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中国民族药的新篇章 ——评《云南民族药大辞典》
云南号称“七彩云南”，全境充满了自然之美和神话之美。云南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春夏秋冬，风雨阴晴，始终像一张色彩斑斓的图画，铺展在祖国西南一隅。云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史前资料异常丰富，境内少数民族众多，历史舞台金戈铁马，诗情画意，上演过一部又一部壮丽史诗，供人们尽情传唱。 最近，云南医药学界和科技界合作编著了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云南民族药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在云南问世颇有深意。云南有25个世居的少数民族，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医药。迪庆的藏族，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楚雄的彝族，大理的白族，红河、墨江地区的哈尼族，怒江地区的傈僳族，临沧地区的佤族，丽江地区的纳西族，还有拉祜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基诺族等，都有独自的文化特色，也有特色鲜明的民族医药。《大辞典》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云南的民族药，是一部民族药研究的集成性著作。 得天资源 深厚积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对民族医药都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整理工作，编写了多种民族医药专著，约有20余个少数民族整理出版了自己的传统医药著作，使大部分口头的、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较系统的、有文字记载的医药文化宝库。云南省也对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做了系统调查、总结，在药材资源的发掘整理方面功力尤深。首先，云南集中了全国优秀的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药物学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对境内的药物资源做了全面调查，完成《云南植物志》《云南动物志》的编写。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共有天然药物资源6589种，其中云南独有药用资源为1260种，民族药1600余种，形成了以傣医药、彝医药、藏医药为主，佤医药、纳西东巴医药、哈尼医药、苗医药等互相渗透补充的多元一体医药格局。其次，认真整理了明代兰茂于1443年著的《滇南本草》，领衔编著了《中国民族药志》(1—4卷)，编写了《云南民族药名录》(1983年内部版)，出版了《云南民族药志》《云南天然药物图鉴》和《云南省志·医药志》，同时分别整理出版了关于藏族、傣族、彝族、哈尼族、佤族、拉祜族、普米族等民族医药著作一百余部，为《大辞典》的编写和出版做了坚实的基础性工作。第三，云南具备编著民族药方志典籍的历史经验。1983年，由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和云南省药品检验所牵头，会同使用民族药的16个省、区药检机构，初步整理出第一批民族药1200多个品种，先后于1984年至2007年出版了《中国民族药志》4卷。2005年，成都中医药大学贾敏如、李星炜编著出版了《中国民族药志要》，收载民族药500余种，涉及44个民族的传统用药。2017年，成都中医药大学贾敏如、张艺编著出版了《中国民族药辞典》，确认当前全国少数民族使用的药物总数为7736种。云南为以上两部全国性的民族药著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同时，全国各民族地区也都编辑出版了本地区的民族药资料。第四，云南省医学界、科技界展开了大协作。2010年，“云南民族药词汇的收集整理及规范性研究”项目作为科技攻关课题列入省级科研计划，由云南中医药大学组织实施，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等单位和民族医药专家大力协助。在主编郑进、张超、钱子刚带领下，集中了60余位专家，历时8年，集体完成了《大辞典》的编写任务。 《大辞典》的完成，收载云南民族药1469种，附方8000余首，集中体现了30多年来云南民族医药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发展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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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 突出特色 《大辞典》“前言”指出，云南的民族药资源丰富，但缺乏系统总结，使用混乱，许多特点难以发挥。编者们根据医药结合、系统收集、规范整理的原则，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纲举目张，有的放矢，达到了预期目的。
基原生态明确，功能主治清晰
民族药与中药都是天然药物，经常互学互补，交叉使用。但由于民族文化背景不同，医学体系不同，生态环境不同，使用方法不同，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在民族药内部，因为品种繁多，名称各异，交流不够。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等混淆现象比较普遍。《大辞典》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基原。基原是正本清源的基础。传统药物基原的研究，本来是云南的强项。《大辞典》中不仅明确某种药用植物的科属，而且仔细描述其根茎叶花果的形态，区别正种、亚种或云南特有品种。每一味民族药分列药名、异名、来源、形态特征、生境分布、药用部位、采收加工、药性、功效、主治、用法、用量、禁忌、用药经验、附方、现代研究(化学成分、药理、临床研究)、附注等。这些栏目既定位了该药的基原和功能，也阐明了这味药与其他传统药、特别是与中药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既显示了民族药独特的个性，反映了少数民族独有的原创思维，也如实展示了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的交流与融通，彰显了某些殊途同归的结论。 民族的识别首先是语言的区别，各民族的药名称谓不一样。《大辞典》的药名一般取用大家熟知的正名，没有正名的就用民族药名，或直接用植物拉丁名汉译。凡是药名前面加了土、大、小、山、云、滇字的，大多旁以中药药名，代表其形态或功能与中药有相似之处，如土人参、大车前、小木通、山白菊、云木香、滇黄芩等。 民族特色突出，文献征引丰富 《大辞典》在每味民族药的主治部分综述其功能以后，分别引用各民族医药的文献资料，反映各个民族各自的用途。例如益母草的“用药经验”一栏，收集了傣、藏、彝、白、普米、拉祜、傈僳、纳西等10个民族的经验，其中包括苗医应用益母草的经验52条、哈尼族用益母草的经验17条。姜黄一味药，光是收集傣族的用药经验就达158条之多。腺毛黑种草(毛茛科黑种草属植物，味辛性温，功效清脑醒神、除风解痉、调经止痛)，引用傣族用药经验共140例。 在用药部位上，中医用根，傣族可能用果实，苗族可能用茎叶。个人认知的片面性，合成众人认知的全面性和正确性。例如木通科植物木通，中医用其藤茎，以利尿通淋、清心火为主，作用于泌尿系统；彝族多用全株和根、茎；苗族多用藤和果实、嫩枝；蒙古族多用果实；瑶族根、茎、果均用。民族用药偏重于治疗肠胃病。 同样一种植物药或动物药，在药性和功能主治方面，少数民族各有各的实践经验，各有各的学术见解。马齿苋药性酸寒，功在清热解毒、凉血止血。中医及大多数民族医用于治痢疾便血、疮疡崩漏；傣族则用来治疗心慌心悸，跌打损伤；彝族用来治四肢骨折，偏于活血化瘀。巴豆性辛热，有大毒，中医、傣医、彝医都采摘其成熟果实，用于峻泻积滞、逐水消肿；哈尼医用全株；藏医则认为巴豆“辛、苦、化味甘、重”，与大戟、乌头、诃子等配伍，“药性锐利猛烈，适用于体壮、邪实之一切疾病”。虽然其间有单方复方之别，但藏医之用，别具一格。再如中药诃子，苦酸涩平，属于收涩药类，主治涩肠止泻，敛肺止咳，利咽开音，是一味很普通的药材，治疗范围并不广。但藏医称其为“药中之王”，主治血病、龙病、赤巴病、培根病及四病合并症。《大辞典》中摘录藏药诃子的用药经验共60条，大凡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以及感染、中毒等疾病的治疗，诃子无不参与，与中药甘草略可比拟。 学术交流互补，反映趋同倾向 深入比较中药与各民族药在性味及功能主治方面的认知，发现相同性远大于差异性，反映了在中华民族统一的大家庭内，传统医药文化在历史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久而融通的自然状态。这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反映。检阅《大辞典》全书，中药和民族药交通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医的许多药材是从民族药中吸收来的，云南民族药中也引入了大量中医方剂。一些中药的特殊功能，民族医同样应用，似乎并非偶然。比如，按中药理论，药性有升降浮沉，升麻有提升作用。而哈尼族、纳西族、普米族也认为升麻有提升作用，用来治疗脱肛、胃下垂、子宫脱垂等。中药黄芩、砂仁、杜仲有安胎作用，一般认为是中医的创见，但彝族、傈僳族、德昂族也用黄芩(滇黄芩，与中药黄芩同为唇形科黄芩属植物)安胎；彝族、苗族也用杜仲安胎；傣族、德昂族、景颇族、蒙古族也用砂仁安胎，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对中国医药学的贡献 云南民族药由于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民族用药多，主治范围广，其积累的经验、智慧、创新也多。明代兰茂著的《滇南本草》，是我国影响较大的地方本草之一，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年著成)成书早153年。兰茂(1397—1470)原籍河南洛阳，其父辈大约在1382年之后迁居云南。他出身书香门第，幼年学习经史，未考功名，却成儒医。他在《滇南本草》中记载了不少旧本草书中没有的药物，如滇黄连(云连)、地不容、橄榄(余甘子)、滇黄芩、重楼(独脚莲)等。当代大量开发的灯盏花(即灯盏细辛)，《滇南本草》也早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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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民族药资源丰富。云南的道地药材三七、茯苓、云木香、重楼、诃子、儿茶、青叶胆(滇龙胆草)以及云南白药等，都久负盛名。《大辞典》记载了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药物1469种，方剂8000余首，其功能主治范围几乎囊括了人类迄今为止的常见病和地方病，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医药学宝库。
加强对传统医药的研究开发，是我国医药发展的广阔天地。当下正是继承发展传统医药的大好时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我国传统医药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草医草药)。中医药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传统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代表；民族医药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是多种民族医药成分综合在一起的学术统称，是为了管理方便而打包成形的一个工作定义；民间医药是指传统主流医学以外的草医草药。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社会存在中医药、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这是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管理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措施，需要有一个中西医并重的政策。这是我们从《大辞典》中又一次得到的重要启示。
《云南民族药大辞典》是一部辞书。作为大辞典，必须“大而全”，必须求全责备。从这一要求出发，《大辞典》在收载的云南民族药总量上仍有所不足，特别是藏药部分。对民族药功能主治的表述，中医的术语显得过多，以至淡化了各民族医药本来的医学理论体系，尽管有的理论体系完整，有的比较简单，有的只是零星的经验。 希望全国各民族地区，都能将本地区、本民族的传统医药资料，全面地、系统地做一个总结，编写或修订成系列丛书，为当代人民健康服务，为长久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并传至后世。(诸国本),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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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 突出特色 《大辞典》“前言”指出，云南的民族药资源丰富，但缺乏系统总结，使用混乱，许多特点难以发挥。编者们根据医药结合、系统收集、规范整理的原则，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纲举目张，有的放矢，达到了预期目的。
基原生态明确，功能主治清晰
民族药与中药都是天然药物，经常互学互补，交叉使用。但由于民族文化背景不同，医学体系不同，生态环境不同，使用方法不同，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在民族药内部，因为品种繁多，名称各异，交流不够。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等混淆现象比较普遍。《大辞典》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基原。基原是正本清源的基础。传统药物基原的研究，本来是云南的强项。《大辞典》中不仅明确某种药用植物的科属，而且仔细描述其根茎叶花果的形态，区别正种、亚种或云南特有品种。每一味民族药分列药名、异名、来源、形态特征、生境分布、药用部位、采收加工、药性、功效、主治、用法、用量、禁忌、用药经验、附方、现代研究(化学成分、药理、临床研究)、附注等。这些栏目既定位了该药的基原和功能，也阐明了这味药与其他传统药、特别是与中药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既显示了民族药独特的个性，反映了少数民族独有的原创思维，也如实展示了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的交流与融通，彰显了某些殊途同归的结论。 民族的识别首先是语言的区别，各民族的药名称谓不一样。《大辞典》的药名一般取用大家熟知的正名，没有正名的就用民族药名，或直接用植物拉丁名汉译。凡是药名前面加了土、大、小、山、云、滇字的，大多旁以中药药名，代表其形态或功能与中药有相似之处，如土人参、大车前、小木通、山白菊、云木香、滇黄芩等。 民族特色突出，文献征引丰富 《大辞典》在每味民族药的主治部分综述其功能以后，分别引用各民族医药的文献资料，反映各个民族各自的用途。例如益母草的“用药经验”一栏，收集了傣、藏、彝、白、普米、拉祜、傈僳、纳西等10个民族的经验，其中包括苗医应用益母草的经验52条、哈尼族用益母草的经验17条。姜黄一味药，光是收集傣族的用药经验就达158条之多。腺毛黑种草(毛茛科黑种草属植物，味辛性温，功效清脑醒神、除风解痉、调经止痛)，引用傣族用药经验共140例。 在用药部位上，中医用根，傣族可能用果实，苗族可能用茎叶。个人认知的片面性，合成众人认知的全面性和正确性。例如木通科植物木通，中医用其藤茎，以利尿通淋、清心火为主，作用于泌尿系统；彝族多用全株和根、茎；苗族多用藤和果实、嫩枝；蒙古族多用果实；瑶族根、茎、果均用。民族用药偏重于治疗肠胃病。 同样一种植物药或动物药，在药性和功能主治方面，少数民族各有各的实践经验，各有各的学术见解。马齿苋药性酸寒，功在清热解毒、凉血止血。中医及大多数民族医用于治痢疾便血、疮疡崩漏；傣族则用来治疗心慌心悸，跌打损伤；彝族用来治四肢骨折，偏于活血化瘀。巴豆性辛热，有大毒，中医、傣医、彝医都采摘其成熟果实，用于峻泻积滞、逐水消肿；哈尼医用全株；藏医则认为巴豆“辛、苦、化味甘、重”，与大戟、乌头、诃子等配伍，“药性锐利猛烈，适用于体壮、邪实之一切疾病”。虽然其间有单方复方之别，但藏医之用，别具一格。再如中药诃子，苦酸涩平，属于收涩药类，主治涩肠止泻，敛肺止咳，利咽开音，是一味很普通的药材，治疗范围并不广。但藏医称其为“药中之王”，主治血病、龙病、赤巴病、培根病及四病合并症。《大辞典》中摘录藏药诃子的用药经验共60条，大凡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以及感染、中毒等疾病的治疗，诃子无不参与，与中药甘草略可比拟。 学术交流互补，反映趋同倾向 深入比较中药与各民族药在性味及功能主治方面的认知，发现相同性远大于差异性，反映了在中华民族统一的大家庭内，传统医药文化在历史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久而融通的自然状态。这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反映。检阅《大辞典》全书，中药和民族药交通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医的许多药材是从民族药中吸收来的，云南民族药中也引入了大量中医方剂。一些中药的特殊功能，民族医同样应用，似乎并非偶然。比如，按中药理论，药性有升降浮沉，升麻有提升作用。而哈尼族、纳西族、普米族也认为升麻有提升作用，用来治疗脱肛、胃下垂、子宫脱垂等。中药黄芩、砂仁、杜仲有安胎作用，一般认为是中医的创见，但彝族、傈僳族、德昂族也用黄芩(滇黄芩，与中药黄芩同为唇形科黄芩属植物)安胎；彝族、苗族也用杜仲安胎；傣族、德昂族、景颇族、蒙古族也用砂仁安胎，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对中国医药学的贡献 云南民族药由于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民族用药多，主治范围广，其积累的经验、智慧、创新也多。明代兰茂著的《滇南本草》，是我国影响较大的地方本草之一，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年著成)成书早153年。兰茂(1397—1470)原籍河南洛阳，其父辈大约在1382年之后迁居云南。他出身书香门第，幼年学习经史，未考功名，却成儒医。他在《滇南本草》中记载了不少旧本草书中没有的药物，如滇黄连(云连)、地不容、橄榄(余甘子)、滇黄芩、重楼(独脚莲)等。当代大量开发的灯盏花(即灯盏细辛)，《滇南本草》也早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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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民族药资源丰富。云南的道地药材三七、茯苓、云木香、重楼、诃子、儿茶、青叶胆(滇龙胆草)以及云南白药等，都久负盛名。《大辞典》记载了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药物1469种，方剂8000余首，其功能主治范围几乎囊括了人类迄今为止的常见病和地方病，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医药学宝库。
加强对传统医药的研究开发，是我国医药发展的广阔天地。当下正是继承发展传统医药的大好时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我国传统医药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草医草药)。中医药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传统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代表；民族医药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是多种民族医药成分综合在一起的学术统称，是为了管理方便而打包成形的一个工作定义；民间医药是指传统主流医学以外的草医草药。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社会存在中医药、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这是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管理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措施，需要有一个中西医并重的政策。这是我们从《大辞典》中又一次得到的重要启示。
《云南民族药大辞典》是一部辞书。作为大辞典，必须“大而全”，必须求全责备。从这一要求出发，《大辞典》在收载的云南民族药总量上仍有所不足，特别是藏药部分。对民族药功能主治的表述，中医的术语显得过多，以至淡化了各民族医药本来的医学理论体系，尽管有的理论体系完整，有的比较简单，有的只是零星的经验。 希望全国各民族地区，都能将本地区、本民族的传统医药资料，全面地、系统地做一个总结，编写或修订成系列丛书，为当代人民健康服务，为长久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并传至后世。(诸国本),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