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谣言观察与科学应对
新冠肺炎谣言观察与科学应对
互联网时代，网络谣言以各种“变体”形式在不同平台、不同人群之间交织传播与循环往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尤其是在疫情发生的初期，由于是陌生的病毒和疾病，人类对它的认知有不确定性和渐进性，关于疾病本身的知识、防护知识、政府防控举措、国内外反应等，都出现了很多谣言。
谣言的出现不但误导公众认知、形成集体恐慌，还会引发公众错误和不理性行为、造成负面舆情，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对疫情的防控布局，严重者还会影响政府的国际形象。
谣言的表现
从本次疫情中的谣言表现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是自媒体平台的谣言生产与传播，通常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有些自媒体为了收割流量，主动生产制造虚假内容或者对相关信息进行断章取义、移花接木、主观片面解读后再加工，并用一些不够准确的噱头式、刺激性、惊悚式标题制造谣言的现象。比如同一个人名下有3家企业，拥有几十个微信公众号，这些账号发现了大量虚假文章。炮制一篇“疫情之下的***：店铺关门歇业，华人有家难回，***华商太难了”，在这个文案的基础上，将“***”表示的地名换成俄罗斯、匈牙利、土耳其、柬埔寨，在不同的公众号上发布，传播谣言，引发用户关注；第二是自媒体对传统主流权威媒体发布的不准确信息进行二次转发时，造成“追随传播”时的无意识失真现象；第三是自媒体在创作科普内容时，有的自媒体由于缺乏专业科学把关人机制，导致了非主观故意的信息不准确现象；第四是部分自媒体利用公众恐慌心理，主观恶搞或者凭空捏造一些虚假信息，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流传的“对市区主干道喷洒消毒水进行消毒”等谣言的传播等。
, 百拇医药
其次是传统主流权威媒体在部分涉及“重大发现”类的信息报道时，由于未对有关科学知识点进行深入解读，被公众过度理解后形成了错误认知，进而引发谣言性质的公众认识。均由重要媒体首发并人民日报微博转发并添加话题聚焦的“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报道内容，原本媒体只是根据权威研究机构提供的信息进行了常规客观报道，但由于对“抑制”一词未作更深入的科学性解读，公众本身对这类专业词汇缺乏相应理解，加上疫情期间的极度恐慌心理，公众便对报道里的“抑制”一词进行了过分解读，延伸出了“预防”“治疗”等概念，权威媒体发布渠道又侧面为信息的真实性做了背书，从而造成了公众“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等不良社会影响。
第三是由于新冠肺炎是新事物，专家对它的认知存在不确定性、渐进性和反复性，不同专家之间的观点有时也存在差异，这使得在疫情信息传播中出现了同一信源有时呈现前后矛盾、多重信源之间呈现观点矛盾、媒体报道信息出现前后“反转”的现象。比如关于“气溶胶传播”是否为新冠病毒传播途径的信息，澎湃新闻、广州日报、国家卫健委官网三家权威机构之间的信息认知就出现过差异和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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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在专业领域很强的科学传播中，媒体对权威专家作为信源的依赖性非常强，尤其是在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权威机构、权威专家发布信息和观点时，媒体一般都会进行全盘接收和报道。一旦权威信源传播的事实有误或者专业术语表达不够明确，就会形成媒体报道的信息错误。
谣言的成因
“存在即合理”，从心理学和传播学层面来说，谣言的出现与传播有着一定的必然性。首先，谣言的产生主要来源于确证的信息不够或者信息不够透明，公众对于未知的事物尤其事关生命健康安全的重大疫情有着强烈的信息获取需求，当官方权威确证信息传播不够时就会引发“小道”消息的出现和传播，这符合公众对于信息的获取心理预期。
其次，在不明危险事物对公众形成了重大心理冲击和造成心理恐慌后，会影响和降低公众对于科学信息真实性的判断能力。比如英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当地社交媒体传播谣言：5G信号塔可以传播新冠肺炎病毒，造成英国利物浦、伯明翰等多地电信信号塔疑似被人为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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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人类未知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发生时，疫情防控各相关方、作为专家的信息源、媒体和公众都有紧急“上阵”时的仓促感，可能存在准备和应对不足的情况。尤其在疫情发展初期，很多疫情相关的专业知识没有科学结论，一定程度上给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空间。
第四，对于一些低操守的市场逐利者来说，把“危”当成“机”，利用公众特殊时期由于极致自我防护心理生发的“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心理，通过制造谣言的方式，片面追求流量，追逐经济利益。公众由于科学素质不足或者恐慌心理进行的自媒体传播、社交媒体圈子传播、人际传播等又会造成谣言的进一步扩散。
第五，谣言的出现有时以符合公众心理期待或者迎合公众心理期望的方式出现，虽然看起来不像真实的信息，但也会“没有腿却跑得飞快”，从而引发公众的误听误信与转发传播讨论行为。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同时不排除一些敌对势力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和引发的谣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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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谣言的产生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从其成因来看，只要存在信息不确证、信息不透明、公众心理恐慌、自媒体逐利行为、事件应对方准备不足、公众科学素质不够等因素，谣言与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事关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的事件就可能呈现出“相伴生”的关系。
谣言的应对
鉴于谣言的危害，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去管理和应对。这些措施包括法律监督管理手段、国家级科普机构组织专家开展科普、公众认可度高的权威专家主动发声开展科普、大数据技术识别与辟谣手段的使用，等等。通过权威专家、权威媒体的正面科普信息增量对冲谣言信息，消减谣言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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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英国颁布的《通信法》和美国的《电信法》都从法律层面上规定了通过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国的《刑法》也从法律条文上对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做了明确的惩罚规定。随着网络谣言各种变体的出现，当前我国法律规定也处于不断完善中。
在这次疫情中，中国科协除了组织科学家通过各种方式开展科学知识传播，还通过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委，并动员全国学会、权威媒体、社会机构和科技工作者共同打造的"科学辟谣平台"在辟谣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一些公众认可度非常高的权威、硬核科学家如钟南山、张文宏等在这次疫情中的科普和辟谣，更是发挥出了社会"稳定阀"和"定心针"的作用。
鉴于这次疫情中的谣言信息众多，很多媒体、自媒体平台也都纷纷开设辟谣专区，开展辟谣行动。比如"今日头条"的"抗击肺炎-鉴真辟谣"专区通过大数据技术聚合了众多网传疑似谣言，给出鉴别结果，予以辟谣澄清。用户可以主动搜索关键词，查看相关内容。与此同时，启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谣言治理专项，针对此类内容，平台将进行下架、禁言、甚至永久封禁的阶梯式处罚。同时在"抗击肺炎-疫情问答"专区，提供源自专家的正确答案。(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百拇医药(王艳丽)
互联网时代，网络谣言以各种“变体”形式在不同平台、不同人群之间交织传播与循环往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尤其是在疫情发生的初期，由于是陌生的病毒和疾病，人类对它的认知有不确定性和渐进性，关于疾病本身的知识、防护知识、政府防控举措、国内外反应等，都出现了很多谣言。
谣言的出现不但误导公众认知、形成集体恐慌，还会引发公众错误和不理性行为、造成负面舆情，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对疫情的防控布局，严重者还会影响政府的国际形象。
谣言的表现
从本次疫情中的谣言表现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是自媒体平台的谣言生产与传播，通常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有些自媒体为了收割流量，主动生产制造虚假内容或者对相关信息进行断章取义、移花接木、主观片面解读后再加工，并用一些不够准确的噱头式、刺激性、惊悚式标题制造谣言的现象。比如同一个人名下有3家企业，拥有几十个微信公众号，这些账号发现了大量虚假文章。炮制一篇“疫情之下的***：店铺关门歇业，华人有家难回，***华商太难了”，在这个文案的基础上，将“***”表示的地名换成俄罗斯、匈牙利、土耳其、柬埔寨，在不同的公众号上发布，传播谣言，引发用户关注；第二是自媒体对传统主流权威媒体发布的不准确信息进行二次转发时，造成“追随传播”时的无意识失真现象；第三是自媒体在创作科普内容时，有的自媒体由于缺乏专业科学把关人机制，导致了非主观故意的信息不准确现象；第四是部分自媒体利用公众恐慌心理，主观恶搞或者凭空捏造一些虚假信息，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流传的“对市区主干道喷洒消毒水进行消毒”等谣言的传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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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传统主流权威媒体在部分涉及“重大发现”类的信息报道时，由于未对有关科学知识点进行深入解读，被公众过度理解后形成了错误认知，进而引发谣言性质的公众认识。均由重要媒体首发并人民日报微博转发并添加话题聚焦的“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报道内容，原本媒体只是根据权威研究机构提供的信息进行了常规客观报道，但由于对“抑制”一词未作更深入的科学性解读，公众本身对这类专业词汇缺乏相应理解，加上疫情期间的极度恐慌心理，公众便对报道里的“抑制”一词进行了过分解读，延伸出了“预防”“治疗”等概念，权威媒体发布渠道又侧面为信息的真实性做了背书，从而造成了公众“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等不良社会影响。
第三是由于新冠肺炎是新事物，专家对它的认知存在不确定性、渐进性和反复性，不同专家之间的观点有时也存在差异，这使得在疫情信息传播中出现了同一信源有时呈现前后矛盾、多重信源之间呈现观点矛盾、媒体报道信息出现前后“反转”的现象。比如关于“气溶胶传播”是否为新冠病毒传播途径的信息，澎湃新闻、广州日报、国家卫健委官网三家权威机构之间的信息认知就出现过差异和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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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在专业领域很强的科学传播中，媒体对权威专家作为信源的依赖性非常强，尤其是在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权威机构、权威专家发布信息和观点时，媒体一般都会进行全盘接收和报道。一旦权威信源传播的事实有误或者专业术语表达不够明确，就会形成媒体报道的信息错误。
谣言的成因
“存在即合理”，从心理学和传播学层面来说，谣言的出现与传播有着一定的必然性。首先，谣言的产生主要来源于确证的信息不够或者信息不够透明，公众对于未知的事物尤其事关生命健康安全的重大疫情有着强烈的信息获取需求，当官方权威确证信息传播不够时就会引发“小道”消息的出现和传播，这符合公众对于信息的获取心理预期。
其次，在不明危险事物对公众形成了重大心理冲击和造成心理恐慌后，会影响和降低公众对于科学信息真实性的判断能力。比如英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当地社交媒体传播谣言：5G信号塔可以传播新冠肺炎病毒，造成英国利物浦、伯明翰等多地电信信号塔疑似被人为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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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于一些低操守的市场逐利者来说，把“危”当成“机”，利用公众特殊时期由于极致自我防护心理生发的“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心理，通过制造谣言的方式，片面追求流量，追逐经济利益。公众由于科学素质不足或者恐慌心理进行的自媒体传播、社交媒体圈子传播、人际传播等又会造成谣言的进一步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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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同时不排除一些敌对势力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和引发的谣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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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谣言的产生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从其成因来看，只要存在信息不确证、信息不透明、公众心理恐慌、自媒体逐利行为、事件应对方准备不足、公众科学素质不够等因素，谣言与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事关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的事件就可能呈现出“相伴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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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谣言的危害，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去管理和应对。这些措施包括法律监督管理手段、国家级科普机构组织专家开展科普、公众认可度高的权威专家主动发声开展科普、大数据技术识别与辟谣手段的使用，等等。通过权威专家、权威媒体的正面科普信息增量对冲谣言信息，消减谣言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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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英国颁布的《通信法》和美国的《电信法》都从法律层面上规定了通过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国的《刑法》也从法律条文上对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做了明确的惩罚规定。随着网络谣言各种变体的出现，当前我国法律规定也处于不断完善中。
在这次疫情中，中国科协除了组织科学家通过各种方式开展科学知识传播，还通过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委，并动员全国学会、权威媒体、社会机构和科技工作者共同打造的"科学辟谣平台"在辟谣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一些公众认可度非常高的权威、硬核科学家如钟南山、张文宏等在这次疫情中的科普和辟谣，更是发挥出了社会"稳定阀"和"定心针"的作用。
鉴于这次疫情中的谣言信息众多，很多媒体、自媒体平台也都纷纷开设辟谣专区，开展辟谣行动。比如"今日头条"的"抗击肺炎-鉴真辟谣"专区通过大数据技术聚合了众多网传疑似谣言，给出鉴别结果，予以辟谣澄清。用户可以主动搜索关键词，查看相关内容。与此同时，启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谣言治理专项，针对此类内容，平台将进行下架、禁言、甚至永久封禁的阶梯式处罚。同时在"抗击肺炎-疫情问答"专区，提供源自专家的正确答案。(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百拇医药(王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