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协和有个“帮穷部”
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在我国最早开展了医疗社会服务工作，并设立了专门的部门——社会服务部，作为医患沟通的桥梁。
如果患者因生活贫困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医生会把他的情况转给社会服务部。工作人员会同患者谈话，并访问患者的家庭，其调查细致入微，不仅了解患者的详细情况，还要弄清楚其家庭成员、亲属和朋友的姓名、职业、住址等，然后根据具体情况给予患者相应的医药福利，如减免或分期交纳医疗费用，对于特别穷苦的患者，还会资助他们衣物、营养品，往来看病的路费，甚至患者不治身亡后的殡葬费。以至于当时社会上，人们称赞“协和有个帮穷部”。
有一名患了疝病的12岁男孩，在一个小杂货铺学徒才两个月，父亲是拉洋车的，收入微薄，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实在无钱支付住院费。社工人员去他学徒的杂货铺了解情况，又去他的家里访问，看到他家境确实贫困，就为他办理了免费入院治疗手续。
在社会服务部任职多年的吴桢后来回忆道：“社会服务部为病人挖掘到一切可能的社会资源，如患者亲友、家属、工作单位等帮助患者克服困难，完成治疗，使之早日康复。不少患者对社工人员感激不尽，甚至把他们比作再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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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就曾办过一个案例，北京西郊农村一名妇女遭丈夫抛弃，儿子又不愿意赡养，她一怒之下割喉自杀，幸亏被好心人及时送到协和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但是已经无法讲话，狠心的家人对她置之不理，她无家可归，处境十分悲惨。社工人员对她展开救助，向医院申请专门定制的银质人造气管，让她生活能自理，又帮她找了工作，解决生计问题。可谓救人救到底，帮人帮到家。
还有，一名18岁的青年工人，工作时腿摔伤骨折，需要上石膏，却拿不出医疗费。社工人员去他家访问，看到他住在一间又黑又脏的小平房里，行动不便，墙上还有臭虫的血迹。社工人员不仅帮他免费上了石膏，还清理了房间，又找了长木板，中间挖了一个洞，用两条板凳支起来，方便其大小便；还在屋里洒上药水，防止臭虫叮咬。这样，患者很快痊愈了。
还有一个感人的例子。一名儿童患上了结核性脑膜炎，因病情严重，无法治愈。社工了解到患儿的父亲已失业一年多，妻子不久前也因结核病去世，家里还有两个幼儿嗷嗷待哺。社工帮助另外两个孩子检查了身体，发现他们也是营养不良，就为其提供鸡蛋和牛奶。患儿死后，其父无力继续抚养两名幼儿，只能送他们去寄养。社会服务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家庭的困难，不仅提供津贴，还帮助患儿父亲在协和医学院实验室找了一份勤杂工的工作，使他有了稳定收入。他后来因工作努力当上了领班，经济上的困难解决了，无需再接受慈善救济，还有能力续弦，他和孩子们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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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资助贫穷患者的费用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为支持协和建设而成立的驻华医社支付的，后来，该基金会驻华医社独立，改名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社工人员除了救济患者，还要了解掌握患者后续情况，做定期随访，有信访和家访两种。信访是由主治医生拟定患者需回答的问题，社工人员打印寄给患者填写，患者寄回后再转交医生。这些工作对于临床工作有很大帮助，医生可了解患者的病因及其所处环境，以便进一步诊治。
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社会服务部在医院门诊服务台、分诊处及住院部都有专人负责接待患者，回答就诊相关问题。如果有患者不知道看病该挂哪个科，他们会进行指导。
社会服务部的工作成绩，与它的首任主任浦爱德的辛勤耕耘分不开。她出生在山东，父母是传教士。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她曾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因工作成绩优异而受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首任校长麦克林及继任者胡恒德的重视，被聘请到协和任职。浦爱德工作认真，同情患者，以关心患者的疾苦为己任。她还曾供养两名贫苦女孩孙金凤和浦贵静读大学。孙金凤后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校任教，浦贵静则到北京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任职。浦爱德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抗战时期，不仅为北京近郊的八路军游击队输送医疗器械和药品，还在自己家里掩护过一位共产党干部。
浦爱德曾说，社会服务部的工作就是“发现困难和麻烦，促使这个世界适应我们的服务对象，或促使服务对象适应这个世界。我们为每个人找到他在世界中的位置。”
1941年底，北京协和医院被日本侵略者强占，社会服务部被迫停办。抗战胜利后，北京协和医院于1948年重开，社会服务部也得到了恢复。但于1952年被取消。1985年，浦爱德在美国去世。2007年，北京协和医院重建了社会工作部，协和历史的宝贵经验在新世纪得以继承和发扬。▲, http://www.100md.com(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王 勇)
如果患者因生活贫困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医生会把他的情况转给社会服务部。工作人员会同患者谈话，并访问患者的家庭，其调查细致入微，不仅了解患者的详细情况，还要弄清楚其家庭成员、亲属和朋友的姓名、职业、住址等，然后根据具体情况给予患者相应的医药福利，如减免或分期交纳医疗费用，对于特别穷苦的患者，还会资助他们衣物、营养品，往来看病的路费，甚至患者不治身亡后的殡葬费。以至于当时社会上，人们称赞“协和有个帮穷部”。
有一名患了疝病的12岁男孩，在一个小杂货铺学徒才两个月，父亲是拉洋车的，收入微薄，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实在无钱支付住院费。社工人员去他学徒的杂货铺了解情况，又去他的家里访问，看到他家境确实贫困，就为他办理了免费入院治疗手续。
在社会服务部任职多年的吴桢后来回忆道：“社会服务部为病人挖掘到一切可能的社会资源，如患者亲友、家属、工作单位等帮助患者克服困难，完成治疗，使之早日康复。不少患者对社工人员感激不尽，甚至把他们比作再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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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就曾办过一个案例，北京西郊农村一名妇女遭丈夫抛弃，儿子又不愿意赡养，她一怒之下割喉自杀，幸亏被好心人及时送到协和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但是已经无法讲话，狠心的家人对她置之不理，她无家可归，处境十分悲惨。社工人员对她展开救助，向医院申请专门定制的银质人造气管，让她生活能自理，又帮她找了工作，解决生计问题。可谓救人救到底，帮人帮到家。
还有，一名18岁的青年工人，工作时腿摔伤骨折，需要上石膏，却拿不出医疗费。社工人员去他家访问，看到他住在一间又黑又脏的小平房里，行动不便，墙上还有臭虫的血迹。社工人员不仅帮他免费上了石膏，还清理了房间，又找了长木板，中间挖了一个洞，用两条板凳支起来，方便其大小便；还在屋里洒上药水，防止臭虫叮咬。这样，患者很快痊愈了。
还有一个感人的例子。一名儿童患上了结核性脑膜炎，因病情严重，无法治愈。社工了解到患儿的父亲已失业一年多，妻子不久前也因结核病去世，家里还有两个幼儿嗷嗷待哺。社工帮助另外两个孩子检查了身体，发现他们也是营养不良，就为其提供鸡蛋和牛奶。患儿死后，其父无力继续抚养两名幼儿，只能送他们去寄养。社会服务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家庭的困难，不仅提供津贴，还帮助患儿父亲在协和医学院实验室找了一份勤杂工的工作，使他有了稳定收入。他后来因工作努力当上了领班，经济上的困难解决了，无需再接受慈善救济，还有能力续弦，他和孩子们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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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资助贫穷患者的费用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为支持协和建设而成立的驻华医社支付的，后来，该基金会驻华医社独立，改名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社工人员除了救济患者，还要了解掌握患者后续情况，做定期随访，有信访和家访两种。信访是由主治医生拟定患者需回答的问题，社工人员打印寄给患者填写，患者寄回后再转交医生。这些工作对于临床工作有很大帮助，医生可了解患者的病因及其所处环境，以便进一步诊治。
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社会服务部在医院门诊服务台、分诊处及住院部都有专人负责接待患者，回答就诊相关问题。如果有患者不知道看病该挂哪个科，他们会进行指导。
社会服务部的工作成绩，与它的首任主任浦爱德的辛勤耕耘分不开。她出生在山东，父母是传教士。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她曾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因工作成绩优异而受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首任校长麦克林及继任者胡恒德的重视，被聘请到协和任职。浦爱德工作认真，同情患者，以关心患者的疾苦为己任。她还曾供养两名贫苦女孩孙金凤和浦贵静读大学。孙金凤后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校任教，浦贵静则到北京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任职。浦爱德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抗战时期，不仅为北京近郊的八路军游击队输送医疗器械和药品，还在自己家里掩护过一位共产党干部。
浦爱德曾说，社会服务部的工作就是“发现困难和麻烦，促使这个世界适应我们的服务对象，或促使服务对象适应这个世界。我们为每个人找到他在世界中的位置。”
1941年底，北京协和医院被日本侵略者强占，社会服务部被迫停办。抗战胜利后，北京协和医院于1948年重开，社会服务部也得到了恢复。但于1952年被取消。1985年，浦爱德在美国去世。2007年，北京协和医院重建了社会工作部，协和历史的宝贵经验在新世纪得以继承和发扬。▲, http://www.100md.com(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王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