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患者不得入内北大艾滋讲座何其不可思议
千龙网2002年5月29日讯：25日下午，北大举办了一场“关注艾滋，珍惜生命”的讲座。500多名关注艾滋病的北大师生以及社会人士早早就坐满了报告厅。3个半小时的讲座气氛凝重而热烈。记者在讲座上听到了关于艾滋病在中国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遗憾的是，组织者事先特意从河南睢县邀请来与师生们交流的两名艾滋病感染者，却被北大校方以避免引起恐慌和骚乱而拒之校门外。作为一所一向以崇尚民主、科学著称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举动，着实让人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北大发现自己校园里有艾滋病会怎么办”
对于北大校方将艾滋病患者拒之门外这一举动，在学校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25日讲座的主讲人，长期从事艾滋病教育、研究和社会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访问学者万延海先生激动地说：“堂堂北京大学，一个充满科学、文明的地方，这种举动，简直不可思议。对于艾滋病，北大人怎么可能如此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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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企业咨询中心丁小平教授29日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看法很简单：第一，无论感染者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社会都应该给予他们关心；第二，如果北大还懂得点辩证法的话，他们应该知道，让艾滋病患者进入会让更多的人不得艾滋病。”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志光教授不解地说：“不知道(北大拒绝病人)是出于什么目的，(其实)让艾滋病患者参加这个活动是很正常的。这种做法与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精神不相符。”
而北大学生表示学校做法有悖北大精神，为失去这次同艾滋病患者面对面交谈而倍感遗憾。
北大团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学表示，这种做法有悖于北大传统精神，我们北大人怎么连艾滋病都面对不了呢？ 罗全喜同学说：“我们不能孤立艾滋病人群，这对整个社会将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指艾滋病人)一旦觉得不被社会所容纳，就会隐瞒自己的病情，与大家共同生活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会将传染扩散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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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同学认为，这还是个观念问题，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就像过去对待同性恋一样。
一个不知名的同学插话说：“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拒绝艾滋病患者进入校园，这代表的是一种态度，是学术界、知识分子对待艾滋病的一种态度。像北大这样的文化阵地应该承担起宣传艾滋病防治的历史重任。” 他认为，北大的态度会起到一种误导的坏作用。
记者到北大校办询问此事。校办一位姓胡的女士答复说，关于艾滋病讲座的事他们知道，但对于不让两位艾滋病感染者入校园的事他们不知道。
随后，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会长吴小栋打电话向记者表示，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是北京大学红十字会的一个下属分支，不让两名艾滋病感染者入校园的决定是北大红十字会领导做出的。主要是出于为在场的500多名与会师生及相关人士的安全考虑。
当记者问及该领导，是否在答复李丹、万延海时说“这种事可大可小，小则什么事没有；大则你难保学籍，我的职位也保不住”时，吴小栋只是说领导还是从安全考虑。 刘志光教授认为，这种做法不是与红十字会的宗旨自相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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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工作网络”主任、国家控制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张孔来教授也意味深长地说：“要是北大在自己校园内发现了艾滋病，他们怎么办？”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北大拒绝艾滋绝病感染者进入校园这一举动之所以倍受公众、媒体的关注，是因为它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地位和声誉让人们不能不关注它、苛求它。其实，像这样拒绝艾滋病患者进入校园的何止北大？
据关注艾滋病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的李丹介绍，他们的“爱知行动”才刚刚开始正式展开，当务之急要做的是通过巡回报告会、讲座、图片、资料展等方式宣传教育公众，以引起社会对艾滋病的关注和了解，从而参与到关爱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防治的队伍中来。
“我们的首选阵地是大学校园，原本以为面对的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层次的社会佼佼者，没想到会遭遇如此尴尬。”李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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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师范大学，校方一听说有艾滋病感染者一起来，便是严词拒绝，再无商量余地。结果只好让艾滋病感染者留在了校外。报告会也是冷冷清清，气氛黯淡，师生俨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
“吃一堑，长一智”，在南开大学，他们采取了“曲径通幽”的方式。没通过校方，而是只在南开大学的医学院举行，这样，两名艾滋病感染者才得以与医学院师生见面、交流，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师生们被中国艾滋病现状以及艾滋病患者的处境深深震撼。
人们如此惧怕和强烈排斥艾滋病患者，是因为人们对于艾滋病没有正确的认识。错误的认识自然导致错误的态度。
最近有一组对北京、上海、大连、广州所作的调查表明，人们对艾滋病已有一定的认识，但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仍持不科学、不理智的态度。有22%的人错误地认为身体外部接触或艾滋病人房间的空气也会传播艾滋病毒。正是由于许多人对艾滋病不太了解，影响了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另外有75%的人表示当确认自己身边的人感染上艾滋病就采取坚决疏远和唾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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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对艾滋病有如此强烈的偏见和歧视？张孔来教授说：“主要有三方面的根源：一是受艾滋病与卖淫嫖娼连在一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艾滋病是社会道德堕落，世风愈下的结果；二是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缺乏了解而惧怕；三是人们社会责任心弱，认为关注艾滋病患者是政府的事情，关我什么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面对歧视和偏见，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要重视，勿歧视；防病毒，勿防人。
“不要歧视艾滋病人，对艾滋病人不歧视意识的确立，就像所有文明标准的确立一样，每个人心中都要有。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出现，这是不道德的。”反歧视艾滋病患者志愿者濮存昕说。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赵春惠说：“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所做的工作，唤起全社会都能够关爱这群特殊的病人、这些群体，同时能够唤起艾滋病患者生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全社会都来认识它、预防它，共同与艾滋病作斗争。”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在接受记者反歧视的采访时言简意赅地说：“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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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死了，孩子怎么办”
记者决定去见见两位被拒于北大校门之外的艾滋病感染者，希望了解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以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和同情。其实，艾滋病感染者对人们的歧视和偏见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只是恨自己为什么染上了这个“名声不好”的病，他们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孩子。
通过“爱知行动”的倡导者李丹先生的帮助，记者与两名艾滋病感染者约好27日下午12：30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会客室见面。
12：35，记者透过会客室的玻璃门看到一个人走过来(后得知另外一位因身体原因没来)，身高约莫1.73米，年龄大抵四十来岁，步伐虽不蹒跚却明显乏力。 他推门进来，绛红的皮肤和他无助的神情，记者确信他就是记者要见的艾滋病感染者。
记者起身走向门口迎接并与这位艾滋病患者握手。他似乎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手给记者，但他已面露笑容。记者在他身边坐下，开始聊，聊他、他的家和他们村。这时他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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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河南睢县东关村的，我们很穷没有经济来源，卖血是我们那里普遍的生财之道，我们那儿十几个村，卖过血的90%的人感染上了。”他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得的这个病，只是去年发病没法干活了才去检查知道自己完了”。
“这之前，都做什么？”记者问。
“在外打工挣钱，可现在干不了，已经没有办法了，在村里，那些没有感染或者说还没有发现感染艾滋病的人，都不跟我们这种人说话。”
“你的老婆孩子？……还好吧!”记者十分谨慎地问。
“她到今天已经死了一年零8天……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姑娘18岁，儿子14岁，现在连生活都没办法，更没法上学，都在家里。”
“孩子他们没有感染吧？”
, 百拇医药 “没有。反正没发现。”他神情黯然，一副无助的样子，“我们这一代已经这样了，没办法了，我们死了就死了，可，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我现在最担心就是我的孩子。”
“人一生什么事都可能遇到，车祸、空难、疾病，月有阴晴圆缺，谁无悲欢离合？希望你能面对。你的孩子，相信政府、社会一定会关注和帮助的。”记者安慰他。
“我能把我家的地址留给你吗?”这位艾滋病感染者被记者的一席话所感动，眼睛闪现出些许希望。
“好啊。”于是记者取出记事本和笔，递给他。
他自然地伸过双手来接，突然，又收了回去，连连说：“还是你写吧，我说。”
“你写、你写。”记者很自然地意识到他是怕别人嫌弃他，不愿与他接触。
他认真地写起来。等记者接过记事本看的时候，心里不禁一阵酸楚。在他的名字下面他特别注明“孩子赵龙”。这或许是一个即将死去的艾滋病人留给我们这个社会的祈求，抑或是他留给孩子的希望。, 百拇医药
遗憾的是，组织者事先特意从河南睢县邀请来与师生们交流的两名艾滋病感染者，却被北大校方以避免引起恐慌和骚乱而拒之校门外。作为一所一向以崇尚民主、科学著称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举动，着实让人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北大发现自己校园里有艾滋病会怎么办”
对于北大校方将艾滋病患者拒之门外这一举动，在学校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25日讲座的主讲人，长期从事艾滋病教育、研究和社会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访问学者万延海先生激动地说：“堂堂北京大学，一个充满科学、文明的地方，这种举动，简直不可思议。对于艾滋病，北大人怎么可能如此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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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企业咨询中心丁小平教授29日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看法很简单：第一，无论感染者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社会都应该给予他们关心；第二，如果北大还懂得点辩证法的话，他们应该知道，让艾滋病患者进入会让更多的人不得艾滋病。”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志光教授不解地说：“不知道(北大拒绝病人)是出于什么目的，(其实)让艾滋病患者参加这个活动是很正常的。这种做法与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精神不相符。”
而北大学生表示学校做法有悖北大精神，为失去这次同艾滋病患者面对面交谈而倍感遗憾。
北大团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学表示，这种做法有悖于北大传统精神，我们北大人怎么连艾滋病都面对不了呢？ 罗全喜同学说：“我们不能孤立艾滋病人群，这对整个社会将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指艾滋病人)一旦觉得不被社会所容纳，就会隐瞒自己的病情，与大家共同生活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会将传染扩散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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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同学认为，这还是个观念问题，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就像过去对待同性恋一样。
一个不知名的同学插话说：“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拒绝艾滋病患者进入校园，这代表的是一种态度，是学术界、知识分子对待艾滋病的一种态度。像北大这样的文化阵地应该承担起宣传艾滋病防治的历史重任。” 他认为，北大的态度会起到一种误导的坏作用。
记者到北大校办询问此事。校办一位姓胡的女士答复说，关于艾滋病讲座的事他们知道，但对于不让两位艾滋病感染者入校园的事他们不知道。
随后，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会长吴小栋打电话向记者表示，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是北京大学红十字会的一个下属分支，不让两名艾滋病感染者入校园的决定是北大红十字会领导做出的。主要是出于为在场的500多名与会师生及相关人士的安全考虑。
当记者问及该领导，是否在答复李丹、万延海时说“这种事可大可小，小则什么事没有；大则你难保学籍，我的职位也保不住”时，吴小栋只是说领导还是从安全考虑。 刘志光教授认为，这种做法不是与红十字会的宗旨自相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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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北大拒绝艾滋绝病感染者进入校园这一举动之所以倍受公众、媒体的关注，是因为它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地位和声誉让人们不能不关注它、苛求它。其实，像这样拒绝艾滋病患者进入校园的何止北大？
据关注艾滋病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的李丹介绍，他们的“爱知行动”才刚刚开始正式展开，当务之急要做的是通过巡回报告会、讲座、图片、资料展等方式宣传教育公众，以引起社会对艾滋病的关注和了解，从而参与到关爱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防治的队伍中来。
“我们的首选阵地是大学校园，原本以为面对的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层次的社会佼佼者，没想到会遭遇如此尴尬。”李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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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师范大学，校方一听说有艾滋病感染者一起来，便是严词拒绝，再无商量余地。结果只好让艾滋病感染者留在了校外。报告会也是冷冷清清，气氛黯淡，师生俨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
“吃一堑，长一智”，在南开大学，他们采取了“曲径通幽”的方式。没通过校方，而是只在南开大学的医学院举行，这样，两名艾滋病感染者才得以与医学院师生见面、交流，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师生们被中国艾滋病现状以及艾滋病患者的处境深深震撼。
人们如此惧怕和强烈排斥艾滋病患者，是因为人们对于艾滋病没有正确的认识。错误的认识自然导致错误的态度。
最近有一组对北京、上海、大连、广州所作的调查表明，人们对艾滋病已有一定的认识，但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仍持不科学、不理智的态度。有22%的人错误地认为身体外部接触或艾滋病人房间的空气也会传播艾滋病毒。正是由于许多人对艾滋病不太了解，影响了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另外有75%的人表示当确认自己身边的人感染上艾滋病就采取坚决疏远和唾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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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对艾滋病有如此强烈的偏见和歧视？张孔来教授说：“主要有三方面的根源：一是受艾滋病与卖淫嫖娼连在一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艾滋病是社会道德堕落，世风愈下的结果；二是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缺乏了解而惧怕；三是人们社会责任心弱，认为关注艾滋病患者是政府的事情，关我什么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面对歧视和偏见，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要重视，勿歧视；防病毒，勿防人。
“不要歧视艾滋病人，对艾滋病人不歧视意识的确立，就像所有文明标准的确立一样，每个人心中都要有。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出现，这是不道德的。”反歧视艾滋病患者志愿者濮存昕说。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赵春惠说：“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所做的工作，唤起全社会都能够关爱这群特殊的病人、这些群体，同时能够唤起艾滋病患者生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全社会都来认识它、预防它，共同与艾滋病作斗争。”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在接受记者反歧视的采访时言简意赅地说：“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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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死了，孩子怎么办”
记者决定去见见两位被拒于北大校门之外的艾滋病感染者，希望了解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以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和同情。其实，艾滋病感染者对人们的歧视和偏见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只是恨自己为什么染上了这个“名声不好”的病，他们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孩子。
通过“爱知行动”的倡导者李丹先生的帮助，记者与两名艾滋病感染者约好27日下午12：30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会客室见面。
12：35，记者透过会客室的玻璃门看到一个人走过来(后得知另外一位因身体原因没来)，身高约莫1.73米，年龄大抵四十来岁，步伐虽不蹒跚却明显乏力。 他推门进来，绛红的皮肤和他无助的神情，记者确信他就是记者要见的艾滋病感染者。
记者起身走向门口迎接并与这位艾滋病患者握手。他似乎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手给记者，但他已面露笑容。记者在他身边坐下，开始聊，聊他、他的家和他们村。这时他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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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河南睢县东关村的，我们很穷没有经济来源，卖血是我们那里普遍的生财之道，我们那儿十几个村，卖过血的90%的人感染上了。”他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得的这个病，只是去年发病没法干活了才去检查知道自己完了”。
“这之前，都做什么？”记者问。
“在外打工挣钱，可现在干不了，已经没有办法了，在村里，那些没有感染或者说还没有发现感染艾滋病的人，都不跟我们这种人说话。”
“你的老婆孩子？……还好吧!”记者十分谨慎地问。
“她到今天已经死了一年零8天……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姑娘18岁，儿子14岁，现在连生活都没办法，更没法上学，都在家里。”
“孩子他们没有感染吧？”
, 百拇医药 “没有。反正没发现。”他神情黯然，一副无助的样子，“我们这一代已经这样了，没办法了，我们死了就死了，可，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我现在最担心就是我的孩子。”
“人一生什么事都可能遇到，车祸、空难、疾病，月有阴晴圆缺，谁无悲欢离合？希望你能面对。你的孩子，相信政府、社会一定会关注和帮助的。”记者安慰他。
“我能把我家的地址留给你吗?”这位艾滋病感染者被记者的一席话所感动，眼睛闪现出些许希望。
“好啊。”于是记者取出记事本和笔，递给他。
他自然地伸过双手来接，突然，又收了回去，连连说：“还是你写吧，我说。”
“你写、你写。”记者很自然地意识到他是怕别人嫌弃他，不愿与他接触。
他认真地写起来。等记者接过记事本看的时候，心里不禁一阵酸楚。在他的名字下面他特别注明“孩子赵龙”。这或许是一个即将死去的艾滋病人留给我们这个社会的祈求，抑或是他留给孩子的希望。,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