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赢家的对立———从两宗案件看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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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安平 韩林涛
1 王任直：胜诉
陈荣友：获赔
事件1：
2002年4月10日上午9时，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轰动全国的协和医院王任直教授被打一案作出宣判：“法院为严肃国法，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对被告人高尚依照《刑法》第234条第一款，第36条第一款及《民法通则》第119条，判决如下：1、被告人高尚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被告人高尚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任直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2654.6元。”
判决书中指出，经审查查明，2001年7月25日，被告人高尚在本市东城区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病区内，索要其父高辉建(已于当日上午去世)的核磁共振片、X光片时，因声音较大，神经外科副主任王任直从病房出来制止。被告人高尚抄起放置于护士台上的一个玻璃镜框砸向王任直，导致王任直左前臂损伤，部分功能受限，经法医鉴定为轻伤。法院认为，被告人高尚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高尚故意伤害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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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
1999年12月4日，郑州市民陈荣友之子陈一鸣因肚子疼，到郑州市儿童医院求医。当日下午3时实施阑尾切除手术。术后陈一鸣成为植物人，在医院抢救24天后，于12月29日下午死亡。医院为患儿开出7米长账单，医疗总费用15.8万。后来，冷冻在医院太平间的孩子的遗体严重腐败。患儿父亲陈荣友以“医疗侵害”、“乱收费”、“遗体腐败”将郑州儿童医院告上法庭。
郑州市儿童医院承认，陈一鸣阑尾切除手术死亡是由医院医疗过错导致的，愿意给予民事赔偿。关于“7米账单”、花费医疗费15万多元一事，郑州市儿童医院承认多收错收了医疗费，同意“一加一”退赔22.8万元。陈一鸣“遗体腐败”案件，郑州市中级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即赔偿精神抚慰金4万元，书面赔礼道歉，医院同意一并执行。目前，赔偿款项68.8万元已全部打到陈荣友的账户上。
2 医患打官司 没有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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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会不会太“累”
莫非现在真的已经进入“秋菊都要打官司”的时代？莫非所有的医疗纠纷都只有通过法庭才能得到“说法”？事事找法律，法律会不会太“累”呢？
其实，受累的何止是法律？郑州儿童医院医疗纠纷案的苦主陈荣友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他说，这个纠纷使他中断事业，改变人生方向。投入官司整整30个月，他没有时间、心情再做其他任何事情。在给孩子付出15.8万元医疗费之后，为诉讼，他又支出鉴定(2次)费、诉讼费、交通车旅费、通信通讯费、律师费等10多万元。除了“医疗事故纠纷”，后来又发生“7米账单收费纠纷”、“遗体腐败纠纷”，迫使他“三告郑州市儿童医院”。此外，还派生出“遗体腐败刑事案”、“状告变脸律师邓某某案”。“一命五案”，对于他精神的压力可想而知!根据他的“诉讼日记”统计，3年里，他往返法院、医院288次，出租车票228张15822元；购买医学、法律书籍85册1366元；记录“诉讼纪要”、“诉讼日记”、投诉材料各种文字108万字!更换了11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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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及协和医院大夫被打事件受害人王任直对判决的看法，他说：“此案还没有终审，中间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波折，等终审宣判了以后再谈吧。”
不过王任直坦言，在诉讼过程中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远远超过了被打的痛苦。他本以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得皮开肉翻、鲜血直流，事实应该是板上钉钉了。没想到在法庭上，被告竟然一概予以否认，说当初所做的承认殴打王任直的供述是被警方诱供的；说王任直是个大夫，知道如何洒淋鲜血制造气氛；说王任直已经开始给患者做开手术了，所以他的伤并不严重；说公诉人提供的给王任直做手术的伤口局部放大照片由于没有王任直的头部，所以不能认定那就是王任直的局部伤口；甚至许多媒体的报道，也被暗示为是有人组织的对被告的攻击!王任直说，事发9个月以来，自己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太沉重了!太沉重了!
3 一不要把医生看作“白狼”
二不要把患者看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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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应主导医患沟通
前不久，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326所医院进行了多项选择式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一年中326所医院医疗纠纷索赔金额总计约6000万元左右，平均每所医院是21万元。
提及索赔一事，陈荣友说，如果当初医院能够有一个认错的态度，双方坐下来“协商解决”，我可以肯定地说，不需要郑州市儿童医院赔偿68.8万元，而且一些更大程度上的伤害也不会发生!郑州市儿童医院的花费岂止这区区68.8万？郑州市儿童医院公开承认，“陈荣友告郑州市儿童医院”，医院的损失实际上超过200万元!所以说，今天看来，医患对立，没有赢家。
医患纠纷能不能找到一条“法庭之前”的妥善的解决途径呢？
我们不能不承认：任何医院和医生都不可能包治百病，疾病的治疗过程始终存在着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目前，国内外一致承认的医疗确诊率仅为70%，各种急症抢救的成功率也只在70%～80%左右。而病人对医疗效果期望过高，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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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大夫被称作“白衣天使”，其实被神化就意味着离被妖魔化不远了，因为被神化的人如果达不到大众的期许，其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就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也就是被妖魔化了。于是我们又听到大夫的另一种别称：“白狼。”
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振山指出，医患关系不是简单看病治病的问题，从法律上讲是一个涉及患者生命和人身权益的问题，是一个医生尊重患者人格权的重要问题。
美国DUKE大学医疗集团医疗风险管理主任Barbara.M.Hendrix女士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指出：病人之所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投诉，说明他们对所接受的医疗服务不满意，或者对自己所接受的医疗服务不能完全理解，我们经常发现一些误解需要澄清，而不是真正的错误。
可见，医患之间的沟通不仅为诊断所必需，也是医院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医患之间的沟通带有专业性，因此，院方应该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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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的大夫说，医患沟通最重要的是医生的态度。医生必须诚恳、平易近人。有些大夫的态度不能算作恶劣，但至少称不上好：卖弄专业术语，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不能耐心地给患者讲解。也许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治疗病人身体的伤痛，但他们的言行却很可能让病人的心灵受到创伤。有人说要把病人当作“上帝”，而这位大夫认为，应该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去关心他们，才能做到体贴入微。
4 中国：出了事故写检查
美国：发生事故找制度
医患的共同敌人是疾病
就在王任直被打案件宣判的当天，来自美国DUKE大学医疗集团医疗风险管理主任Barbara.M.Hendrix女士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医疗风险管理》的讲座。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美国人都有医疗保险，看病时自己掏的钱并不多，可是医疗纠纷在美国也是个老大难。她自己从事医疗风险管理工作已经快30年了，所在医疗集团每年要发生200多起医疗纠纷。虽然美国的法制化程度高，医疗官司的数目在美国也同样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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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医院加强医疗风险管理是减少医患纠纷的一个好办法。医疗风险管理的关键在于明确：目的在于确认事实，而不在于谴责哪一个人；重点在于发现体制上的问题和漏洞，从根本上杜绝问题。
协和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孙阳是该院建立医疗风险管理体系的牵头人，目前，协和医院的医务处下设一个医患关系办公室，有3人专门处理患者或者家属提出的各种问题，这当中有医疗纠纷，也有对医院的伙食、住房条件不满的。
在美国DUKE大学医疗集团医院里，也有一个由5名专职人员组成的医患关系管理处，这个处的职责就是专门处理患者对医院的后勤管理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个处还有7名专职律师负责处理医院里各种对簿公堂的事物，而北京协和医院遇到和法院打交道的时候，每次都是现请律师。
孙阳对协和医院准备开展的医疗风险管理的期望是能建立起一条合理的正常的解决途径，把医院、医生从纠纷中解脱出来，专心从事医学研究。
经过了解美国的风险管理理念，孙阳的感受是，我们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或者医疗事故，第一反应是马上让当事医护人员写检查；而在美国，出了事故首先做的是研究医院的管理制度是不是有不科学的地方。两者的出发点不同：一个是要追究人的责任，一个是要追究制度的问题。
Barbara.M.Hendrix女士在谈到医患关系时认为：医患之间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也不应该是永恒的矛盾，应该是伙伴关系，医患共同的敌人是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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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报道过的王任直事件和陈荣友事件的版面。,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