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与523:中国医药发展的创新模式?
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治疗疟疾的最大希望”的中国神药青蒿素多年来一直受到国际医学界的关注,它突破了6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抗疟药化学结构不含氮(原子)就无效”的传统医学观念,发现了迥异于前的新型化学结构,具有快速、高效、无抗药性、低毒副作用的特征。据业内专家称,这是我国唯一按照西药标准研发的中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研究员理查德·海恩斯教授认为:“中国的青蒿素研究者们应该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这项研究是整个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发明”。
长期以来,困扰着西方医学界的一个问题是,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原料药生产到青蒿素类抗疟药系列产品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生产等,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在研究抗疟药方面依靠先进的仪器和雄厚的资本,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却仍然没有突破性进展,而中国科学家只用了10多年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种研发的速度和效率,在发达国家也是罕见的。
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青蒿素研究者时,他们表示,要解释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523,523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防治疟疾新药项目的代号。
, http://www.100md.com
据统计,全国先后有10个省市和部队的60多个科研单位,约500余名科技人员参与了这项工作。为了加强地区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523项目组成了合成药筛选、中医中药发掘、现场防治与临床验证等专业协作组。在统一规划下,在各地区523办公室的共同协调下,全国各地523项目组研究人员“任务上分工合作、专业上取长补短、技术上互相交流、设备上互通有无”,调查民间秘方1万多个,实验室广筛中草药5000余种和化合物4万多个,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实验,在研发出了170多项医学成果的同时,终于发现了青蒿素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为此,共同承担青蒿素研究任务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广州中医学院等6家单位在1979年获得了由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发明二等奖。
据523项目领导小组的有关专家介绍,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中国的科学家群体不分彼此、互不设防、互通信息、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分工合作,充分表现出了公而忘私、“看事业重如山,视名利淡如水”的集体主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青蒿素发明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结晶。如果说,青蒿素的发明过程中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这种组织良好的大协作模式,这种协作模式集中了各个学科领域的优秀人才、打破了各个学科相互封闭、各自为战的研究模式,形成了强大的研发合力。
, 百拇医药
青蒿素研制成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而且立项也带有“政治”色彩,那么这种协作模式是否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学研究情况呢?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青蒿素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络协调负责人沈家祥教授认为:“青蒿素的研究成功充分证明,只要组织得好,我国科学家有能力创制新药,在国际上也是有竞争力的!”他强调说,目前,药物品种的创新研究和生产技术的创新研究内涵有很大不同,如果说,西方的新药研究其经典模式在50年前还依赖于盲目广筛和偶然发现的话,那么,后来陆续取得的辉煌成就就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对机体生理、病理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了,不是任何一个社会在短期内能可以建立起来的。而对这种困难,我们首先要从体制上找出路。从过去的经验看,组织全国大协作就是一个高招。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国的青蒿素研究具有国际领先水平,但目前我国生产的青蒿素类产品在15亿美元的世界抗疟药市场上占有量不到1%,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过去我国青蒿素产业的发展处于小、散、乱的状态,研发和生产的协作不复存在,没有形成规模经济,缺乏龙头企业与国外大型医药生产企业抗衡,而国外各大制药公司不惜投巨资从事青蒿素的研究,通过合资合作形式分享我国的研究技术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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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惊呼:国宝陷入危机中!协作精神需要重新回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健桥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青蒿素科技基金”。该基金旨在发展中药青蒿、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科学技术研究,使其在资源、化学、新用途和复方抗疟药等方面不断创新以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并推进青蒿素类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国际化发展,使青蒿素产品在较短时间里争回我国青蒿素在国际市场应有的地位,为中医药事业作出贡献。
著名青蒿素临床专家李国桥等专家认为,我国抗疟药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我国又是青蒿素原料的产地,没有任何理由让中国的科技成果成为西方药厂厂商的摇钱树!以科技基金模式组织和推动青蒿及青蒿素的科学研究来发展青蒿素产业,开创了“民办官助”的新模式,这一由政府指导、基金管理委员会运作、企业协办的模式在国内尚属首次。有的专家认为,这是523协作模式在形势下的延伸和发展,必将大大推动我国青蒿素产业化的进程,成为中药走向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百拇医药
长期以来,困扰着西方医学界的一个问题是,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原料药生产到青蒿素类抗疟药系列产品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生产等,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在研究抗疟药方面依靠先进的仪器和雄厚的资本,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却仍然没有突破性进展,而中国科学家只用了10多年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种研发的速度和效率,在发达国家也是罕见的。
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青蒿素研究者时,他们表示,要解释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523,523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防治疟疾新药项目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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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全国先后有10个省市和部队的60多个科研单位,约500余名科技人员参与了这项工作。为了加强地区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523项目组成了合成药筛选、中医中药发掘、现场防治与临床验证等专业协作组。在统一规划下,在各地区523办公室的共同协调下,全国各地523项目组研究人员“任务上分工合作、专业上取长补短、技术上互相交流、设备上互通有无”,调查民间秘方1万多个,实验室广筛中草药5000余种和化合物4万多个,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实验,在研发出了170多项医学成果的同时,终于发现了青蒿素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为此,共同承担青蒿素研究任务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广州中医学院等6家单位在1979年获得了由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发明二等奖。
据523项目领导小组的有关专家介绍,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中国的科学家群体不分彼此、互不设防、互通信息、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分工合作,充分表现出了公而忘私、“看事业重如山,视名利淡如水”的集体主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青蒿素发明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结晶。如果说,青蒿素的发明过程中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这种组织良好的大协作模式,这种协作模式集中了各个学科领域的优秀人才、打破了各个学科相互封闭、各自为战的研究模式,形成了强大的研发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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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研制成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而且立项也带有“政治”色彩,那么这种协作模式是否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学研究情况呢?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青蒿素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络协调负责人沈家祥教授认为:“青蒿素的研究成功充分证明,只要组织得好,我国科学家有能力创制新药,在国际上也是有竞争力的!”他强调说,目前,药物品种的创新研究和生产技术的创新研究内涵有很大不同,如果说,西方的新药研究其经典模式在50年前还依赖于盲目广筛和偶然发现的话,那么,后来陆续取得的辉煌成就就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对机体生理、病理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了,不是任何一个社会在短期内能可以建立起来的。而对这种困难,我们首先要从体制上找出路。从过去的经验看,组织全国大协作就是一个高招。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国的青蒿素研究具有国际领先水平,但目前我国生产的青蒿素类产品在15亿美元的世界抗疟药市场上占有量不到1%,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过去我国青蒿素产业的发展处于小、散、乱的状态,研发和生产的协作不复存在,没有形成规模经济,缺乏龙头企业与国外大型医药生产企业抗衡,而国外各大制药公司不惜投巨资从事青蒿素的研究,通过合资合作形式分享我国的研究技术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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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健桥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青蒿素科技基金”。该基金旨在发展中药青蒿、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科学技术研究,使其在资源、化学、新用途和复方抗疟药等方面不断创新以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并推进青蒿素类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国际化发展,使青蒿素产品在较短时间里争回我国青蒿素在国际市场应有的地位,为中医药事业作出贡献。
著名青蒿素临床专家李国桥等专家认为,我国抗疟药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我国又是青蒿素原料的产地,没有任何理由让中国的科技成果成为西方药厂厂商的摇钱树!以科技基金模式组织和推动青蒿及青蒿素的科学研究来发展青蒿素产业,开创了“民办官助”的新模式,这一由政府指导、基金管理委员会运作、企业协办的模式在国内尚属首次。有的专家认为,这是523协作模式在形势下的延伸和发展,必将大大推动我国青蒿素产业化的进程,成为中药走向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