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核心观念是打开中医理论的钥匙
在医家构建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决策过程中，中医理论的核心观念是中医思维所有要素中，所占比重最多的部分。
《黄帝内经》的核心观念是中医理论的灵魂与关键，也是中医理论不断传承、不离其本的保障。后世医家的理论创新，无不是在继承了中医核心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
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理论的核心观念则是打开中医理论、知识、文化、智慧的钥匙，是保证中医疗效的关键所在，是中医理论不断传承的重要保证。通过对各历史时期医学理论特点的考察发现，《黄帝内经》核心观念是打开中医理论的钥匙，其内涵在中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
核心观念是指在象、阴阳、五行、精气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医学研究的对象，从功能、运动变化和整体的角度认识和说明生命现象，并将和谐、平衡的思想贯穿其中。系统思维、辨证思维、逻辑思维等现代人的思维在中医思维中均有涉及，但核心观念是中医思维模式的核心部分，是思维模式中最具中医特点的部分，反映了中医学科的价值取向及中医学科的内涵。在医家构建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决策过程中，核心观念是中医思维所有要素中，所占比重最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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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核心观念的基础
象、阴阳、五行、精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医家将这些内容引入中医之中，与医学知识相结合，形成了中医理论中的独特思维模式。
“象”是古人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中医理论中，象分为“物象”和“气象”，即形质与功能之别，传统思维轻形下重形上，即所观察的“象”，主要为功能之象，而非形质之象。同时，在谈物象之时，也是通过物象来说明其中的功用。如对草药中“花”类药外形的探讨，主要在于通过花的外形，说明花类药大多具有轻轻上浮的功效。
中医作为应用科学在解剖形态方面研究和认识确实存在着缺憾，即重“气象”大于重“物象”，但也有其一定的优势。它从功能上进行宏观而综合的调节，这种论治思路，对于多系统、多脏器、多组织的复杂病变，精神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以及原因不明的疾病等，均显示出不凡的疗效，不但具有使用价值，在医学模式转变的今天更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到“风胜则动”。即观察到“肢体震颤”“痉挛”“屈伸不利”“头晕目眩”等病症都有“动”的特点。自然界中风的特点也是“动”。为此，以自然界的风的特点来认识这些病症，并认为引起这些病症、治疗这些病症的关键在于“动”的特点，即引起病症的关键在于风，治疗的关键也在治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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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气学说盛行于先秦时期。《黄帝内经》运用精气学说的原理与方法，认知天、地、人的构成和运动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气的生成、运行、变化以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进而指导临床诊治与养生。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生命的基本条件。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到“人以天地之气生。”由此也说明宇宙万物的整体性、统一性，这也正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理论基础。
阴阳学说肇始于商周，阴阳作为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用以概括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双方的属性特征。《黄帝内经》把阴阳学说引入到医学领域，作为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一种方法论，运用阴阳之间存在的交感、对恃、互根、消长、转化等关系，广泛用来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疾病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阴阳的相对平衡协调遭到了破坏，出现偏盛偏衰的结果。所以在诊断疾病时，最重要的是先分清阴阳，辨识疾病究竟是阴证还是阳证，治疗时总的原则就是要恢复“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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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学说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很有影响的哲学思想，以数术的方式来说明宇宙的根本秩序，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中医理论引入五行学说，按五行属性类分天地人中众多的事物，从而将人与自然界紧密联系起来，构建“四时五脏阴阳”整体观并运用五行的生克乘侮及胜复理论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从而指导疾病的诊治、预防，分析和掌握药物的作用机理。如著名的《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提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其中“眩”，明代张介宾注为“运也”，即头晕目眩之意，仍属“动”的表现。人体肝在五行属木，与风象相应，在人体主筋，因此，“风”“动”的有关病证也就与“肝”有了关联。
《黄帝内经》核心观念的关键
“功能”“运动变化”“整体”“和谐、平衡”是核心观念中的重要内容，其四者之间的关系式：中医思维以“功能”为基础，以自然界的现象和生命活动的现象为基本的认识角度；在此基础上，在时间维度强调从“运动变化”的角度认识个体的生命活动过程和自然界中各现象的演化，在空间维度强调从“整体”的角度认识个体内部、个体之间、个体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生命活动现象。“和谐、平衡”作为判断认识、决策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贯穿于认识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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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角度把握生命规律：对自然界现象、生命现象及与其相联系的各方面进行观察，然后把观察内容中的“共相”提取出来，按其形态、功能、格局、演化方式进行分类，并将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共相的“类”，用象征性符号、图象或有代表性的具体事物表达，进而以类相推，探讨生命现象的机理。这些现象中包含“物象”与“气象”，但更加重视“气象”。例如中医理论中有从解剖认识人体的论述，但中医更强调从功能认识人体生命规律。举凡“藏象”“经络”“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皆归“气象”的表述。如《类经》中论述到“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
从运动变化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中医理论认为世界万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论述到“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阐述了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和固有属性。古代医家以此来分析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等医学问题。如阐述气机的表现形式有四种：升、降、出、入，即“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再如医学理论中，明确表述了生命的运动变化原理。如生命过程的生长壮老已，生理活动的脏腑经络气血升降出入等。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论述到“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阐述了一日之内疾病病情变化的规律。此外，辨证论治体现中医诊治动态观。证是疾病过程中阶段性病机的概括，它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但随病变而变；同时证本身的形成与内外环境的时序流转、地域空间转变也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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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源于把生命现象放在其生存环境，即自然、社会中所进行的观察活动，并接受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指导，将对这种观察结果的分析引向理性认识的层次，形成“天人一体”“人自身一体”“形神一体”观。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提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从和谐平衡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和谐平衡是评判人体健康、疾病转归等确的最终标准。如身体情况并无不正常的表现，但阴阳不能平衡，没有达到和谐平衡的状态，中医也会认为其并不健康。中医理论认为疾病在于人体和谐的状态被打破，出现太过或者不及，继而导致疾病。即《素问·经脉别论》中提到的“生病起于过用”。如风、寒、暑、湿、燥、火在正常情况下被称为六气，是四季正常的气候表现，也是自然万物生化活动所赖以依存的外界条件。但在六气过度变化，超过正常范围时，六气变成为致病因素导致生物生化活动的失常，以及人体疾病的发生。再如治疗手段并不能使患者最终达到和谐平衡，则这种治疗方法不会被中医医生选择。和谐、平衡是治疗的最佳目标。《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该段经文阐述了中医通过调整阴阳偏盛偏衰的情况，使之归于相对平衡的正常状态。如对于气机失调诸证，调畅气机，恢复脏腑阴阳气血平衡，则是根本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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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医经典是传承核心观念的重要途径
传承中医经典是传承核心观念的重要途径，其主要体现在中医理论形成时期，经典著作是核心观念的载体，并且中医经典更提供了运用核心观念的范式。后世医家在研习经典、运用经典的过程中，领悟核心观念的应用方式。
在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当时的医家以核心观念为基础构建医学理论，形成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著作。中医经典也提供了以核心观念为主导的认识人体和疾病范式。例如《黄帝内经》中提出以阴阳理论认识人体，《素问·五运行大论》“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以象”的方法是一种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方法，主要用来分析和揭示事物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及其变化规律。再如《素问·痹论》中论述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这里对痹证的认识，是从痹证表现出的症状来分析，得出痹证是由风寒湿三种邪气导致的，而非直接从痹证的致病因素考虑。这一点就体现了《黄帝内经》象思维的思维方式。《伤寒杂病论》中提出疾病的治疗原则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一条强调治疗疾病，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根据具体的情况“随证治之”，不能拘泥于一时的情况，机械地使用原方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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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医家通过研习和实践《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领悟核心观念的应用范式。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论述道：“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张仲景、王叔和……等诸部经方……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再如后世医家通过对《素问·咳论》中“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的研习，领悟咳证的诊治思路。如林珮琴在《类证治裁·咳嗽论治》中论述到“盖肺为贮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因痰致咳者，痰为重，主治在脾；因咳动痰者，咳为重，主治在肺。”“治外因嗽，感风者，辛平解之……治内因嗽……土虚不生金者，胃用甘凉。”由此可见，历代医家对通过研习中医经典著作，领悟中医核心观念的应用范式，并将其应用于临床提高临床水平。
传承核心观念是发展中医理论的重要保障
《黄帝内经》的核心观念是中医思维的核心，贯穿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是中医理论的灵魂与关键，也是中医理论不断传承、不离其本的保障。中医理论的核心观念在《黄帝内经》中有集中体现。例如《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自组织系统，人与天地是一个整体，《素问·五常正大论》提出了“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了“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等著名论断；《黄帝内经》认识人体重在功能性的表述，《素问·五藏生成篇》提出了“五藏之象，可以类推”；《黄帝内经》认为世界万物是运动的，《素问·六微旨大论》提出“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等论断。
后世医家的理论创新，无不是在继承了中医核心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如宋明时期，医家以核心观念为主导，再吸收当时主流思想后，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理论。例如刘完素以功能表现、运动变化观为基础，阐释《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的内容，探讨六淫之间的相互转化及火热病机的重要作用，把其中有关火热为病的病机加以演绎发挥，成为温病学派的先驱。李东垣引用《素问·太阴阳明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等篇中的理论，以取象比类的方法，来说明脾胃为升降之枢。这些都说明了后世医家的创新思想都要以中医核心观念为源泉。(翟双庆), 百拇医药(翟双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
《黄帝内经》的核心观念是中医理论的灵魂与关键，也是中医理论不断传承、不离其本的保障。后世医家的理论创新，无不是在继承了中医核心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
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理论的核心观念则是打开中医理论、知识、文化、智慧的钥匙，是保证中医疗效的关键所在，是中医理论不断传承的重要保证。通过对各历史时期医学理论特点的考察发现，《黄帝内经》核心观念是打开中医理论的钥匙，其内涵在中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
核心观念是指在象、阴阳、五行、精气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医学研究的对象，从功能、运动变化和整体的角度认识和说明生命现象，并将和谐、平衡的思想贯穿其中。系统思维、辨证思维、逻辑思维等现代人的思维在中医思维中均有涉及，但核心观念是中医思维模式的核心部分，是思维模式中最具中医特点的部分，反映了中医学科的价值取向及中医学科的内涵。在医家构建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决策过程中，核心观念是中医思维所有要素中，所占比重最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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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核心观念的基础
象、阴阳、五行、精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医家将这些内容引入中医之中，与医学知识相结合，形成了中医理论中的独特思维模式。
“象”是古人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中医理论中，象分为“物象”和“气象”，即形质与功能之别，传统思维轻形下重形上，即所观察的“象”，主要为功能之象，而非形质之象。同时，在谈物象之时，也是通过物象来说明其中的功用。如对草药中“花”类药外形的探讨，主要在于通过花的外形，说明花类药大多具有轻轻上浮的功效。
中医作为应用科学在解剖形态方面研究和认识确实存在着缺憾，即重“气象”大于重“物象”，但也有其一定的优势。它从功能上进行宏观而综合的调节，这种论治思路，对于多系统、多脏器、多组织的复杂病变，精神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以及原因不明的疾病等，均显示出不凡的疗效，不但具有使用价值，在医学模式转变的今天更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到“风胜则动”。即观察到“肢体震颤”“痉挛”“屈伸不利”“头晕目眩”等病症都有“动”的特点。自然界中风的特点也是“动”。为此，以自然界的风的特点来认识这些病症，并认为引起这些病症、治疗这些病症的关键在于“动”的特点，即引起病症的关键在于风，治疗的关键也在治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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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气学说盛行于先秦时期。《黄帝内经》运用精气学说的原理与方法，认知天、地、人的构成和运动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气的生成、运行、变化以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进而指导临床诊治与养生。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生命的基本条件。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到“人以天地之气生。”由此也说明宇宙万物的整体性、统一性，这也正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理论基础。
阴阳学说肇始于商周，阴阳作为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用以概括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双方的属性特征。《黄帝内经》把阴阳学说引入到医学领域，作为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一种方法论，运用阴阳之间存在的交感、对恃、互根、消长、转化等关系，广泛用来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疾病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阴阳的相对平衡协调遭到了破坏，出现偏盛偏衰的结果。所以在诊断疾病时，最重要的是先分清阴阳，辨识疾病究竟是阴证还是阳证，治疗时总的原则就是要恢复“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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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学说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很有影响的哲学思想，以数术的方式来说明宇宙的根本秩序，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中医理论引入五行学说，按五行属性类分天地人中众多的事物，从而将人与自然界紧密联系起来，构建“四时五脏阴阳”整体观并运用五行的生克乘侮及胜复理论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从而指导疾病的诊治、预防，分析和掌握药物的作用机理。如著名的《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提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其中“眩”，明代张介宾注为“运也”，即头晕目眩之意，仍属“动”的表现。人体肝在五行属木，与风象相应，在人体主筋，因此，“风”“动”的有关病证也就与“肝”有了关联。
《黄帝内经》核心观念的关键
“功能”“运动变化”“整体”“和谐、平衡”是核心观念中的重要内容，其四者之间的关系式：中医思维以“功能”为基础，以自然界的现象和生命活动的现象为基本的认识角度；在此基础上，在时间维度强调从“运动变化”的角度认识个体的生命活动过程和自然界中各现象的演化，在空间维度强调从“整体”的角度认识个体内部、个体之间、个体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生命活动现象。“和谐、平衡”作为判断认识、决策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贯穿于认识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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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角度把握生命规律：对自然界现象、生命现象及与其相联系的各方面进行观察，然后把观察内容中的“共相”提取出来，按其形态、功能、格局、演化方式进行分类，并将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共相的“类”，用象征性符号、图象或有代表性的具体事物表达，进而以类相推，探讨生命现象的机理。这些现象中包含“物象”与“气象”，但更加重视“气象”。例如中医理论中有从解剖认识人体的论述，但中医更强调从功能认识人体生命规律。举凡“藏象”“经络”“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皆归“气象”的表述。如《类经》中论述到“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
从运动变化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中医理论认为世界万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论述到“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阐述了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和固有属性。古代医家以此来分析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等医学问题。如阐述气机的表现形式有四种：升、降、出、入，即“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再如医学理论中，明确表述了生命的运动变化原理。如生命过程的生长壮老已，生理活动的脏腑经络气血升降出入等。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论述到“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阐述了一日之内疾病病情变化的规律。此外，辨证论治体现中医诊治动态观。证是疾病过程中阶段性病机的概括，它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但随病变而变；同时证本身的形成与内外环境的时序流转、地域空间转变也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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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源于把生命现象放在其生存环境，即自然、社会中所进行的观察活动，并接受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指导，将对这种观察结果的分析引向理性认识的层次，形成“天人一体”“人自身一体”“形神一体”观。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提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从和谐平衡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和谐平衡是评判人体健康、疾病转归等确的最终标准。如身体情况并无不正常的表现，但阴阳不能平衡，没有达到和谐平衡的状态，中医也会认为其并不健康。中医理论认为疾病在于人体和谐的状态被打破，出现太过或者不及，继而导致疾病。即《素问·经脉别论》中提到的“生病起于过用”。如风、寒、暑、湿、燥、火在正常情况下被称为六气，是四季正常的气候表现，也是自然万物生化活动所赖以依存的外界条件。但在六气过度变化，超过正常范围时，六气变成为致病因素导致生物生化活动的失常，以及人体疾病的发生。再如治疗手段并不能使患者最终达到和谐平衡，则这种治疗方法不会被中医医生选择。和谐、平衡是治疗的最佳目标。《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该段经文阐述了中医通过调整阴阳偏盛偏衰的情况，使之归于相对平衡的正常状态。如对于气机失调诸证，调畅气机，恢复脏腑阴阳气血平衡，则是根本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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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医经典是传承核心观念的重要途径
传承中医经典是传承核心观念的重要途径，其主要体现在中医理论形成时期，经典著作是核心观念的载体，并且中医经典更提供了运用核心观念的范式。后世医家在研习经典、运用经典的过程中，领悟核心观念的应用方式。
在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当时的医家以核心观念为基础构建医学理论，形成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著作。中医经典也提供了以核心观念为主导的认识人体和疾病范式。例如《黄帝内经》中提出以阴阳理论认识人体，《素问·五运行大论》“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以象”的方法是一种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方法，主要用来分析和揭示事物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及其变化规律。再如《素问·痹论》中论述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这里对痹证的认识，是从痹证表现出的症状来分析，得出痹证是由风寒湿三种邪气导致的，而非直接从痹证的致病因素考虑。这一点就体现了《黄帝内经》象思维的思维方式。《伤寒杂病论》中提出疾病的治疗原则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一条强调治疗疾病，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根据具体的情况“随证治之”，不能拘泥于一时的情况，机械地使用原方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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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医家通过研习和实践《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领悟核心观念的应用范式。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论述道：“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张仲景、王叔和……等诸部经方……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再如后世医家通过对《素问·咳论》中“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的研习，领悟咳证的诊治思路。如林珮琴在《类证治裁·咳嗽论治》中论述到“盖肺为贮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因痰致咳者，痰为重，主治在脾；因咳动痰者，咳为重，主治在肺。”“治外因嗽，感风者，辛平解之……治内因嗽……土虚不生金者，胃用甘凉。”由此可见，历代医家对通过研习中医经典著作，领悟中医核心观念的应用范式，并将其应用于临床提高临床水平。
传承核心观念是发展中医理论的重要保障
《黄帝内经》的核心观念是中医思维的核心，贯穿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是中医理论的灵魂与关键，也是中医理论不断传承、不离其本的保障。中医理论的核心观念在《黄帝内经》中有集中体现。例如《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自组织系统，人与天地是一个整体，《素问·五常正大论》提出了“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了“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等著名论断；《黄帝内经》认识人体重在功能性的表述，《素问·五藏生成篇》提出了“五藏之象，可以类推”；《黄帝内经》认为世界万物是运动的，《素问·六微旨大论》提出“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等论断。
后世医家的理论创新，无不是在继承了中医核心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如宋明时期，医家以核心观念为主导，再吸收当时主流思想后，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理论。例如刘完素以功能表现、运动变化观为基础，阐释《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的内容，探讨六淫之间的相互转化及火热病机的重要作用，把其中有关火热为病的病机加以演绎发挥，成为温病学派的先驱。李东垣引用《素问·太阴阳明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等篇中的理论，以取象比类的方法，来说明脾胃为升降之枢。这些都说明了后世医家的创新思想都要以中医核心观念为源泉。(翟双庆), 百拇医药(翟双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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