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医学理论体系
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以及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加上壮汉文化的交流，使壮医药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一、阴阳为本，三气同步——壮医的天人自然观
壮族聚居和分布地区处于亚热带，虽然平均气温较高，但四季仍较分明。日月穿梭，昼夜更替，寒暑消长，冬去春来，使壮族先民很早就产生了阴阳的概念。加上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阴阳概念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就更为广泛，自然也被壮医作为解释大自然和人体生理病理之间种种复杂关系的说理工具。《广西通志·卷十六》(明)称：壮族民间“笃信阴阳”。著名壮医罗家安在所著《痧症针方图解》一书中，就明确以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盛阳盛对各种痧症进行分类，作为辨证的总纲。总之，壮医认为大自然的各种变化，都是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平衡、阴阳转化的反映和结果。阴盛阳盛的说法较为特殊，其形成是否与壮医地区气温既偏高，同时雨量也充沛的自然现象以及某些痧症的特殊症状表现有关，有待深入探讨。壮医有时也引进中医五行学说作为说明工具，但大抵停留在事物属性上，很少涉及到五行五克传变之类。因此总的来说，五行学说毕竟没有成为壮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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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关于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学说，是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名老壮医蕈保霖先生在“壮医学术体系综论”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对河池、柳州、南宁、百色地区(均为壮族聚居地区)民间壮医的实地调查中，也证实确有此说。天地人三气同步，是根据壮语“人不得逆天地”或“人必须顺天地”意译过来的。其主要内涵为：①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为万物之灵。②人的生长壮老死生命周期，受天地之气涵养和制约，人气与天地气息息相通。③天地之气为人体造就了生存和健康的一定“常度”，但天地之气又是在不断地变化。日夜小变化，四季大变化，是为正常变化；而地震、火山、台风、洪水、陨石雨等则是异常变化，是为灾变。人作为万物之灵，对天地之气的变化有一定的主动适应能力，如天黑了会引火照明，天热了会出汗，天冷了会加衣被，洪水来临会登高躲避等。甚至妇女月事也与月亮的盈亏周期有关。对于天地气的这些变化，人如能主动适应，就。可维持生存和健康的“常度”；如不能适应，就会受到伤害并导致疾病的发生。④人体也是一个小天地，是一个有限的小宇宙单元。壮医认为，整个人体可分为三部：上部天(壮语称为“巧”)，包括外延；下部地(壮语称为“胴”)，包涵内景；中部其象人(壮语称为“廊”)。人体内三部之气也是同步运行，制约化生，才能生生不息。形体与功能相一致，大体上天气主降，地气主升，人气主和，升降适宜，中和涵养，则气血调和，阴阳平衡，脏腑自安，并能适应大宇宙的变化。⑤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共同形成了人体的适应与防卫能力，从而达到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健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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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脏腑气血骨肉，谷道水道气道，龙路火路——壮医的生理病理观
壮医认为内脏气血骨肉，构成人体的主要物质基础。位于颅内和胸腔、腹腔内相对独立的实体都称之为脏腑，没有很明确的“脏”和“腑”的区分观念。颅内容物壮语称为“坞”，含有统筹、思考和主宰精神活动的意思。如精神病出现精神症状，壮医统称为“坞乱”或“巧坞乱”，即总指挥部功能紊乱的意思。壮语称心脏为“咪心头”，有脏腑之首的意思。称肺为“咪钵”，肝为“咪叠”，胆为“咪背”，肾为“咪腰”，胰为“咪曼”，脾为“咪隆”(意译为被遗忘的器官)，胃为“咪胴”，肠为“咪虽”，膀胱为“咪小肚”，妇女胞宫为“咪花肠”。这些内脏各有自己的功能共同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没有什么表里之分。当内脏实体受损伤或者其他原因引起功能失调时，就会引起疾病。由于壮医没有五行配五脏的理论，因此认为脏腑疾病也没有什么必然的生克传变模式。
骨(壮语称为“夺”)和肉(壮语称为“诺”)构成人体的框架和形态，并保护人体内的脏器在一般情况下不受伤害。骨肉还是人体的运动器官。而且人体内的谷道水道气道以及龙路火路，都往返运行于骨肉之中。骨肉损伤，可导致上述通道受阻而引发其他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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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认为，血液(壮语称为“勒”)是营养全身骨肉脏腑、四肢百骸的极为重要的物质。得天地之气而化生，赖天地之气以运行。血液的颜色、质量和数量有一定的常度，血液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人体的许多生理和病理变化。刺血、放血、补血是壮医治疗多种疾病的常用方法。查验血液颜色变化及粘稠度变化，是一些老壮医对疾病预后的重要依据。
壮医对气(壮语称为“嘘”)极为重视。这里主要指人体之气。气为阳，血为阴。气是动力，是功能，是人体生命活动力的表现。气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可以感觉得到：活人气息，一呼一吸，进出的都是气。壮医判断一个病人是否已经死亡，主要依据三条：①“巧坞”(即头脑)是否还清醒。人死了“巧坞”就停止活动，再不会清醒和思考了。②“咪心头”(即心脏)是否还在跳动。人死了“咪心头”就会停止跳动。③鼻孔还有否呼吸，即有无进出气。人死了呼吸就会停止，自然不会有气进出了。可见有气无气，是生与死的界限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体生命以气为原，以气为要，以气为用，有了疾病则以气为治。气是壮医临床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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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三气同步理论主要是通过人体内的谷道、水道和气道及其相关的枢纽脏腑的制化协调作用来实现的。壮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知道五谷禀天地之气以生长，赖天地之气以收藏，得天地之气以滋养人体。其进入人体得以消化吸收之通道称之为“谷道”(壮语称为“条根埃”)，主要是指食道和胃肠。其化生的枢纽脏腑为肝、胆、胰。水为生命之源，人体有水道进水出水，与大自然发生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水道与谷道同源而分流，在吸取水谷精微营养物质后，谷道排出粪便，水道主要排出汗、尿。水道的调节枢纽为肾与膀胱。气道是人体与大自然之气相互交换的通道，进出于口鼻，其交换枢纽脏腑为肺。三道畅通，调节有度，人体之气就能与天地之气保持同步协调平衡，即健康状态。三道阻塞或调节失度，则三气不能同步而疾病丛生。
龙路与火路是壮医对人体内虽未直接与大自然相通，但却是维持人体生机和反映疾病动态的两条极为重要的内封闭通路的命名。科研人员从对广西大新县著名女壮医陆爱莲等人的调查访问中，了解到这一带的壮族民间医生大都推崇这一传统理论。壮族传统认为龙是制水的，龙路在人体内即是血液的通道(故有些壮医又称为血脉、龙脉)，其功能主要是为内脏骨肉输送营养。龙路有干线，有网络，遍布全身，循环往来，其中枢在心脏。火为触发之物，其性迅速(“火速”之谓)，感之灼热。壮医认为火路在人体内为传感之道，用现代语言来说也可称“信息通道”。其中枢在“巧坞”。火路同龙路一样，有干线及网络，遍布全身，使正常人体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感受外界的各种信息和刺激，并经中枢“巧坞”的处理，迅速作出反应，以此来适应外界的各种变化，实现“三气同步”的生理平衡。火路阻断，则人体失去对外界信息的反应、适应能力，导致疾病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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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对脾脏生理功能认识较晚。因长期弄不清楚其功能作用，好象是多余的被遗忘的器官，故而壮语称之为“咪隆”(意为“被遗忘的器官”)或“咪蒙隆”(意译为“不知其作用的器官”)。后来大约在屠宰禽畜及解剖中，一再发现脾脏内藏血较多，加之人生气时叫“发脾气”，慢慢领悟到，脾脏可能是一个人气血的贮藏调节库。
壮医认为人体的生殖繁殖机能，也是由天地阴阳之气交感而形成的。男精为阳精，女精为阴精；男精产生于“咪麻”(即睾丸)，女精产生于“花肠”。人体顺应着生长壮老死的自然规律，到一定年龄就会具有产生繁衍后代的“精”的能力。两精相搏，形成胚胎，然后在胞宫内发育成人。人生易老天难老，但天地授予人以繁衍后代的能力，故人类能与天地并存并保持“三气同步”。
壮医将人的精神活动、语言及思考能力，归结为“巧坞”的功能。故凡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治疗上都要着眼于调整“巧坞”的机能。“巧坞”为上部天，位高权重，全身骨肉气血，内脏器官都要接受“巧坞”的指挥，是名符其实的人体总指挥部。“巧坞乱”或“巧坞坏”就会指挥失灵。失误而导致其他脏腑功能失调，使三气不能同步而引发全身性的疾病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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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虚致百病——壮医的病因病机论
壮族地区位于亚热带，山林茂盛，气候湿热，动植物腐败产生瘴毒，野生有毒的动植物和其他毒物尤多，举凡毒草、毒树、毒虫、毒蛇、毒水、毒矿等等。无怪乎唐·陈藏器《本草拾遗》称“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无数中毒致病甚至死亡的实例和教训，使壮族先民们对毒有着特别直接和深刻的感受，并总结了丰富多采的解救治疗方法。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壮医认识和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在百种以上。邪毒、毒物进入人体后，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对毒的抵抗力和自身解毒功能的强弱，亦即取决人体内正气的强弱。中毒后邪毒阻滞通道或损耗正气至虚极衰竭，都会导致死亡。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岭南俚人(壮族先民)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也记载了岭南俚人防治沙虱毒、瘴毒和箭毒、蛇毒的经验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苏敬《新修本草》收载了两种壮族地区著名的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这些记载都可佐证壮族先民对因毒致病及其治疗解救方法的高度重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有可能提高到一定程度的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壮医的病因论——毒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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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认为，所谓毒，是以对人体是否构成伤害以及伤害致病的程度为依据标志的。有的毒性猛烈，有的则是缓慢起毒性作用；有的为有形之毒，有的为无形之毒；有的损伤皮肉，有的则伤害脏腑和体内重要通道。毒之所以致病，一是因为毒性本身与人体正气势不两立，正气可以祛邪毒，邪毒也可损伤正气，两者争斗，正不胜邪，则影响三气同步而致病；二是某些邪毒在人体内阻滞“三道”、“两路”，使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因各种毒的性质不同，侵犯的主要部位有别，作用的机制各异，以及人体对毒的抗争程度不同，在临床上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典型症状和体证，成为壮医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虚即正气虚，或气血虚，虚既是致病的原因，同时也是病态的反映。作为致病的两大因素之一，虚本身可以表现出软弱无力、神色疲劳、形体消瘦、声低息微等临床症状甚至衰竭死亡。而且因为虚，体内的运化能力和防卫能力相应减弱，特别容易招致外界邪毒的侵袭，出现毒虚并存的复杂临床症状。虚的原因，壮医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先天禀赋不足，父母羸弱，孕期营养不良或早产等；二是后天过度劳作，或与邪毒抗争气血消耗过度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或人体本身运化失常，摄入不足而致虚，总之，毒和虚使人体失去常度而表现为病态。如果这种病态得到适当的治疗，或人体自我防卫、自我修复能力能够战胜邪毒，则人体常度逐步恢复而疾病趋于好转痊愈。否则终因三气不能同步，导致人体气脱、气竭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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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眼睛能洞察和反映疾病——壮医的重要诊断特色
壮族称眼睛为“勒答”。壮医对眼睛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天地赋予人体的窗口，是光明的使者，是天地人三气的精华所在。人体脏腑之精上注于目，所以眼睛能包含一切、洞察一切，也能反映百病。眼睛长在“巧坞”上，直接受“巧坞”指挥，因此在疾病诊断上，把目诊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目诊可以确诊疾病，可以推测预后，可以确定死亡。人体内的脏腑气血，“三道”、“两路”、“巧坞”功能等，都可以通过目诊而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
壮医目诊的要义是：医者的眼睛可以洞察百病，患者眼睛可以反映百病。两者配合，就可以诊断疾病。老一辈壮医主要是通过肉眼观察患者眼睛的神采色泽、灵活度、干涩、视力、脉络等诊断疾病。至后代有总结发展和提高，并受牛、马等兽医目诊的启发，形成了现在的一套比较规范的壮医目诊法。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壮医目诊专家黄老五副主任医师，在继承前辈目诊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并借助现代放大镜技术，把壮医目诊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四倍放大镜下，他可以通过观察眼睛巩膜的色泽、形态以及眼睛上脉络的细微变化，来判断疾病的病位，辨别疾病的病因病性并作出预后诊断。初步的整理研究观察表明：人体不同器官、不同组织、不同部位的病变，都可以在眼白膜(巩膜)上有特定的讯号反映区；同一器官、组织的不同疾病，在反映区上可有不同的异变讯号。还可据以判断疾病的新旧轻重。他把目诊的规律概括为：着色深浅判新久，弯曲频率别轻重，脉络混浊有湿毒，脉络散乱为风毒，脉络近瞳属于火，脉络靠边属于寒，黑斑瘀来蓝斑虫，目诊仔细辨分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已将壮医目诊列为重点科研课题，下达给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壮医第一临床研究室，以期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壮医目诊的原理并进一步提高诊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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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重视目诊，但并不排斥其他多种诊断方法。如问诊、闻诊、脉诊，甲诊、指诊、腹诊等，都具有一定的特色。特别是问诊主诉，是症状诊断的主要依据。那些造诣较深的老壮医，往往掌握多种诊断手段和方法，在临床上合参运用，得心应手。壮医基于天地人三气同步和人体也是小天地的认识，对人体与外界相通的一些器官，如眼、耳、鼻、口、舌等，认为又可作为人体各部分的缩影或反映，在疾病诊断上具有特殊的定性定位和预后价值。验之临床，往往也颇为准确，、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壮医对“三道”排泄物(尿、粪、泪、涕、呕吐物等)的观察也比较重视和认真，以其颜色、形态、气味、数量的异常变化，作为临床诊断的重要参考。
五、调气解毒补虚——壮医的治疗原则
壮医的这一治疗原则，是根据壮医对人体生理病理和病因病机的认识而提出来的，并有效地指导实践。调气，即通过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多用针灸、刺血、拔罐、引舞、气功等非药物疗法)，调节。激发和通畅人体之气，使之正常运行，与天地之气保持三同步。气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疼痛以及其他一些功能障碍性疾病，一般通过针灸、刺血、拔罐或药物调气即可恢复正常。毒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红肿痛热。溃烂、肿瘤、疮疖、黄疸、血液病等急性炎症及器官组织器质性病变以及同时出现的功能改变。解毒主要通过药物的作用来达到治疗目的。有些毒在人体内可以化解，有些则需要通过“三道”来清除，毒去则正安，气复而痊愈。以虚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多见于慢性病、老年病或邪毒祛除之后的恢复期内，治疗上以补虚为首务。壮医重视食疗和动物药，认为这在补虚方面尤其适用。因人为灵物，同气相求，以血肉有情之动物药来补虚最为有效。人应顺其自然，通过食疗来补虚最为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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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上述治疗原则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武鸣县西周古墓出土两枚医用青铜浅刺针，说明早在二千多年前，壮族先民就知道制作工艺水平很高的金属微针，作为调气治疗的主要医疗工具。1976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发掘贵县(壮族聚居地)罗泊弯一号汉墓，所得标本M1：248出土时内盛植物叶，经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为铁冬青，是流行于南宁的王老吉凉茶原料之一，同时是壮医极为常用的清热解毒药。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知识比较丰富，也佐证了壮医解毒治疗原则的形成是有实践依据的。食疗在壮族地区不仅壮医熟谙其法，而且几乎老幼皆知。一些山珍野味，因生长于大自然和深山老林，得天地日月纯正之气最多，壮医认为其补力更胜一筹。对动物药的长期应用，壮医形成了一些颇带规律性的经验：如虫类药祛风止痛镇惊；鱼鳞之品化瘀通络，软坚散结；介甲之属滋阴潜阳，安神定魄；飞禽走兽滋养气血，燮理阴阳等。血肉有情之品气血双补，且多为美味食物，虚人常服自然有益，盛者宜少食，更不可过量，过量或腐臭则成毒之害。
六、壮医对病症名称的认识以及辨证辨病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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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搜集到的壮医病症名称达数百种之多。其中不少病症名称具有浓厚的岭南地方民族特色。概括起来主要的痧、瘴、蛊、毒、风、湿6大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为岭南致病因素是一种“恶气”，亦称毒气。乃由于岭南阳气多宣泄，冬不闭藏，致草水泉皆禀此“恶气”，“日受其毒，发而为病’’。因此临床上以毒命名的病名最为普遍。如痧毒、瘴毒、湿毒、风毒、蛊毒、寒毒、热毒、无名肿毒等等。大类下面又可分为许多更为具体的甚至十分形象的病症名称。如痧毒分为热痧、寒痧、蚂蝗痧、漂蛇痧、红毛痧、闷痧等；瘴毒分为青草瘴、黄茅瘴、冷瘴、热瘴、哑瘴、烟瘴、岚瘴、毒气瘴等；蛊毒又分为虫蛊、食蛊、水蛊、气蛊等。风毒包括的疾病更为广泛，有36种风和72种风之分。从马山县搜集壮医手抄本《此风三十六样烧图》就列举了冲风、肚痛风、急惊风、呕迷风、撒手风、鲫鱼风、马蹄风、慢惊风、天吊风、看地风、挽弓风、蛇风、夜啼风、鸟宿风、鹭鹚风、马王痧风、疳风、上吐下泻风等。
毒病的命名，除了以上所述外，有些是根据毒气所依附的具体事物命名的，如蛇毒、药石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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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从长期临床实践中认识到，虽然许多病都会有些共同的症状，但每一种病都有一二特征性的临床表现，成为与其他病进行鉴别诊断的依据。这种特征性表现，在临床上相对固有而比较典型，并能在其他患者身上重复出现，是为主症。一般来说，主症与邪毒性质、病机病位有密切关系。每一种病，都有主症和兼症，从辨症而达到辨病，是对壮医临床医生的基本诊断要求。
壮医也有“证”的概念。但认为只有两种，“证”——即阴证和阳证，或更具体地分为阴盛阳衰证和阳盛阴衰证。阴盛阳盛证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证是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全身状况的综合反映。每一种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患者身体都可能表现为阴证或者阳证，或经治疗后由阴证转为阳证，由阳证转为阴证。这是由于人体内的邪正斗争状态在不同的患者身上，在同一疾病的不同阶段有所差别的转变所致。
壮医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辨病为主。辨病，是决定治疗原则和选方用药的主要依据；辨证，则是处方用药的重要参考。但从证的变化可以预测疾病的转归。由阴为阳、多为疾病逐渐好转的征象；由阳转阴，则提示疾病趋重和恶化，甚至预后不良。隆安县老壮医潘振香诊治体内癌瘤病，主要是从面部望诊中得知疾病由阴转阳或由阳转阴，以为预后的依据。因为壮医以辨病为主，所以多主张专病专药，就是证变化了，也不一定立即变更治疗原则和原来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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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宁、柳州地区的十几位经验较为丰富的壮医的实地调查表明，壮医看病，亦即辨症、辨病、辨证以及决定治疗原则和处方用药，是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的。以内科疾病为例：①首先从病人主诉和医生问诊所得资料来确定主要症状和典型症状，在此基础上判断属虚或者属邪毒致病。如属邪毒致病，则应进一步判明邪毒的种类和性质，作出病名和病性的诊断；②从目诊(含望诊)、闻诊、甲诊、腹诊、指诊、脉诊所得资料的分析中，对疾病作出病机和定位的诊断；③综观患者的全身状况，辨阴证阳证，对疾病作出轻重预后诊断；④在上述诊断的基础上，决定治疗原则和选定主要方药，以及辅助方药；⑤根据邪毒性质和病机病位，嘱以饮食宜忌和护理注意事项。
七、壮医对针灸及药物治疗作用的认识
壮医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针灸、刺血、拔罐，刮痧等这一类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外治的方法，在人体龙路、火路的某些体表气聚部位(即穴位)施以调气治疗，调整和畅通人体气血，增强人体抗病能力，加速邪毒化解或排出体外，使三气复归同步而达到治疗目的。著名壮医药线点灸专家龙玉乾指出：“疾病并非无中生，乃系气血不均衡”，认为药线点灸的治疗机理就在于调整、调节、调动人体气血，使之趋于均衡，则疾病自然向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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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具有丰富的药物治病的经验，认为药物的治疗作用，在于以其性味之偏，来纠正人体病态下的阴阳偏胜和三气不同步状态。药有动物、植物和矿物。以功用区分有毒药和解毒药、治瘴气药、治跌打损伤药、清热药、补益药、治痧症药、祛风湿药、杀虫药等。总而言之，可分为解毒和补虚两大类。以毒药的解毒药来说，壮医是基于一个极其朴实的真理：有什么样的邪毒致病，必然有相应的解毒药治病。所谓一物降一物。而且毒药本身，在一定的量内，还是具有重要治疗作用的良药，所谓以毒攻毒。正如曾经考察过岭南瘴区的明代医家张景岳所说：“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药，是以气味之有偏也……所以去人之邪气。”
壮族地区草树繁茂，四季长青，使壮医形成了喜欢使用生药的习惯，并提供了使用新鲜药物的环境和条件。临床实践表明：有不少新鲜药物，效果优于干品和炮制品。特别是治疗毒蛇咬伤的草药，一般都是以鲜用为佳。在壮乡广西靖西县，每年端午节都自发举行规模盛大的药市，上市的生草药达数百种之多，赶药市者上万人。可以说这是交流药材知识和防治经验的良好机会，也是壮族人民崇尚医药的体现。不少民间壮医，从生草药的形态性味，就能大抵推测出其功能作用。并将这些用药经验编成歌诀，便于吟诵和传授。如：藤木通心定祛风，对枝对叶可除红；枝叶有刺能消肿，叶里藏浆拔毒功；辛香定痛驱寒湿，甘味滋补虚弱用；圆梗白花寒性药，热药梗方花色红；根黄清热退黄用，节大跌打驳骨雄；苦能解毒兼清热，咸寒降下把坚攻；味淡多为利水药，酸涩收敛涤污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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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壮医理论体系的学术评估
我国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民族医药都有自己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以前壮族没有本民族的规范化的通行文字(只有流行不广的方块壮字)。因此，壮医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虽然已经逐步被学术界所承认，但壮医能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则是值得探讨的事情。学者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和探讨，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标准，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和结论。
首先，壮医药理论所涉及到的有关文字资料，是根据大量的地方志、博物志以及有关的汉族中医药文献记载中搜集整理出来的。这些文献记载的作者，大都作为文人流官在岭南壮乡居住过，对当地风土民情比较了解，因而具有较大的可信性。其次是，通过10多年的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和访问，证实在许多民间壮医中，确实掌握了一定的解剖生理病理知识以及疾病诊疗理论，并用以指导临床。就个人而言，他们各个人掌握的理论是比较局限的，但是把许多壮医的诊疗理论集中起来，就已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能反过来全面指导壮医的临床实践。第三，壮医的这些理论，在此之前业已得到部分的整理和认同，如壮医天地人三气同步的理论。第四，壮医的这个理论体系属于朴素的、宏观的理论，是对大自然和人体生理病理进行长期宏观观察的结果，而不是现代实验研究的结果，它的形成，不受现代实验的条件和环境所制约和影响。第五、壮族虽然在1949年以前没有本民族的规范化通行文字，但有本民族的语言，可以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授、加上长期反复的临床实践，使壮医的丰富经验有可能上升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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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壮医理论体系具备了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是壮医实践经验在认识论上的飞跃。它不是某一个壮医的个人创造，而是无数壮医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升华，初步形成体系并有效地指导着壮医的临床实践，而且具有一定的地方民族特色。这是壮医理论的生命力所在。随着壮医临床的继续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壮医理论将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提高。古老的壮医，必将从理论到临床，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我国和世界传统医学之林!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壮医药不但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许多独特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以诊断来说，除了前述的较为重视的目诊之外，还有望诊、问诊、按诊、脉诊、舌诊、腹诊、闻诊、甲诊等多种方法；治疗方法则更为丰富多采，除了数以万计的验方、秘方、单方之外，还有许多简便廉验的治疗技术和预防方法，如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壮医药物竹筒拔罐疗法、壮医针挑疗法，等等。这些诊疗方法以其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蔚为奇观，不仅为本民族的健康繁衍作出贡献，而且吸引着海内外的许多患者前来就诊。
摘自中国中医药网, http://www.100md.com
一、阴阳为本，三气同步——壮医的天人自然观
壮族聚居和分布地区处于亚热带，虽然平均气温较高，但四季仍较分明。日月穿梭，昼夜更替，寒暑消长，冬去春来，使壮族先民很早就产生了阴阳的概念。加上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阴阳概念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就更为广泛，自然也被壮医作为解释大自然和人体生理病理之间种种复杂关系的说理工具。《广西通志·卷十六》(明)称：壮族民间“笃信阴阳”。著名壮医罗家安在所著《痧症针方图解》一书中，就明确以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盛阳盛对各种痧症进行分类，作为辨证的总纲。总之，壮医认为大自然的各种变化，都是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平衡、阴阳转化的反映和结果。阴盛阳盛的说法较为特殊，其形成是否与壮医地区气温既偏高，同时雨量也充沛的自然现象以及某些痧症的特殊症状表现有关，有待深入探讨。壮医有时也引进中医五行学说作为说明工具，但大抵停留在事物属性上，很少涉及到五行五克传变之类。因此总的来说，五行学说毕竟没有成为壮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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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关于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学说，是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名老壮医蕈保霖先生在“壮医学术体系综论”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对河池、柳州、南宁、百色地区(均为壮族聚居地区)民间壮医的实地调查中，也证实确有此说。天地人三气同步，是根据壮语“人不得逆天地”或“人必须顺天地”意译过来的。其主要内涵为：①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为万物之灵。②人的生长壮老死生命周期，受天地之气涵养和制约，人气与天地气息息相通。③天地之气为人体造就了生存和健康的一定“常度”，但天地之气又是在不断地变化。日夜小变化，四季大变化，是为正常变化；而地震、火山、台风、洪水、陨石雨等则是异常变化，是为灾变。人作为万物之灵，对天地之气的变化有一定的主动适应能力，如天黑了会引火照明，天热了会出汗，天冷了会加衣被，洪水来临会登高躲避等。甚至妇女月事也与月亮的盈亏周期有关。对于天地气的这些变化，人如能主动适应，就。可维持生存和健康的“常度”；如不能适应，就会受到伤害并导致疾病的发生。④人体也是一个小天地，是一个有限的小宇宙单元。壮医认为，整个人体可分为三部：上部天(壮语称为“巧”)，包括外延；下部地(壮语称为“胴”)，包涵内景；中部其象人(壮语称为“廊”)。人体内三部之气也是同步运行，制约化生，才能生生不息。形体与功能相一致，大体上天气主降，地气主升，人气主和，升降适宜，中和涵养，则气血调和，阴阳平衡，脏腑自安，并能适应大宇宙的变化。⑤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共同形成了人体的适应与防卫能力，从而达到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健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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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脏腑气血骨肉，谷道水道气道，龙路火路——壮医的生理病理观
壮医认为内脏气血骨肉，构成人体的主要物质基础。位于颅内和胸腔、腹腔内相对独立的实体都称之为脏腑，没有很明确的“脏”和“腑”的区分观念。颅内容物壮语称为“坞”，含有统筹、思考和主宰精神活动的意思。如精神病出现精神症状，壮医统称为“坞乱”或“巧坞乱”，即总指挥部功能紊乱的意思。壮语称心脏为“咪心头”，有脏腑之首的意思。称肺为“咪钵”，肝为“咪叠”，胆为“咪背”，肾为“咪腰”，胰为“咪曼”，脾为“咪隆”(意译为被遗忘的器官)，胃为“咪胴”，肠为“咪虽”，膀胱为“咪小肚”，妇女胞宫为“咪花肠”。这些内脏各有自己的功能共同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没有什么表里之分。当内脏实体受损伤或者其他原因引起功能失调时，就会引起疾病。由于壮医没有五行配五脏的理论，因此认为脏腑疾病也没有什么必然的生克传变模式。
骨(壮语称为“夺”)和肉(壮语称为“诺”)构成人体的框架和形态，并保护人体内的脏器在一般情况下不受伤害。骨肉还是人体的运动器官。而且人体内的谷道水道气道以及龙路火路，都往返运行于骨肉之中。骨肉损伤，可导致上述通道受阻而引发其他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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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认为，血液(壮语称为“勒”)是营养全身骨肉脏腑、四肢百骸的极为重要的物质。得天地之气而化生，赖天地之气以运行。血液的颜色、质量和数量有一定的常度，血液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人体的许多生理和病理变化。刺血、放血、补血是壮医治疗多种疾病的常用方法。查验血液颜色变化及粘稠度变化，是一些老壮医对疾病预后的重要依据。
壮医对气(壮语称为“嘘”)极为重视。这里主要指人体之气。气为阳，血为阴。气是动力，是功能，是人体生命活动力的表现。气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可以感觉得到：活人气息，一呼一吸，进出的都是气。壮医判断一个病人是否已经死亡，主要依据三条：①“巧坞”(即头脑)是否还清醒。人死了“巧坞”就停止活动，再不会清醒和思考了。②“咪心头”(即心脏)是否还在跳动。人死了“咪心头”就会停止跳动。③鼻孔还有否呼吸，即有无进出气。人死了呼吸就会停止，自然不会有气进出了。可见有气无气，是生与死的界限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体生命以气为原，以气为要，以气为用，有了疾病则以气为治。气是壮医临床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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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三气同步理论主要是通过人体内的谷道、水道和气道及其相关的枢纽脏腑的制化协调作用来实现的。壮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知道五谷禀天地之气以生长，赖天地之气以收藏，得天地之气以滋养人体。其进入人体得以消化吸收之通道称之为“谷道”(壮语称为“条根埃”)，主要是指食道和胃肠。其化生的枢纽脏腑为肝、胆、胰。水为生命之源，人体有水道进水出水，与大自然发生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水道与谷道同源而分流，在吸取水谷精微营养物质后，谷道排出粪便，水道主要排出汗、尿。水道的调节枢纽为肾与膀胱。气道是人体与大自然之气相互交换的通道，进出于口鼻，其交换枢纽脏腑为肺。三道畅通，调节有度，人体之气就能与天地之气保持同步协调平衡，即健康状态。三道阻塞或调节失度，则三气不能同步而疾病丛生。
龙路与火路是壮医对人体内虽未直接与大自然相通，但却是维持人体生机和反映疾病动态的两条极为重要的内封闭通路的命名。科研人员从对广西大新县著名女壮医陆爱莲等人的调查访问中，了解到这一带的壮族民间医生大都推崇这一传统理论。壮族传统认为龙是制水的，龙路在人体内即是血液的通道(故有些壮医又称为血脉、龙脉)，其功能主要是为内脏骨肉输送营养。龙路有干线，有网络，遍布全身，循环往来，其中枢在心脏。火为触发之物，其性迅速(“火速”之谓)，感之灼热。壮医认为火路在人体内为传感之道，用现代语言来说也可称“信息通道”。其中枢在“巧坞”。火路同龙路一样，有干线及网络，遍布全身，使正常人体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感受外界的各种信息和刺激，并经中枢“巧坞”的处理，迅速作出反应，以此来适应外界的各种变化，实现“三气同步”的生理平衡。火路阻断，则人体失去对外界信息的反应、适应能力，导致疾病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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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对脾脏生理功能认识较晚。因长期弄不清楚其功能作用，好象是多余的被遗忘的器官，故而壮语称之为“咪隆”(意为“被遗忘的器官”)或“咪蒙隆”(意译为“不知其作用的器官”)。后来大约在屠宰禽畜及解剖中，一再发现脾脏内藏血较多，加之人生气时叫“发脾气”，慢慢领悟到，脾脏可能是一个人气血的贮藏调节库。
壮医认为人体的生殖繁殖机能，也是由天地阴阳之气交感而形成的。男精为阳精，女精为阴精；男精产生于“咪麻”(即睾丸)，女精产生于“花肠”。人体顺应着生长壮老死的自然规律，到一定年龄就会具有产生繁衍后代的“精”的能力。两精相搏，形成胚胎，然后在胞宫内发育成人。人生易老天难老，但天地授予人以繁衍后代的能力，故人类能与天地并存并保持“三气同步”。
壮医将人的精神活动、语言及思考能力，归结为“巧坞”的功能。故凡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治疗上都要着眼于调整“巧坞”的机能。“巧坞”为上部天，位高权重，全身骨肉气血，内脏器官都要接受“巧坞”的指挥，是名符其实的人体总指挥部。“巧坞乱”或“巧坞坏”就会指挥失灵。失误而导致其他脏腑功能失调，使三气不能同步而引发全身性的疾病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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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虚致百病——壮医的病因病机论
壮族地区位于亚热带，山林茂盛，气候湿热，动植物腐败产生瘴毒，野生有毒的动植物和其他毒物尤多，举凡毒草、毒树、毒虫、毒蛇、毒水、毒矿等等。无怪乎唐·陈藏器《本草拾遗》称“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无数中毒致病甚至死亡的实例和教训，使壮族先民们对毒有着特别直接和深刻的感受，并总结了丰富多采的解救治疗方法。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壮医认识和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在百种以上。邪毒、毒物进入人体后，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对毒的抵抗力和自身解毒功能的强弱，亦即取决人体内正气的强弱。中毒后邪毒阻滞通道或损耗正气至虚极衰竭，都会导致死亡。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岭南俚人(壮族先民)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也记载了岭南俚人防治沙虱毒、瘴毒和箭毒、蛇毒的经验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苏敬《新修本草》收载了两种壮族地区著名的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这些记载都可佐证壮族先民对因毒致病及其治疗解救方法的高度重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有可能提高到一定程度的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壮医的病因论——毒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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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认为，所谓毒，是以对人体是否构成伤害以及伤害致病的程度为依据标志的。有的毒性猛烈，有的则是缓慢起毒性作用；有的为有形之毒，有的为无形之毒；有的损伤皮肉，有的则伤害脏腑和体内重要通道。毒之所以致病，一是因为毒性本身与人体正气势不两立，正气可以祛邪毒，邪毒也可损伤正气，两者争斗，正不胜邪，则影响三气同步而致病；二是某些邪毒在人体内阻滞“三道”、“两路”，使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因各种毒的性质不同，侵犯的主要部位有别，作用的机制各异，以及人体对毒的抗争程度不同，在临床上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典型症状和体证，成为壮医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虚即正气虚，或气血虚，虚既是致病的原因，同时也是病态的反映。作为致病的两大因素之一，虚本身可以表现出软弱无力、神色疲劳、形体消瘦、声低息微等临床症状甚至衰竭死亡。而且因为虚，体内的运化能力和防卫能力相应减弱，特别容易招致外界邪毒的侵袭，出现毒虚并存的复杂临床症状。虚的原因，壮医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先天禀赋不足，父母羸弱，孕期营养不良或早产等；二是后天过度劳作，或与邪毒抗争气血消耗过度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或人体本身运化失常，摄入不足而致虚，总之，毒和虚使人体失去常度而表现为病态。如果这种病态得到适当的治疗，或人体自我防卫、自我修复能力能够战胜邪毒，则人体常度逐步恢复而疾病趋于好转痊愈。否则终因三气不能同步，导致人体气脱、气竭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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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眼睛能洞察和反映疾病——壮医的重要诊断特色
壮族称眼睛为“勒答”。壮医对眼睛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天地赋予人体的窗口，是光明的使者，是天地人三气的精华所在。人体脏腑之精上注于目，所以眼睛能包含一切、洞察一切，也能反映百病。眼睛长在“巧坞”上，直接受“巧坞”指挥，因此在疾病诊断上，把目诊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目诊可以确诊疾病，可以推测预后，可以确定死亡。人体内的脏腑气血，“三道”、“两路”、“巧坞”功能等，都可以通过目诊而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
壮医目诊的要义是：医者的眼睛可以洞察百病，患者眼睛可以反映百病。两者配合，就可以诊断疾病。老一辈壮医主要是通过肉眼观察患者眼睛的神采色泽、灵活度、干涩、视力、脉络等诊断疾病。至后代有总结发展和提高，并受牛、马等兽医目诊的启发，形成了现在的一套比较规范的壮医目诊法。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壮医目诊专家黄老五副主任医师，在继承前辈目诊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并借助现代放大镜技术，把壮医目诊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四倍放大镜下，他可以通过观察眼睛巩膜的色泽、形态以及眼睛上脉络的细微变化，来判断疾病的病位，辨别疾病的病因病性并作出预后诊断。初步的整理研究观察表明：人体不同器官、不同组织、不同部位的病变，都可以在眼白膜(巩膜)上有特定的讯号反映区；同一器官、组织的不同疾病，在反映区上可有不同的异变讯号。还可据以判断疾病的新旧轻重。他把目诊的规律概括为：着色深浅判新久，弯曲频率别轻重，脉络混浊有湿毒，脉络散乱为风毒，脉络近瞳属于火，脉络靠边属于寒，黑斑瘀来蓝斑虫，目诊仔细辨分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已将壮医目诊列为重点科研课题，下达给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壮医第一临床研究室，以期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壮医目诊的原理并进一步提高诊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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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重视目诊，但并不排斥其他多种诊断方法。如问诊、闻诊、脉诊，甲诊、指诊、腹诊等，都具有一定的特色。特别是问诊主诉，是症状诊断的主要依据。那些造诣较深的老壮医，往往掌握多种诊断手段和方法，在临床上合参运用，得心应手。壮医基于天地人三气同步和人体也是小天地的认识，对人体与外界相通的一些器官，如眼、耳、鼻、口、舌等，认为又可作为人体各部分的缩影或反映，在疾病诊断上具有特殊的定性定位和预后价值。验之临床，往往也颇为准确，、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壮医对“三道”排泄物(尿、粪、泪、涕、呕吐物等)的观察也比较重视和认真，以其颜色、形态、气味、数量的异常变化，作为临床诊断的重要参考。
五、调气解毒补虚——壮医的治疗原则
壮医的这一治疗原则，是根据壮医对人体生理病理和病因病机的认识而提出来的，并有效地指导实践。调气，即通过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多用针灸、刺血、拔罐、引舞、气功等非药物疗法)，调节。激发和通畅人体之气，使之正常运行，与天地之气保持三同步。气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疼痛以及其他一些功能障碍性疾病，一般通过针灸、刺血、拔罐或药物调气即可恢复正常。毒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红肿痛热。溃烂、肿瘤、疮疖、黄疸、血液病等急性炎症及器官组织器质性病变以及同时出现的功能改变。解毒主要通过药物的作用来达到治疗目的。有些毒在人体内可以化解，有些则需要通过“三道”来清除，毒去则正安，气复而痊愈。以虚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多见于慢性病、老年病或邪毒祛除之后的恢复期内，治疗上以补虚为首务。壮医重视食疗和动物药，认为这在补虚方面尤其适用。因人为灵物，同气相求，以血肉有情之动物药来补虚最为有效。人应顺其自然，通过食疗来补虚最为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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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上述治疗原则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武鸣县西周古墓出土两枚医用青铜浅刺针，说明早在二千多年前，壮族先民就知道制作工艺水平很高的金属微针，作为调气治疗的主要医疗工具。1976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发掘贵县(壮族聚居地)罗泊弯一号汉墓，所得标本M1：248出土时内盛植物叶，经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为铁冬青，是流行于南宁的王老吉凉茶原料之一，同时是壮医极为常用的清热解毒药。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知识比较丰富，也佐证了壮医解毒治疗原则的形成是有实践依据的。食疗在壮族地区不仅壮医熟谙其法，而且几乎老幼皆知。一些山珍野味，因生长于大自然和深山老林，得天地日月纯正之气最多，壮医认为其补力更胜一筹。对动物药的长期应用，壮医形成了一些颇带规律性的经验：如虫类药祛风止痛镇惊；鱼鳞之品化瘀通络，软坚散结；介甲之属滋阴潜阳，安神定魄；飞禽走兽滋养气血，燮理阴阳等。血肉有情之品气血双补，且多为美味食物，虚人常服自然有益，盛者宜少食，更不可过量，过量或腐臭则成毒之害。
六、壮医对病症名称的认识以及辨证辨病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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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搜集到的壮医病症名称达数百种之多。其中不少病症名称具有浓厚的岭南地方民族特色。概括起来主要的痧、瘴、蛊、毒、风、湿6大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为岭南致病因素是一种“恶气”，亦称毒气。乃由于岭南阳气多宣泄，冬不闭藏，致草水泉皆禀此“恶气”，“日受其毒，发而为病’’。因此临床上以毒命名的病名最为普遍。如痧毒、瘴毒、湿毒、风毒、蛊毒、寒毒、热毒、无名肿毒等等。大类下面又可分为许多更为具体的甚至十分形象的病症名称。如痧毒分为热痧、寒痧、蚂蝗痧、漂蛇痧、红毛痧、闷痧等；瘴毒分为青草瘴、黄茅瘴、冷瘴、热瘴、哑瘴、烟瘴、岚瘴、毒气瘴等；蛊毒又分为虫蛊、食蛊、水蛊、气蛊等。风毒包括的疾病更为广泛，有36种风和72种风之分。从马山县搜集壮医手抄本《此风三十六样烧图》就列举了冲风、肚痛风、急惊风、呕迷风、撒手风、鲫鱼风、马蹄风、慢惊风、天吊风、看地风、挽弓风、蛇风、夜啼风、鸟宿风、鹭鹚风、马王痧风、疳风、上吐下泻风等。
毒病的命名，除了以上所述外，有些是根据毒气所依附的具体事物命名的，如蛇毒、药石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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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从长期临床实践中认识到，虽然许多病都会有些共同的症状，但每一种病都有一二特征性的临床表现，成为与其他病进行鉴别诊断的依据。这种特征性表现，在临床上相对固有而比较典型，并能在其他患者身上重复出现，是为主症。一般来说，主症与邪毒性质、病机病位有密切关系。每一种病，都有主症和兼症，从辨症而达到辨病，是对壮医临床医生的基本诊断要求。
壮医也有“证”的概念。但认为只有两种，“证”——即阴证和阳证，或更具体地分为阴盛阳衰证和阳盛阴衰证。阴盛阳盛证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证是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全身状况的综合反映。每一种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患者身体都可能表现为阴证或者阳证，或经治疗后由阴证转为阳证，由阳证转为阴证。这是由于人体内的邪正斗争状态在不同的患者身上，在同一疾病的不同阶段有所差别的转变所致。
壮医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辨病为主。辨病，是决定治疗原则和选方用药的主要依据；辨证，则是处方用药的重要参考。但从证的变化可以预测疾病的转归。由阴为阳、多为疾病逐渐好转的征象；由阳转阴，则提示疾病趋重和恶化，甚至预后不良。隆安县老壮医潘振香诊治体内癌瘤病，主要是从面部望诊中得知疾病由阴转阳或由阳转阴，以为预后的依据。因为壮医以辨病为主，所以多主张专病专药，就是证变化了，也不一定立即变更治疗原则和原来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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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宁、柳州地区的十几位经验较为丰富的壮医的实地调查表明，壮医看病，亦即辨症、辨病、辨证以及决定治疗原则和处方用药，是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的。以内科疾病为例：①首先从病人主诉和医生问诊所得资料来确定主要症状和典型症状，在此基础上判断属虚或者属邪毒致病。如属邪毒致病，则应进一步判明邪毒的种类和性质，作出病名和病性的诊断；②从目诊(含望诊)、闻诊、甲诊、腹诊、指诊、脉诊所得资料的分析中，对疾病作出病机和定位的诊断；③综观患者的全身状况，辨阴证阳证，对疾病作出轻重预后诊断；④在上述诊断的基础上，决定治疗原则和选定主要方药，以及辅助方药；⑤根据邪毒性质和病机病位，嘱以饮食宜忌和护理注意事项。
七、壮医对针灸及药物治疗作用的认识
壮医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针灸、刺血、拔罐，刮痧等这一类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外治的方法，在人体龙路、火路的某些体表气聚部位(即穴位)施以调气治疗，调整和畅通人体气血，增强人体抗病能力，加速邪毒化解或排出体外，使三气复归同步而达到治疗目的。著名壮医药线点灸专家龙玉乾指出：“疾病并非无中生，乃系气血不均衡”，认为药线点灸的治疗机理就在于调整、调节、调动人体气血，使之趋于均衡，则疾病自然向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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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具有丰富的药物治病的经验，认为药物的治疗作用，在于以其性味之偏，来纠正人体病态下的阴阳偏胜和三气不同步状态。药有动物、植物和矿物。以功用区分有毒药和解毒药、治瘴气药、治跌打损伤药、清热药、补益药、治痧症药、祛风湿药、杀虫药等。总而言之，可分为解毒和补虚两大类。以毒药的解毒药来说，壮医是基于一个极其朴实的真理：有什么样的邪毒致病，必然有相应的解毒药治病。所谓一物降一物。而且毒药本身，在一定的量内，还是具有重要治疗作用的良药，所谓以毒攻毒。正如曾经考察过岭南瘴区的明代医家张景岳所说：“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药，是以气味之有偏也……所以去人之邪气。”
壮族地区草树繁茂，四季长青，使壮医形成了喜欢使用生药的习惯，并提供了使用新鲜药物的环境和条件。临床实践表明：有不少新鲜药物，效果优于干品和炮制品。特别是治疗毒蛇咬伤的草药，一般都是以鲜用为佳。在壮乡广西靖西县，每年端午节都自发举行规模盛大的药市，上市的生草药达数百种之多，赶药市者上万人。可以说这是交流药材知识和防治经验的良好机会，也是壮族人民崇尚医药的体现。不少民间壮医，从生草药的形态性味，就能大抵推测出其功能作用。并将这些用药经验编成歌诀，便于吟诵和传授。如：藤木通心定祛风，对枝对叶可除红；枝叶有刺能消肿，叶里藏浆拔毒功；辛香定痛驱寒湿，甘味滋补虚弱用；圆梗白花寒性药，热药梗方花色红；根黄清热退黄用，节大跌打驳骨雄；苦能解毒兼清热，咸寒降下把坚攻；味淡多为利水药，酸涩收敛涤污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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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壮医理论体系的学术评估
我国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民族医药都有自己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以前壮族没有本民族的规范化的通行文字(只有流行不广的方块壮字)。因此，壮医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虽然已经逐步被学术界所承认，但壮医能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则是值得探讨的事情。学者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和探讨，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标准，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和结论。
首先，壮医药理论所涉及到的有关文字资料，是根据大量的地方志、博物志以及有关的汉族中医药文献记载中搜集整理出来的。这些文献记载的作者，大都作为文人流官在岭南壮乡居住过，对当地风土民情比较了解，因而具有较大的可信性。其次是，通过10多年的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和访问，证实在许多民间壮医中，确实掌握了一定的解剖生理病理知识以及疾病诊疗理论，并用以指导临床。就个人而言，他们各个人掌握的理论是比较局限的，但是把许多壮医的诊疗理论集中起来，就已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能反过来全面指导壮医的临床实践。第三，壮医的这些理论，在此之前业已得到部分的整理和认同，如壮医天地人三气同步的理论。第四，壮医的这个理论体系属于朴素的、宏观的理论，是对大自然和人体生理病理进行长期宏观观察的结果，而不是现代实验研究的结果，它的形成，不受现代实验的条件和环境所制约和影响。第五、壮族虽然在1949年以前没有本民族的规范化通行文字，但有本民族的语言，可以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授、加上长期反复的临床实践，使壮医的丰富经验有可能上升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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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壮医理论体系具备了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是壮医实践经验在认识论上的飞跃。它不是某一个壮医的个人创造，而是无数壮医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升华，初步形成体系并有效地指导着壮医的临床实践，而且具有一定的地方民族特色。这是壮医理论的生命力所在。随着壮医临床的继续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壮医理论将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提高。古老的壮医，必将从理论到临床，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我国和世界传统医学之林!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壮医药不但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许多独特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以诊断来说，除了前述的较为重视的目诊之外，还有望诊、问诊、按诊、脉诊、舌诊、腹诊、闻诊、甲诊等多种方法；治疗方法则更为丰富多采，除了数以万计的验方、秘方、单方之外，还有许多简便廉验的治疗技术和预防方法，如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壮医药物竹筒拔罐疗法、壮医针挑疗法，等等。这些诊疗方法以其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蔚为奇观，不仅为本民族的健康繁衍作出贡献，而且吸引着海内外的许多患者前来就诊。
摘自中国中医药网,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