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瘟疫论》“遗证”发挥
瘟疫一病，历代名医大家各抒其见，俱有高论。戴天章(1644-1722)，字麟郊，晚号北山，清代温疫学派代表医家，其于疫病不乏详论，见识高卓，戴麟郊以后诸医论瘟疫，鲜有不引其说者。《医学集成·瘟疫》载：“千古治法，惟有吴又可、戴麟郊深知其意”，对其评价甚高。戴麟郊著有《广瘟疫论》一书，又名《瘟疫明辨》，是书遵吴又可之说，取欲使吴氏《瘟疫论》广之意，阐理法之奥，释方药之用，周杓元谓此书可“开后人无数法门”。
瘟疫一病，有本证、兼证、夹证、复证、遗证之异。余邪未净，或由失于调理，或由犯于禁忌，则遗证迭出。遗证也，病虽愈，然仍遗留未痊之证。疫病遗证一途，早在《金匮要略》即有论述，如百合病、阴阳毒等。王孟英《温热经纬·仲景疫病篇》载：“百合病，皆缘时疫新愈”，以百合病为时疫遗证，王万杰主编的《金匮要略浅释》谓百合病为“热性病之余波”“热性病失治、误治的病后余毒”。山东省名老中医陶汉华指出现代流行性感冒引起的精神障碍和散发性脑炎与此病相似。戴天章于瘟疫遗症有专篇之述，言瘟疫遗证发肿、发颐、发疮、发痿、索泽及发蒸六型。笔者管窥其说，颇有深意，遂引其言，加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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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病因，治有据
戴麟郊于瘟疫推崇吴又可之说，其所论之疫亦多以温疫为主。瘟疫虽愈，遗有他证，何法治之，察病因所在，识病情之变，因发知受，据此而治。戴麟郊所论瘟疫遗证，除发肿外，其他五证皆为余热所伤，因病位不同而表现各异。瘟疫遗证发肿，据其病因不同有三类：食滞中宫、水停心下及气复未归。瘟疫之后，脾胃虚弱，若偏嗜饮食，不加节制，则食停中焦，水不得上输于肺，治当消食导滞，以平胃散化裁，食滞去，脾胃健，肺通调，水肿消。瘟疫一病多伤脾胃，以邪气自口鼻而入，氤氲蒙蔽，脾胃久困，病后自难速愈，仲景有“食复”一论，亦强调病后重视脾胃，不可过食伤之，提出“损谷则愈”的治疗方法。瘟疫遗证发肿之水停心下，亦属脾虚所致，脾虚不能消水，以治水之法，茯苓、泽泻、木通、车前之类，利小便而愈。《温疫论·损复》载：“盖大病后，血未盛，气暴复，血乃气之依归，气无所依，故为浮肿”，戴麟郊从吴又可论，以此为瘟疫遗证发肿之另一成因，戴氏治以调摄静养，未施方药。
瘟疫遗证，有虚实之异，不可执定见立治法，当细察病因所在，明其所犯，治有依据。时疫愈后发蒸，戴麟郊谓：“不可以其羸瘦，而遂用虚损门治法”，详言察病之法，谓必察六腑，有结邪，则攻其邪为主；次察经络，有壅瘀，则通其壅瘀为主；次察气道，有痰涎，则利痰涎为主。据邪气病位所在而立法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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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颐指以颐颌部肿胀化脓为主症的疾病。时疫发颐，乃余热留于营血，解毒清热活血疏散为主；时疫发疮，余热淫于肌肉，当服清凉养气血药；时疫愈后发痿，乃热伤筋脉，以吴又可所论养荣汤疗疾。病因虽一，皆热淫所致，然病位不同，治亦有异。疫病遗证之治，详察病因、病机、病性、病位，明辨所病之由，依此而后立法治之，此戴麟郊之启后人法门也。
治需慎，勿失准
瘟疫遗证先受疫疾，遗有微恙，治法需慎，勿太过，药势太过则再伤其体；勿不及，力所不逮则于病无益。时疫愈后发蒸，阴伤而无邪者，纯用养阴之药，然于余热仍遗、阴分亦伤者，戴麟郊言“分其余邪之轻重，亏损之多少，而兼用养阴清热药”，视正虚、邪实之轻重，酌情配伍。
叶天士《温热论》有云“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治有先后之序、缓急之法，必循病情特点，慎重立法，准确施治，方能疗疾去疴，不致治误。戴麟郊于瘟疫遗证发颐治法言之：“此症不可轻补于未溃之先，补早必成脓，尤不可纯用寒凉于将发之际，恐闭遏而毒不得发，故必兼疏散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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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调养，节其劳
戴麟郊在瘟疫遗证发肿一论中，针对气复未归者论治云：“调其饮食，节其劳役，静养自愈。”于发痿、索泽(即仲景所谓肌肤甲错)二论之中，皆有粥食调养自愈之言。瘟疫遗证，新邪才去，体虚未复，饮食需慎，少施药剂，调养为先。然具体饮食之法，戴麟郊对瘥后禁忌论述不详，后世何廉臣补“温热遗证疗法”一节，以发挥其论，云：“如酒肴、甘脆、肥鲜、生冷等物，皆不可犯；只宜糜粥自养，少食而频，则易运化，不可过饱，及他有所食，虽思之勿与也。”
劳之所病，包括房劳、心劳、劳役，悉能致病。何廉臣云：“凡费心费力，过喜过怒，多言多动，皆可因劳而复病也。”故瘟疫病后不可过劳。然瘟疫之后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素问·血气形志篇》云“形乐志乐，病生于肉”，饱食终日，安逸闲适，无所运用，脑无所思，易伤脾而致病。逸则气滞、气弱，故瘟疫之后，常需小动，以五禽戏、八段锦等为动之法，然不可过劳。
《广瘟疫论》于瘟疫遗证一途，论述简要，然思路清晰，其论启人规矩，可师可法。瘟疫虽痊，遗证未愈，医家当慎，切不可忽之，此戴麟郊之所以立此论之于后世也。陆懋修以戴氏之书“专论温热，而不自知其书之不可以名瘟疫”，故“惜其名之误，乃于凡所称时行疫疠者悉改之曰温邪”修订其书，后世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亦遵陆懋修此为述温之著而解其意，举温热所遗二十四症，补戴麟郊之论，而又别出心裁。(姚鹏宇 张国凯 刘伟), 百拇医药
瘟疫一病，有本证、兼证、夹证、复证、遗证之异。余邪未净，或由失于调理，或由犯于禁忌，则遗证迭出。遗证也，病虽愈，然仍遗留未痊之证。疫病遗证一途，早在《金匮要略》即有论述，如百合病、阴阳毒等。王孟英《温热经纬·仲景疫病篇》载：“百合病，皆缘时疫新愈”，以百合病为时疫遗证，王万杰主编的《金匮要略浅释》谓百合病为“热性病之余波”“热性病失治、误治的病后余毒”。山东省名老中医陶汉华指出现代流行性感冒引起的精神障碍和散发性脑炎与此病相似。戴天章于瘟疫遗症有专篇之述，言瘟疫遗证发肿、发颐、发疮、发痿、索泽及发蒸六型。笔者管窥其说，颇有深意，遂引其言，加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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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病因，治有据
戴麟郊于瘟疫推崇吴又可之说，其所论之疫亦多以温疫为主。瘟疫虽愈，遗有他证，何法治之，察病因所在，识病情之变，因发知受，据此而治。戴麟郊所论瘟疫遗证，除发肿外，其他五证皆为余热所伤，因病位不同而表现各异。瘟疫遗证发肿，据其病因不同有三类：食滞中宫、水停心下及气复未归。瘟疫之后，脾胃虚弱，若偏嗜饮食，不加节制，则食停中焦，水不得上输于肺，治当消食导滞，以平胃散化裁，食滞去，脾胃健，肺通调，水肿消。瘟疫一病多伤脾胃，以邪气自口鼻而入，氤氲蒙蔽，脾胃久困，病后自难速愈，仲景有“食复”一论，亦强调病后重视脾胃，不可过食伤之，提出“损谷则愈”的治疗方法。瘟疫遗证发肿之水停心下，亦属脾虚所致，脾虚不能消水，以治水之法，茯苓、泽泻、木通、车前之类，利小便而愈。《温疫论·损复》载：“盖大病后，血未盛，气暴复，血乃气之依归，气无所依，故为浮肿”，戴麟郊从吴又可论，以此为瘟疫遗证发肿之另一成因，戴氏治以调摄静养，未施方药。
瘟疫遗证，有虚实之异，不可执定见立治法，当细察病因所在，明其所犯，治有依据。时疫愈后发蒸，戴麟郊谓：“不可以其羸瘦，而遂用虚损门治法”，详言察病之法，谓必察六腑，有结邪，则攻其邪为主；次察经络，有壅瘀，则通其壅瘀为主；次察气道，有痰涎，则利痰涎为主。据邪气病位所在而立法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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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颐指以颐颌部肿胀化脓为主症的疾病。时疫发颐，乃余热留于营血，解毒清热活血疏散为主；时疫发疮，余热淫于肌肉，当服清凉养气血药；时疫愈后发痿，乃热伤筋脉，以吴又可所论养荣汤疗疾。病因虽一，皆热淫所致，然病位不同，治亦有异。疫病遗证之治，详察病因、病机、病性、病位，明辨所病之由，依此而后立法治之，此戴麟郊之启后人法门也。
治需慎，勿失准
瘟疫遗证先受疫疾，遗有微恙，治法需慎，勿太过，药势太过则再伤其体；勿不及，力所不逮则于病无益。时疫愈后发蒸，阴伤而无邪者，纯用养阴之药，然于余热仍遗、阴分亦伤者，戴麟郊言“分其余邪之轻重，亏损之多少，而兼用养阴清热药”，视正虚、邪实之轻重，酌情配伍。
叶天士《温热论》有云“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治有先后之序、缓急之法，必循病情特点，慎重立法，准确施治，方能疗疾去疴，不致治误。戴麟郊于瘟疫遗证发颐治法言之：“此症不可轻补于未溃之先，补早必成脓，尤不可纯用寒凉于将发之际，恐闭遏而毒不得发，故必兼疏散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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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调养，节其劳
戴麟郊在瘟疫遗证发肿一论中，针对气复未归者论治云：“调其饮食，节其劳役，静养自愈。”于发痿、索泽(即仲景所谓肌肤甲错)二论之中，皆有粥食调养自愈之言。瘟疫遗证，新邪才去，体虚未复，饮食需慎，少施药剂，调养为先。然具体饮食之法，戴麟郊对瘥后禁忌论述不详，后世何廉臣补“温热遗证疗法”一节，以发挥其论，云：“如酒肴、甘脆、肥鲜、生冷等物，皆不可犯；只宜糜粥自养，少食而频，则易运化，不可过饱，及他有所食，虽思之勿与也。”
劳之所病，包括房劳、心劳、劳役，悉能致病。何廉臣云：“凡费心费力，过喜过怒，多言多动，皆可因劳而复病也。”故瘟疫病后不可过劳。然瘟疫之后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素问·血气形志篇》云“形乐志乐，病生于肉”，饱食终日，安逸闲适，无所运用，脑无所思，易伤脾而致病。逸则气滞、气弱，故瘟疫之后，常需小动，以五禽戏、八段锦等为动之法，然不可过劳。
《广瘟疫论》于瘟疫遗证一途，论述简要，然思路清晰，其论启人规矩，可师可法。瘟疫虽痊，遗证未愈，医家当慎，切不可忽之，此戴麟郊之所以立此论之于后世也。陆懋修以戴氏之书“专论温热，而不自知其书之不可以名瘟疫”，故“惜其名之误，乃于凡所称时行疫疠者悉改之曰温邪”修订其书，后世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亦遵陆懋修此为述温之著而解其意，举温热所遗二十四症，补戴麟郊之论，而又别出心裁。(姚鹏宇 张国凯 刘伟),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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