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第一次海外救援
关东地震出手相助 抛开恩怨捐钱救人
中国医生第一次海外救援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汪 庆
1923年9月1日中午11点58分，日本横滨和东京一带关东地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2级关东特大地震，地震不仅造成14.3万人死亡，10余万人受伤，东京85%、横滨96%的建筑物也不复存在，共计毁房57.5万幢，直接财产损失达65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1/4的全国财力。
关东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后，面对惨烈的灾情，中国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毅然抛弃了中日民族之间的仇恨和纠葛，并在最快的时间策划组织了救援活动。
要知道，在关东大地震前，中日的外交关系并不好。因为在地震前4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日本继承了强租旅顺、大连的租约，并通过“民四条约”强制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延长到99年。此外，巴黎和会上，德国强占的南洋诸岛殖民地、胶澳租界均一并移交给了日本。所有的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并因此引发了“五四运动”，而北洋政府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些不平等的事件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对日经济绝交。而日本并没有因此收敛，反而大肆在宜昌、长沙等城市射杀中国民众，并最终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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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中国人不计前嫌，抛开民族恩怨，对日本展开人道救援。北洋政府向日本内阁致电慰问，拨款20万元作为经济救援，派遣商船运送物资，并积极组织赈灾救济会。尤其是中国红十字会特派两支医疗救护队远赴日本开展救援活动，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展的第一次海外救援活动。
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23年9月6日下午3时，中国红十字会联络上海各法团、公团、善团等在仁济堂召开联席会议，并在会上一致达成了救灾恤邻、赈济日灾的一致意见。与会者同时发起并成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推举朱葆三为会长，盛竹书、王一亭为副会长，这三人都是红十字会成员。红十字会与其他各团体领袖均为会董。会议还进行现场认捐，有六个善团明确表态，其中红十字会认捐1万元，仅次于上海商会、银行公会、中国济生会之后，并备好药品等，以便及时医治伤者。
经过多方筹备和努力，1923年9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正式组建，并于当晚乘“亚细亚皇后”号轮船出发前往日本。9月10日辗转抵达长崎，早晨7时到达神户。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长西川庄之、外事课长西川涉和神户市长石桥为之助的两位代表及中国驻神户领事柯荣陔(音gāi)特派署员龙礼田前来迎接。救护队包括医生焦锡生、汤铭新、华阜熙、张信培、刘美锡等5人，男女看护杜易、朱继善、张惠理、陈威烈、史之芬、孙有枝、钱宝珍、孙文贤、曾德光、刘振华、王秀春、钱文昭等12人，队役4人，会计孙之英及书记1人，工役2人。全队由红十字会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率领，携带药品器具90余件。
, 百拇医药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抵达日本神户后，第一时间开始着手调查灾情。9月14日，救护队抵达东京，会见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平山成信等人，并“查询被难人民”还获知了日本华人的情况。救护队在东京与日本赤十字社合作救护达三个星期之久。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共分三组，一是医院部，由医务长牛惠霖负责，当时东京赤十字会病院原有床位约450个，震后又增加了400个，其中中国红会负责40个床位，牛医长每天早上8点进院为日本人诊治，大多为“受火伤、压伤甚重者”。
二是收容部，由汤铭新医生负责，每日率救护员前往华侨收容所，并创设临时医院，诊治受伤患病华人，让他们早日痊愈回国。
三是事务部，由会计员沈金涛负责。此外，救护队还运送了很多在日华人回国。9月17日，日本轮船熊野丸运载中国难民628人于上午9时抵达上海三菱公司码头。除宁波同乡会、广东会馆、福建同乡会负责招待本省同乡以及自己找到亲友者之外，难民均通过广东汽车公司及其他团体派出的汽车，分别送至各招待处，由“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负责招待。根据神户中华会馆的安排，每位难民发给5元的路费。对于患病的难民，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各医院会派车送他们去医院进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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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时整整一个月的援助后，中国红十字会赴日救护队在牛惠霖医生的率领下，于10月l1日下午，乘约弗生总统号全部返沪。救护队负责的患者“当该队行时，病势伤势，均已恢复，无复须其诊治矣”，并将价值5000元的药品和一张4000元的支票赠给日本赤十字社，留作日后治疗其他病人之用。
鉴于当时中日双方复杂、曲折、动荡的关系，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的这次救援活动更显得意义深重。这次救援活动受到日本赤十字社、医院等社会各界的肯定。10月21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副领事带领表谢团代表臼井哲夫、铃木富久弥、砂田重政、半泽玉城等到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致谢。臼井哲夫说：“此次来沪，敬表谢意，极希望此后中日两国国民益臻亲善之意”。1923年11月28日午后6时，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等10个团体，在宁波同乡会会馆宴请表谢团一行。宴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副议长兼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副会长盛竹书认为，此次救援活动是中日人民实现和好的好机会，并明确希望日方代表回国后，能够建议日本政府尊重中国人民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与会的日方代表臼井哲夫也当场做出了积极回应。
虽然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并未因此发生改变，侵华战争还是全面爆发，但拂拭历史的尘埃，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那种大公无私、不计前嫌的博爱精神和为实现中日两国民众和睦相处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百拇医药(汪庆)
中国医生第一次海外救援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汪 庆
1923年9月1日中午11点58分，日本横滨和东京一带关东地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2级关东特大地震，地震不仅造成14.3万人死亡，10余万人受伤，东京85%、横滨96%的建筑物也不复存在，共计毁房57.5万幢，直接财产损失达65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1/4的全国财力。
关东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后，面对惨烈的灾情，中国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毅然抛弃了中日民族之间的仇恨和纠葛，并在最快的时间策划组织了救援活动。
要知道，在关东大地震前，中日的外交关系并不好。因为在地震前4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日本继承了强租旅顺、大连的租约，并通过“民四条约”强制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延长到99年。此外，巴黎和会上，德国强占的南洋诸岛殖民地、胶澳租界均一并移交给了日本。所有的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并因此引发了“五四运动”，而北洋政府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些不平等的事件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对日经济绝交。而日本并没有因此收敛，反而大肆在宜昌、长沙等城市射杀中国民众，并最终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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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中国人不计前嫌，抛开民族恩怨，对日本展开人道救援。北洋政府向日本内阁致电慰问，拨款20万元作为经济救援，派遣商船运送物资，并积极组织赈灾救济会。尤其是中国红十字会特派两支医疗救护队远赴日本开展救援活动，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展的第一次海外救援活动。
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23年9月6日下午3时，中国红十字会联络上海各法团、公团、善团等在仁济堂召开联席会议，并在会上一致达成了救灾恤邻、赈济日灾的一致意见。与会者同时发起并成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推举朱葆三为会长，盛竹书、王一亭为副会长，这三人都是红十字会成员。红十字会与其他各团体领袖均为会董。会议还进行现场认捐，有六个善团明确表态，其中红十字会认捐1万元，仅次于上海商会、银行公会、中国济生会之后，并备好药品等，以便及时医治伤者。
经过多方筹备和努力，1923年9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正式组建，并于当晚乘“亚细亚皇后”号轮船出发前往日本。9月10日辗转抵达长崎，早晨7时到达神户。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长西川庄之、外事课长西川涉和神户市长石桥为之助的两位代表及中国驻神户领事柯荣陔(音gāi)特派署员龙礼田前来迎接。救护队包括医生焦锡生、汤铭新、华阜熙、张信培、刘美锡等5人，男女看护杜易、朱继善、张惠理、陈威烈、史之芬、孙有枝、钱宝珍、孙文贤、曾德光、刘振华、王秀春、钱文昭等12人，队役4人，会计孙之英及书记1人，工役2人。全队由红十字会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率领，携带药品器具9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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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抵达日本神户后，第一时间开始着手调查灾情。9月14日，救护队抵达东京，会见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平山成信等人，并“查询被难人民”还获知了日本华人的情况。救护队在东京与日本赤十字社合作救护达三个星期之久。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共分三组，一是医院部，由医务长牛惠霖负责，当时东京赤十字会病院原有床位约450个，震后又增加了400个，其中中国红会负责40个床位，牛医长每天早上8点进院为日本人诊治，大多为“受火伤、压伤甚重者”。
二是收容部，由汤铭新医生负责，每日率救护员前往华侨收容所，并创设临时医院，诊治受伤患病华人，让他们早日痊愈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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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时中日双方复杂、曲折、动荡的关系，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的这次救援活动更显得意义深重。这次救援活动受到日本赤十字社、医院等社会各界的肯定。10月21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副领事带领表谢团代表臼井哲夫、铃木富久弥、砂田重政、半泽玉城等到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致谢。臼井哲夫说：“此次来沪，敬表谢意，极希望此后中日两国国民益臻亲善之意”。1923年11月28日午后6时，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等10个团体，在宁波同乡会会馆宴请表谢团一行。宴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副议长兼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副会长盛竹书认为，此次救援活动是中日人民实现和好的好机会，并明确希望日方代表回国后，能够建议日本政府尊重中国人民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与会的日方代表臼井哲夫也当场做出了积极回应。
虽然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并未因此发生改变，侵华战争还是全面爆发，但拂拭历史的尘埃，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那种大公无私、不计前嫌的博爱精神和为实现中日两国民众和睦相处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百拇医药(汪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