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药:透过公开招募的阳光
试药者说:我们试的是命。不错,药物试验总有其药性的不确定性,但说“试命”,总有些过于悲壮的味道,我国的医学试验还有不少落后于人的地方,对试药的恐惧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人们宁肯生病时滥服药,也不愿从心理上接受“药物试验者”的称呼,便让人们有了一种医学知识亟须普及的呼喊。
曾经,无偿献血是人们心理的一道高坎,但今天流动献血车的成就让人已颇感欣慰。尽管在不少人眼里,无偿献血已经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我们依然对那些无偿献血者十分尊敬,尊敬他们为社会做出的努力。
同样,我们也尊敬那些志愿的试药者,因为他们同样在为全人类迈向更健康的道路而努力着。
当然,我们同样希望我们的试药机制更加完善,使试药者的付出能得到更好的回报。
本周行规 试药产生的不良后果医院负责;如果不是,则由医院提供医疗服务,但由患者自理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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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药”医院:在美国85%的肿瘤患者都在参加新药实验,但在国内碍于传统观念,即使公开试药也是藏着掖着
8月中旬,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贴出一张招聘启事,为“痛风舒”和“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两种新药招募“试药者”。通告规定,“初步符合条件的自愿试药者,医院将会对其进行免费体检,体检合格后与医院签订一份协议书,之后可得到一粒‘痛风舒’。观察期为7天,如果出现不良反应,经证实是该药所致,医院会免费为其治疗。若是其他原因所致,医院将帮助病人用药,但药费由病人自理。”虽然这并非国内医院首次公开招募“试药者”,但其中涉及的“试药”话题,还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试药人’在医疗卫生界被称为‘受试者’。”在北京某医院就职的医学博士介绍说,“一种新药在批准生产使用前,必须先完成动物、人体和临床试验。其中临床试验分四期,一期是为了观察药物的毒性和代谢过程,需在健康人身上进行;二期、三期、四期是为了观察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受试对象为病人。在发达国家,公开招募‘试药者’是一项非常普遍的事情,美国85%的肿瘤患者都在参加新药实验。而在我国,医院通常在自己的病人中挑选‘试药者’,但由于‘痛风舒’是针对急性痛风病人,除了对年龄、身体状况的限制外,还要在病发48小时之内,在未服用其他药物的情况下才能试此药。而医院符合条件的病人只有6个(按规定,‘痛风舒’必须对60个病人进行实验),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因为难找,厂家也没必要公开招募。以前人们认为试药是拿人做实验。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看法,按照规定,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件的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已证明了80%,何况,试药的过程有着一整套完善的监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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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药人:人们宁可在生病时滥服药物,也不愿在心理上接受试药者的身份
■ 医大学生:“好歹我们也算是‘业内人士’,如果连我们都不敢试的话,那还有谁敢试?”
空调、电视、沙发、单人床一应俱全。如果不是床头上安装着心电监护仪,谁也不会想到这是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的“临床试验”病房。”研究所的负责人说,“新药临床试验基地成了大学生‘创收’基地,由于一名受试者接受两次新药试验的间隔时间不能少于3个月,尝到甜头的学生自己不能再做,就带来了自己的朋友、同学。受试者起初只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现已扩展到周边的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海淀走读大学等院校。”
“每种新药上市前都要做好多试验,健康人试药的,多着呢。”小赵和小丁是某学校推拿班的两个学生,这次他们试的是某厂生产的一种磺胺类药物,整个试验过程约半个月,第一次去要一整天,每人先服了普通剂量2倍的药片。说起药片服下后的感觉,两人说:“服药二三个小时后,有点呕吐感,肠道不舒服——磺胺类药本来就会刺激胃肠道。”然后便可以看书、打球、聊天、上网,中间要不停地抽血检查血药浓度。小赵模糊地记得,头天抽血间隔时间依次为半小时、1小时、2小时、3小时;第二天是早晚各抽一次,再往后,5天一次,总共不过抽200毫升血。“医院提供的条件非常好,我们只忙着打乒乓球、看书,没顾得上多去体会。”是药总有三分毒,而他们竟如此坦然,不能不令人称奇。对此,他们几乎同时强调:“好歹我们也算是‘业内人士’,知道药物经肾排出,没什么大的危害,如果连我们都不敢试的话,那还有谁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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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试药人:依靠医学院在校学生以及行业工作人员的试药已捉襟见肘,这时一大批职业试药人应运而生
我国目前平均每天就有370种新药问世,这使得依靠医学院在校学生以及行业工作人员的试药已捉襟见肘,这时一大批职业试药人应运而生,小刘就是其中的一位。
小刘今年23岁,从事职业试药已有两个年头了,他说他干这种事有种拿生命开玩笑的意思。“去年我试验了一种治头疼的药,足足昏迷了两天,后来那种药没有获准上市。”据了解,大约有5000名职业试药人在京城各大医院穿梭,他们的报酬相对比职业卖血人高一些,但对身体健康情况要求极为严格。
■危重病人:如果你不参加试验,那么,你只是一大群病员中的一位,你也不会从医生那得到应有的重视
“很多时候,病人认为加入试验是获得高质量护理的惟一途径。”一位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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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拥挤的精神病医院中,同意参加临床试验的病人可以得到医生的优先看病。“当我意识到,一旦吞服了这些试用药片,就有机会继续得到医生的监护时,我非常乐意参加试验。”58岁的王先生从1967年以来,一直进出于精神病院,医生的重视是他同意参加最近一次药物试验的原因。
由于成本核算问题,国际上的许多药厂也把自己的试药基地安排到了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病人要想获得新的特效药,必须先充当试验品。在美国,精神病人可以期盼得到更多的保护,但是在东欧,同意的表格上只要有“美国”两个字就足够了。45岁的特杰克是布达佩斯的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她同意接受约翰逊药品公司的一种叫里斯帕里糖的药物试验。她说她理解在自己同意的表格中大致罗列的危险性,但她仍决定参加试验,原因是她相信美国的药品。“我相信它们会很快治愈我的病。”她说。36岁的萨姆是一位癫痫病人,他也是抗发作药物试验的参加者。他说,他理解匈牙利人所做的讨价还价的努力,我期望匈牙利公司也能制造出类似的药物,这样我们就不是惟一的试验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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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企业:缺少雄厚的资金和研发力量,有的企业甚至几年都开发不出新产品,而有药可试的企业却常因为提供的“试药费”“寒酸”而不招患者“待见”
经费的短缺也使得国内的一些“试药”不那么被人“待见”。今年4月,江苏省中医院为治疗感冒风热症公开招募“银花解毒颗粒”及抗病毒冲剂的“试药者”,试药条件要求,凡患者年龄在18至65岁,体温不超过39℃,发病48小时内未服过治疗药物,可以到“急诊发热门诊”咨询,如果医生认为各方面均符合条件,双方签订一份《知情同意书》后,就可以得到免费治疗和检查,并且在完成整个疗程和前后两次检查后得60元酬劳费。然而,预期在8月份完成的试验到现在才完成了1/2,众医生只能等着“冬季流感”的到来,以求将此药试验完成。遭遇冷清的原因,除老百姓不能接受以外,还因为该药品厂家给予患者的验证酬劳费太低。在国外,一般情况下,一个受验证的患者能得几百甚至几千美元的酬劳费,相比之下,国内企业向试药者提供一二百元的车费和误餐费则显得有些“寒酸”。
, http://www.100md.com 新药临床测试的关注与企业的研发水平密切相关。而对那些财大气粗、来势汹汹的跨国企业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制药企业有点“弱不禁风”。 外经贸部国际经贸研究院多年从事投资咨询的马研究员说,现在亚洲许多国家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已经在争取从临床试验中赢得一杯羹,其原因不仅是有利可图,更是希望通过收集专家的鉴定及有关资料来帮助本地的制药公司发展其新产品。在这方面,新加坡、香港、中国台湾、泰国和马来西亚已先行一步:目前,香港和新加坡已拥有了声誉良好的临床试验管理体制;新加坡卫生部在1996年建成了临床试验及流行病研究所;同年,香港中文大学也建成了用于进行抗癌药物二期及三期临床试验的研究中心,这使得进口用于试验的未注册药品以及投资兴建诸如实验室、检测和培训机构等变得更容易。但是中国内地药业显得比较迟钝,目前还没有发现一家像新加坡Parkway这样专业从事协助其它跨国公司进行临床试验的公司。像深圳太太药业,每年用于新药测试的几百万元人民币,在国内已属“大手笔”,而更多的国内医药企业由于受资金和技术限制,总体研发水平较低,有的企业甚至一连几年都开发不出新产品,自然没有新药可以拿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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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药法律:一些事情无法预料,就像做手术一样,不可能没有风险,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会及时停药,并给予及时的处理,以保证受试者的安全。
“如果在实验过程中出现意外,怎么办?”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般可能的不良反应是可以预见的,我们有相应的防备措施。但也有一些事情无法预料,就像做手术一样,不可能没有风险,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会及时停药,并给予及时的处理,以保证受试者的安全。如果出现意外,首先要经过专家委员会的鉴定,如果的确是药物直接引起的,制药厂要承担相应责任。”医生的每一个措辞都很谨慎。
从总体上说,人体实验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但在人体实验中也确实会发生不人道的现象,全球制药行业中广泛遵循一种行事原则,即在做人体药物试验时,必须遵循“明白无误地告知当事人药物试验可能出现的危害并征得其同意”。这些原则禁止胁迫、或以各种伎俩诱骗病人参加试验,同时允许病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中途退出试验。然而,全球药物界的研究者和医生认为,老的原则实际上已被打破,不讲道德的操作者根本不将上述原则放在眼里,我行我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明显体现在临床中经常发生未告知并未经患者本人同意便在采血或其他体液时顺便多取一些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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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名研究者对500多位美国和海外的调查者进行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目前在临床试验中的病人承诺程序主要是为研究者逃避法律诉讼和制裁而设,而决非是出于保护病人的目的。而其它一些案子中,这些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涉及到诸多问题。如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目不识丁的村民与西方的病人相比,对现代医药知识一点不懂,尽管可能对他做出临床试验有危害的解释,但他仍可能会做出违背真实意图的决定。一位在匈牙利国家肺部药物学院任职的医生纳吉抱怨说:“基本上大部分病人都会按照医生的指示服药。”他说,“导致病人受到危害的试验可能被隐瞒,因为资料全被药厂控制。即便是没有隐瞒,现在药品实验方面的信息也太多了,太专业化,它们应当写得更加简洁明白些。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包罗万象,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任何失误。”
“1999年7月23日国家药监局颁布了《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称为GCP)后,标志着我国的试药走向规范,近年来正逐步与国际接轨。”省药监局安检处的有关人士如是说。该规范对“临床试验前的准备与必要条件”、“受试者的权益保障”、“试验方案”、“研究者、申办者、监督员的职责”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有一套完整的临床监测机制。比如,承担新药临床试验的医疗机构都要设伦理委员会,至少由5人组成(医药、非医药相关专业、法律和其他人员)。伦理委员会工作独立,必须有女性,可以决定试验是否能进行、审查试验方案及研究者的资格,审查知情同意书及签字过程,保护试药人的权益。像最近北京招募的肺癌试药患者,伦理委员会规定必须在完成化疗、手术治疗后没有明显改善的病人才能参加试药,因为手术和化疗是比较成熟的治疗方法。为保障患者的权利,参加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的一般是不能手术或者常规化疗、放疗无效的患者,才能参加试药,这也正是充分体现了医学界伦理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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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使用“虚拟人”
帮助试验新药品
2002年6月下旬,美国的研究人员使用计算机设计出人体模型,用这些“虚拟人”代替真人进行药品试验。这个程序通过数字模拟肝脏等人体器官,以及新陈代谢等人体的基本机能来设计人体模型。研究人员现在已经设计出了61个“虚拟人”,目前这些虚拟人主要用于有关糖尿病的研究。首先,研究人员通过对计算机的操作,在几秒内让这些虚拟人得上了糖尿病。然后,研究人员把新药品的数据输入计算机,从而直接观察虚拟病人的反应。“虚拟人”试验不仅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以前三年才能完成的试验,还可以为药品公司节省一大笔开发新药品所需的经费。研究人员也在尝试用这些虚拟人对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等其他病症的药物进行测试。
走进新闻现场 走进人物心灵
走进弱势群体 走进社会底层
寻求线索 寻求支持 寻求合作
马年来了,第一现场尝试着进行一些改变。到新闻现场依然是我们的追求,但我们放大了我们的视角,去关注社会剧烈变革中最能体会这场变革的人们。
但是,我们的力量太单薄,怕难当此重任,但我们同样不敢说放弃。所以,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是读者,我们需要您提供新闻线索,需要您告诉我们您最希望了解的新闻真相;如果您是新闻同仁,我们需要您与我们并肩战斗,共同为一个选题到最前线;如果您有志于新闻工作,我们需要您的加盟;如果您是企业家,我们需要您在财力上的支持与合作。, 百拇医药
曾经,无偿献血是人们心理的一道高坎,但今天流动献血车的成就让人已颇感欣慰。尽管在不少人眼里,无偿献血已经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我们依然对那些无偿献血者十分尊敬,尊敬他们为社会做出的努力。
同样,我们也尊敬那些志愿的试药者,因为他们同样在为全人类迈向更健康的道路而努力着。
当然,我们同样希望我们的试药机制更加完善,使试药者的付出能得到更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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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药”医院:在美国85%的肿瘤患者都在参加新药实验,但在国内碍于传统观念,即使公开试药也是藏着掖着
8月中旬,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贴出一张招聘启事,为“痛风舒”和“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两种新药招募“试药者”。通告规定,“初步符合条件的自愿试药者,医院将会对其进行免费体检,体检合格后与医院签订一份协议书,之后可得到一粒‘痛风舒’。观察期为7天,如果出现不良反应,经证实是该药所致,医院会免费为其治疗。若是其他原因所致,医院将帮助病人用药,但药费由病人自理。”虽然这并非国内医院首次公开招募“试药者”,但其中涉及的“试药”话题,还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试药人’在医疗卫生界被称为‘受试者’。”在北京某医院就职的医学博士介绍说,“一种新药在批准生产使用前,必须先完成动物、人体和临床试验。其中临床试验分四期,一期是为了观察药物的毒性和代谢过程,需在健康人身上进行;二期、三期、四期是为了观察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受试对象为病人。在发达国家,公开招募‘试药者’是一项非常普遍的事情,美国85%的肿瘤患者都在参加新药实验。而在我国,医院通常在自己的病人中挑选‘试药者’,但由于‘痛风舒’是针对急性痛风病人,除了对年龄、身体状况的限制外,还要在病发48小时之内,在未服用其他药物的情况下才能试此药。而医院符合条件的病人只有6个(按规定,‘痛风舒’必须对60个病人进行实验),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因为难找,厂家也没必要公开招募。以前人们认为试药是拿人做实验。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看法,按照规定,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件的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已证明了80%,何况,试药的过程有着一整套完善的监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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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药人:人们宁可在生病时滥服药物,也不愿在心理上接受试药者的身份
■ 医大学生:“好歹我们也算是‘业内人士’,如果连我们都不敢试的话,那还有谁敢试?”
空调、电视、沙发、单人床一应俱全。如果不是床头上安装着心电监护仪,谁也不会想到这是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的“临床试验”病房。”研究所的负责人说,“新药临床试验基地成了大学生‘创收’基地,由于一名受试者接受两次新药试验的间隔时间不能少于3个月,尝到甜头的学生自己不能再做,就带来了自己的朋友、同学。受试者起初只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现已扩展到周边的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海淀走读大学等院校。”
“每种新药上市前都要做好多试验,健康人试药的,多着呢。”小赵和小丁是某学校推拿班的两个学生,这次他们试的是某厂生产的一种磺胺类药物,整个试验过程约半个月,第一次去要一整天,每人先服了普通剂量2倍的药片。说起药片服下后的感觉,两人说:“服药二三个小时后,有点呕吐感,肠道不舒服——磺胺类药本来就会刺激胃肠道。”然后便可以看书、打球、聊天、上网,中间要不停地抽血检查血药浓度。小赵模糊地记得,头天抽血间隔时间依次为半小时、1小时、2小时、3小时;第二天是早晚各抽一次,再往后,5天一次,总共不过抽200毫升血。“医院提供的条件非常好,我们只忙着打乒乓球、看书,没顾得上多去体会。”是药总有三分毒,而他们竟如此坦然,不能不令人称奇。对此,他们几乎同时强调:“好歹我们也算是‘业内人士’,知道药物经肾排出,没什么大的危害,如果连我们都不敢试的话,那还有谁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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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平均每天就有370种新药问世,这使得依靠医学院在校学生以及行业工作人员的试药已捉襟见肘,这时一大批职业试药人应运而生,小刘就是其中的一位。
小刘今年23岁,从事职业试药已有两个年头了,他说他干这种事有种拿生命开玩笑的意思。“去年我试验了一种治头疼的药,足足昏迷了两天,后来那种药没有获准上市。”据了解,大约有5000名职业试药人在京城各大医院穿梭,他们的报酬相对比职业卖血人高一些,但对身体健康情况要求极为严格。
■危重病人:如果你不参加试验,那么,你只是一大群病员中的一位,你也不会从医生那得到应有的重视
“很多时候,病人认为加入试验是获得高质量护理的惟一途径。”一位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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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成本核算问题,国际上的许多药厂也把自己的试药基地安排到了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病人要想获得新的特效药,必须先充当试验品。在美国,精神病人可以期盼得到更多的保护,但是在东欧,同意的表格上只要有“美国”两个字就足够了。45岁的特杰克是布达佩斯的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她同意接受约翰逊药品公司的一种叫里斯帕里糖的药物试验。她说她理解在自己同意的表格中大致罗列的危险性,但她仍决定参加试验,原因是她相信美国的药品。“我相信它们会很快治愈我的病。”她说。36岁的萨姆是一位癫痫病人,他也是抗发作药物试验的参加者。他说,他理解匈牙利人所做的讨价还价的努力,我期望匈牙利公司也能制造出类似的药物,这样我们就不是惟一的试验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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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企业:缺少雄厚的资金和研发力量,有的企业甚至几年都开发不出新产品,而有药可试的企业却常因为提供的“试药费”“寒酸”而不招患者“待见”
经费的短缺也使得国内的一些“试药”不那么被人“待见”。今年4月,江苏省中医院为治疗感冒风热症公开招募“银花解毒颗粒”及抗病毒冲剂的“试药者”,试药条件要求,凡患者年龄在18至65岁,体温不超过39℃,发病48小时内未服过治疗药物,可以到“急诊发热门诊”咨询,如果医生认为各方面均符合条件,双方签订一份《知情同意书》后,就可以得到免费治疗和检查,并且在完成整个疗程和前后两次检查后得60元酬劳费。然而,预期在8月份完成的试验到现在才完成了1/2,众医生只能等着“冬季流感”的到来,以求将此药试验完成。遭遇冷清的原因,除老百姓不能接受以外,还因为该药品厂家给予患者的验证酬劳费太低。在国外,一般情况下,一个受验证的患者能得几百甚至几千美元的酬劳费,相比之下,国内企业向试药者提供一二百元的车费和误餐费则显得有些“寒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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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实验过程中出现意外,怎么办?”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般可能的不良反应是可以预见的,我们有相应的防备措施。但也有一些事情无法预料,就像做手术一样,不可能没有风险,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会及时停药,并给予及时的处理,以保证受试者的安全。如果出现意外,首先要经过专家委员会的鉴定,如果的确是药物直接引起的,制药厂要承担相应责任。”医生的每一个措辞都很谨慎。
从总体上说,人体实验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但在人体实验中也确实会发生不人道的现象,全球制药行业中广泛遵循一种行事原则,即在做人体药物试验时,必须遵循“明白无误地告知当事人药物试验可能出现的危害并征得其同意”。这些原则禁止胁迫、或以各种伎俩诱骗病人参加试验,同时允许病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中途退出试验。然而,全球药物界的研究者和医生认为,老的原则实际上已被打破,不讲道德的操作者根本不将上述原则放在眼里,我行我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明显体现在临床中经常发生未告知并未经患者本人同意便在采血或其他体液时顺便多取一些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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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23日国家药监局颁布了《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称为GCP)后,标志着我国的试药走向规范,近年来正逐步与国际接轨。”省药监局安检处的有关人士如是说。该规范对“临床试验前的准备与必要条件”、“受试者的权益保障”、“试验方案”、“研究者、申办者、监督员的职责”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有一套完整的临床监测机制。比如,承担新药临床试验的医疗机构都要设伦理委员会,至少由5人组成(医药、非医药相关专业、法律和其他人员)。伦理委员会工作独立,必须有女性,可以决定试验是否能进行、审查试验方案及研究者的资格,审查知情同意书及签字过程,保护试药人的权益。像最近北京招募的肺癌试药患者,伦理委员会规定必须在完成化疗、手术治疗后没有明显改善的病人才能参加试药,因为手术和化疗是比较成熟的治疗方法。为保障患者的权利,参加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的一般是不能手术或者常规化疗、放疗无效的患者,才能参加试药,这也正是充分体现了医学界伦理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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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下旬,美国的研究人员使用计算机设计出人体模型,用这些“虚拟人”代替真人进行药品试验。这个程序通过数字模拟肝脏等人体器官,以及新陈代谢等人体的基本机能来设计人体模型。研究人员现在已经设计出了61个“虚拟人”,目前这些虚拟人主要用于有关糖尿病的研究。首先,研究人员通过对计算机的操作,在几秒内让这些虚拟人得上了糖尿病。然后,研究人员把新药品的数据输入计算机,从而直接观察虚拟病人的反应。“虚拟人”试验不仅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以前三年才能完成的试验,还可以为药品公司节省一大笔开发新药品所需的经费。研究人员也在尝试用这些虚拟人对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等其他病症的药物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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