中医学校“不以科学为基础”，一律改称“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意即中医办学既不能叫“学校”，教育部门也不认可学历。
1929年4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管理医院规则》，要求所有医院呈报登记。在地方政府请示中医医院可否注册时，卫生部答复说，中医“既无设立医院之先例，亦无设立医院之必要”，要求将中医医疗机构不能称“医院”，改为“医室”。
1929年8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管理药商规则》，提出有关药商注册、管理和检验方面的要求。中医药界提出对中药商应根据情况逐步实施，例如先组织对中药药名、药性进行审定，并允许设立中药学校培养人才。卫生部对此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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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道道“金牌”，完全不顾中医中药业的实际情况，实质上仍是极大限制了中医药的执业。中医药界再度哗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发表宣言说：“查中医学校之学习资格，从前固未有规定，然此正属教育部行政范围，自可制定颁发，通令全国各中医学校，明令执行。……今乃不将制度审定颁发，而遽谓其不能列入学校系统遂摈诸学制之外，何以昭示公道于社会，而平学子之心耶？”而“医院”“医室”之分，更似有歧视性质。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先后多次向政府反映意见，均被驳回。而各地方政府纷纷开始执行规定，如上海特别市教育局于5月12日就抄发布告给各中医学校，严令“即改订名称，克日具报”。其他各地中医学校也先后接到改名训令。这对青年学子打击甚大，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郑炎痛惜学校“医科大学所应有者，罔不毕具”“徒以受恶势力之摧残，至今犹称学社，可不惜哉!”同校的邓铁涛在毕业之际拒领盖着“学社”章的毕业证书，以示抗议。
迫于情势，中医药界决定再次召集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12月1日，17行省及香港、菲律宾等地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在上海集会，再次决议组织“请愿团”，由21位成员组成。请愿团携带请愿书，于12月17日起程并抵达南京，18日与各界人士会面宣传主张，19日拜会一些国民党要人，均获得支持。20日正式到国民政府请愿，由蒋介石秘书朱文中接见，称蒋介石非常关注，“极肯负责令知主管机关，予以维护”；到行政院时，获知院长谭延闿“迭次维护中国医药，态度极为明显”，“必有公道主张”。21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得多名委员见面，表示支持。22日请愿团招待各法团、新闻界和医药界等人士。当晚，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函，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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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而保民生’一案，奉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参考。”
奉蒋介石手谕的回函，令请愿团极为振奋，他们认为：“请愿之有如此结果者，一方固赖国人之提倡，一方全恃团结之力量，此后尚希我国医药界一德一心，更努力谋医药事业之建设，积极促医药学术之改进。”
只是，这种愿望又一次落空了。有关行政部门虽接到通知，但仍提出诸多理由，结果行政院同意维持相关规定。上海市曾特地询问卫生部，卫生部回复：“查此案奉国民政府主席谕撤销在先，经本部呈复奉院令转奉国民政府指令照准在后，自当以后令为准。”也就是不予改变。
历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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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抗争风云，对中医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从负面来说，压制中医药的政令相继出台，对中医事业打击极大。但也有正面意义，即全面地唤起了中医药界团结进步、争取权利和勇于抗争、革新的意识。只是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医界都不得不将很大精力用于斗争，对学术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有一份在1929年流传极广、由广东中医公会会员梁湘岩所拟的反击余云岫的“檄文”，最能反映当时中医人的信念。文中态度鲜明地反问：“余岩援科学系统，欲以此睥中医，岂知中医有中医科学，中医有中医系统。我不能将中医科学强西医以就我，西医亦安能将西医科学强我以就西医？”斩钉截铁地誓言：“我中医集合大群，宁使天可崩，地可裂，川可竭，山可颓，而我众志成城之中医，则确乎其不可拔!”最后充满信心地发出“挑战”：“治病无论中西，应以治愈人为归宿。西医如不服，应请同往医院，取出病人二百，中西医各治一百，本会(社)无论寅卯辰时，皆可派出中医与西医比赛，请西医先承认比赛，而后乃可驳之!”
回望历史，中医药界的自信自强，正是中医最终得以保存的根本原因。,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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