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战疫”远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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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0日
南特高等研究院的标志图是一幅颠倒的世界地图，将南方放在上面。
上接E1
南北对话展示平台
南特高研院试图打破局限，给来自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从自己的经验研究中提炼普遍理论，提供一个孵化器和展示平台，推进知识上的南北对话。
抵达南特之后，我参加的第一个集体活动，就是观看和讨论埃及导演优素福·沙欣在2007年11月发行的电影《混乱》。这是在穆巴拉克总统执政时期拍摄的一场影片，描述了埃及警察和官僚对于民众的压迫。影片的最后，社区的民众动员起来占领了警察局，而滥用权力的警察举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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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们看完了电影一起讨论，每一个话题都很复杂也很沉重：依附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压迫性的政治统治、宗教势力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讨论不仅是关于埃及和中东，它也使得我对地中海世界的整体性有了一种切身的体验。
我们差不多每周都能见到研究院的创始人阿兰·苏彼欧，他是一名具有哲学家气质和思维深度的法学家，中等身材，络腮胡已经花白，待人非常谦和。他的经典著作《法律人：试论法的人类学功能》刚刚出中译本。当新冠病毒在中国和意大利爆发时，苏彼欧在共餐会上见到我和另一位意大利同事，就跟我们说：来来来，特别欢迎我们的中国和意大利朋友。于是我们就坐在他的旁边。这就是苏彼欧的风格，总是让人如沐春风。
苏彼欧目前担任研究院的战略委员会主席。当初，在法国社会党若斯潘内阁的教育部长邀请他为法国学术研究的未来出谋划策时，他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巴黎创建一个与柏林高等研究院类似的研究院。然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巴黎高师等单位纷纷表示反对，因为它们觉得自己是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机构，有何必要再创建一个新的呢？ 几年之后，社会党的让-马克·艾罗执政的南特市政府接过了这一思路，委任苏彼欧创建这个研究院。于是，事就这样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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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安德森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日记：忘记巴黎》一文中对此高度评价。毕竟，法国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巴黎集中了全国方方面面的精华资源，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在外省建立一个这样的高等研究机构，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同时安德森认为，在英国，金融资本造成了全国资源高度集中于伦敦，在首都之外建立类似的机构，甚至比在法国更难以想象。
与柏林高等研究院周二聚会不同，南特高等研究院是周一早上10点聚会，全体研究员听一位同事做学术报告，演讲一个钟头，休息5分钟，接下来讨论一个半钟头。报告会的程序与柏林高等研究院一样，也是由一位研究员担任主持人，介绍演讲人，并协调后续讨论。演讲和讨论用法语或英语进行，配有同声传译，相当一部分同事会选择用法语演讲或讨论。
在柏林高研院，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事从事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研究，我在柏林的一年，听了很多场自然科学的学术报告，这当然能开阔视野。但南特高研院是清一色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大家寻找交叉的研究兴趣会比较快。同时，由于大量同事来自发展中国家，讨论也会有一些新的特色：在北美和欧洲主流学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通常是在“区域研究”中被给予一席之地，但南特高研院试图打破这一局限，给来自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从自己的经验研究中提炼普遍理论，提供一个孵化器和展示平台，推进知识上的南北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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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想象”与“中国印象”
在随机的对话中，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影响，以及给当地知识分子留下的印象。
在周一上午的思想“会饮”之后，我们就会开始一周的第一次共餐。周二晚上通常有研讨会或观影活动。研讨会有时候会在埃德河另一边一处叫作“独特的地方”举办。这个“独特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饼干公司的厂房，在“去工业化”之后，这里变成了艺术文化活动中心，属于南特的文化地标之一。南特“三大洲电影节”的部分活动在这里举行，中国导演侯孝贤、贾樟柯正是从这个电影节起
步，进而在欧洲获得广泛声誉。
自从抵达研究院以来，我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共餐，因为这的确是身心的双重享受同，大家一边享受纯正的法餐，一边漫无边际地聊天。遇有研讨会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共餐会上看到苏彼欧西装革履，热情地招呼临时来访的外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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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周末，研究院的同事们都会纷纷出游，在法国乃至欧洲各地看城堡、教堂、博物馆，下周共餐的时候就可以分享漫游经历
和各种怀古感想，这时候我们的法国同事就经常要扮演“百晓生”的角色，给大家解答各种历史疑惑。在各种自发和随机的对话中，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没有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同事，我大概不会对莫迪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有多么深的感受；没有信奉天主教的阿根廷同事，我大概也很难深入体会，来自阿根廷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拉丁美洲的巨
大影响力；没有我的非洲同事，我也无法知道，西非正在进行着的经济上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与此同时，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影响，以及给当地知识分子留下的印象。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同事来说，毛主义是他们当年共同的知识背景，但对当下的中国，他们的认识就有很多的分歧；西方媒体的许多双重标准的报道，很明显也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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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突变“两点一线”
生活就这样成了两点一线，除了去家乐福买菜会碰到人，其他时候完全是离群索居。
“会饮”所饮的不仅是酒。有一天晚上，苏彼欧邀请一位法国钢琴家来院里，和同事们共进晚餐之后，钢琴家即兴弹了五六首曲子。音乐响起，同事们或站或坐或“葛优躺”，有人托着下巴，有人闭上双目，有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钢琴家的双手在琴键上跳跃，各个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之中。
但这不幸成了未能持续的美好时刻。到3月中旬，随着法国高校的全面关闭，高研院也面临着是否停止集体活动的选择。一些同事希望能够持续报告会和共餐，而一位同事在春假时刚去过意大利，对意大利接下来疫情大暴发深感恐惧，强烈要求暂停集体活动。我和另一位中国同事，刚刚从2月国内各种抗疫信息的轰炸中缓过神来，我们向行政班子提交意见，认为基于中国的经验，暂停集体活动是比较稳妥的。
3月16日，高研院通知停止一切集体活动。而且停止得比我预想的更为彻底。我原以为，在集体活动停止之后，我们至少还可以期待保留图书服务，但是由于高研院的图书服务依赖于高校的馆际互借系统，一旦高校图书馆关闭，我们也不可能借到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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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研院停止聚会之后，一些研究员买了机票回自己的国家了，留守南特的人，就过上了我们国内同胞2月就开始过的隔离生活。只是我还可以从研究员们住的雷西家酒店公寓走下来，走两分钟的路，到我的办公室用大电脑写作。生活就这样成了两点一线，除了去家乐福买菜会碰到人，其他时候完全是离群索居。
办公室的窗外，卢瓦尔河湍急奔涌，时而有狂风大作，树上的花苞悄然变成了花朵，在风中摇曳。打开我的办公室的门，可以看到楼后面的体育场草越长越高，每天都有几十只鸟在草丛中觅食，很难想象在一个月之前，这里还是球队激烈对战的地方。
危城“禁足”感同身受
每天晚上8点钟，各个住宅楼都会响起掌声，这是他们感谢一线工作人员特别是医护人员的奉献的活动。
早在今年2月武汉封城的时候，我就询问过法国同事，二战之后的法国有没有类似的封城经历，答案是否定的。3月马克龙总统下的“禁足令”，在他们的一生中是前所未见的。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于所有的法国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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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2月惊心动魄的抗疫斗争，我们知道，封城和隔离只是起步的措施，关键是应测尽测，应收尽收，将感染者与未感染者分开，把轻症与重症分开；轻症集中隔离治疗，防止转化为重症或感染他人；重症重点监护。
在过去的十年，出于对国际供应链的过度信任，法国已经从世界上具有最多口罩储备的国家之一，但现在却变成了储备量贫乏的国家，疫情一来，医护人员的口罩都严重缺乏，至于防护服、呼吸机等战略储备，更是不容乐观。这一基础条件限制了测试能力。我们如果怀疑自己被感染，除非症状已经相当严重，基本上得不到检测的机会。但危险也就在于此：如果症状很严重了，治愈的希望也就会日益减少。
目前，法国疫情严重程度，在欧洲仅次于西班牙与意大利。在3月初，南特街头没有任何人戴口罩，禁足之后，我一周出去买菜一次，可以看到南特街头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
日益增长的确诊和死亡数字，确实让南特人害怕了。我期待这里能像意大利那样出现“阳台音乐会”，大家一起唱欧盟的盟歌《欢乐颂》和法国国歌《马赛曲》，这并没有变成现实。但每天晚上8点钟，各个住宅楼都会响起掌声，这是他们感谢一线工作人员特别是医护人员的奉献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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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唯“独酌”期待再“会饮”
我在“独酌”中追踪的世情，同事们也在默默关注。
高研院停止了面对面的集体聚会，但没有停止思考。研究员们组织了两次线上研讨会。苏彼欧也给大家发信，通知高研院网站设置了专栏，专门收集大家关于全球疫情的文章，并建议举办一次关于全球疫情的视频研讨会，合编一本关于全球疫情的文集。“禁足”以来，我的身体状态一直不太好，线上活动参与得不多。但我也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一些关于疫情的思考。欧洲“震中”为思想工作带来一种特有的现场感，我相信这是从北京远观时不会有的。
我一直把在高等研究院访学戏称为“修仙”：一群平时处于高校教学行政工作重压下的学者，从各种琐碎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各种短平快的、功利的写作任务中解放出来，进行面对面的、思想的“会饮”，打开新的视野。而现在，“会饮”差不多已经成为了“独酌”，酒却是苦涩的。我在“独酌”中怀念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尽情“会饮”的时光，但我知道有很多同事跟我一样，在进行着类似的思想的“独酌”，我所追踪的世情，他们也在默默地关注，“吾道不孤”。想到这一点，我的内心就会平静下来。
在这个寂静的春天，南特高研院的大楼，孤独地矗立在卢瓦尔河畔。但我相信，“会饮”终有重开的一天。通过南特高研院，我们这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相遇相识，并共同经历了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在大瘟疫之后的世界，卢瓦尔河畔孕育的思想不会缺席。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访问研究员，英国艾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本文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海外来信”，原标题为《从“会饮”到“独酌”——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访学记》，现大小标题均系本版编辑所拟，已经作者授权本报为国内平面媒体独家首发。,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