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事后诸葛亮”———走近“危机干预”(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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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安平 周月朋/文 本报记者 夏勇/摄
在一般人看来，亲人被灾害夺去生命或致残，家属感到痛苦、悲伤是很正常的反应。可是，心理学家指出，痛苦、悲伤等不良情绪如果持续过长，会给当事人带来很糟糕的副作用，甚至毁掉一生的幸福。大家可能对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这个人物有很深的印象，她的儿子被狼吃了后，她逢人就讲，反复地讲，无法从丧子的悲痛和自责中解脱出来，与外界形成了心理隔膜。
威胁到个体的生命、身体或是精神世界的完整，带来异乎寻常痛苦的人生遭遇被称为创伤性事件。创伤性事件并非罕见，我国每年的各类自然灾害，加上人为事故、交通意外、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而且，每一个受害者都会影响20到30人———构成不容忽视的一个巨大群体。据统计，平均每年约有2亿人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
过去的救灾工作中，主要着眼于满足对住处、食品、卫生和传染病防疫等的基本需要，心理需要被忽视了。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自然灾害和各种人为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和痛苦不容忽视：自责、埋怨、愤怒、失眠、做噩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厌食、呕吐、头疼、头晕、怕光、惊跳反应、酗酒乃至暴力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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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动为受灾人群提供心理社会方面的服务，帮助遇难、受害者家属和相关人员宣泄心中的悲伤，恢复心理平衡，开始新的生活，精神卫生专业人员责无旁贷。他们从事的这类工作的学名叫“危机干预”，都是在危机爆发后开始的，因此有人称他们是穿着白大褂的“事后诸葛亮”。
“山鹰”雪山折翅 家属心灵待抚
“危机干预”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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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7日，曾经有过辉煌登山历史的北京大学山鹰社在西藏希夏邦马峰遭遇了社团成立以来最大的灾难，5名品学兼优的北大学生在登顶途中因雪崩丧生，此事引起全国范围的关注。
9月11日，北京大学山鹰社的6名队员乘飞机返回北京，住进特意为他们准备的公寓。早就等在公寓的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吕秋云等心理专家开始与同学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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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山鹰社的人只是反复地哭。吕秋云几人和同学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让他们谈经过，有什么感受。
吕秋云他们还与5名北大遇难学生的亲属见面、谈心。问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们中有的是从农村来的，表现出很朴实的悲痛，还有的人怨气比较多，不承认孩子的死，觉得他的孩子一定还活着，他说：“如果他们几个有一个还活着，就是我的孩子，因为他的身体是最强壮的。怎么不去及时的抢救？怎么不去把尸体找回来？我想找他哭一场都没有对象。”
在心理专家看来，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吕秋云告诉记者：“我跟家属讲，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比憋在心里要好，我并不说他的想法对或不对，我说你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要是我的亲人遇难我也会这么想。要让他感到我们是和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不是对立的。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有没有可能还活着呢？有没有可能把你的孩子运回来呢？当然他自己也知道的，他说‘除非神仙下凡’。他只是不愿承认这个现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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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的心理治疗，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危机意味着稳定的破坏。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保持一种内心的稳定状态，保持自身与环境的平衡与协调。当重大问题使个体感到难以解决、难以把握时，平衡就会打破，内心的紧张不断积蓄，继而出现无所适从甚至思维和行为的紊乱，即进入一种失衡状态，这也就是危机状态。
对这类危机的干预工作，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心理专家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我国第一次危机干预始于1994年。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宾馆发生火灾，造成323人死亡。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应邀派人参加了与烧伤等科共同组成的抢救组，对伤亡者家属的心理危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干预工作。
这次干预是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参考从国外找来的相关资料摸索完成的。这次成功的经验，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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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河北省张北地震的现场、我国南方水灾灾区、河南洛阳大火的废墟等灾害现场，都活跃着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不倦的身影。
今年5月7号晚上21点24分，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大连附近海域失事，带走了103名乘客和9名机组成员的生命。悲剧发生后第2天，干预小组陆续抵达大连，为部分遇难者的亲友提供了服务。媒体对大连空难的报道中，比较突出地介绍了心理专家的工作，“危机干预”这个名词才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
呼吁公众认同 加强组织保障
1.5万医生与2亿应服务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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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汪向东教授多年来一直投身于危机干预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在肯定了危机干预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同时，他也指出有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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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公众的意识问题，要让公众明白危机事件处理不好就会付出很多不必要的代价，影响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而且要让人们知道这些问题是有地方可以解决、可以得到帮助的。
我国公民心理认识和认同比前几年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和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西方人比较重视心理健康，发现问题愿意到心理医生那里寻求帮助。
“5·7”大连空难发生后，前去采访的某媒体记者向每一个被采访的遇难家属留下了名片，告诉他们，如果认为需要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干预时，可以通过记者请正在大连开第四届亚太地区精神科大会的200多位国内精神科专家和心理治疗师助一臂之力。然而，记者离开大连时，没有接到一个求助电话。
其次，必须有组织保障。政府或灾害的救援机构要把灾害后的心理干预作为灾害救援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灾之后不光要防大疫，还要保证受灾人群心理上的健康。
, 百拇医药 2002年4月17日由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下发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中已经将受灾人群列为重点人群，提出：“加快制定《灾后精神卫生救援预案》，从人员、组织和措施上提供保证，降低灾后精神疾病发生率。建立国家重大灾害后精神卫生干预试点，开展受灾人群心理应激救援工作。到2005年，重大灾害后干预试点地区受灾人群获得心理救助服务的比例达20%；到2010年，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
第三，队伍建设应立即加强。精神科医生全国目前仅有不到15000名，而在这仅有的精神科医生中掌握危机干预专业知识的还不足1/3。相对于平均每年2亿以上受到各种危机事件影响的人群，能直接提供的服务十分有限。可喜的是每次灾后参加善后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队伍都十分庞大。
汪向东教授特别指出，在危机干预方面，我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各种群众组织比较多，从共青团、工会、妇联到学校的辅导员等等，这些人经过专业培训，能比较快地进入状态，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后备军，加上政府和公众对精神卫生的重视，有理由相信危机干预在我国会有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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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诸葛亮 忙的是预防
把人从悲伤里“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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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人把心理干预称为“事后诸葛亮”，其实，它也是预防性的，大部分是针对已经有了症状，但还没有演变成病的正常人群，有的人经过干预就不生病了，有的人或许性格上有一些缺陷，调整不过来，还是会生病。生病以后就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危机干预并不神秘，也不高深，它有不同的服务方式，像热线电话就是一种危机干预，比如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热线，针对婚姻问题的热线，都是危机干预的一种服务形式。
遇到危机后，人们最多见的反应就是回避，但心里不见得不想。所以说病人不愿意谈出来是最困难的。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表露出这些“懦弱”的感情，所以把这些情绪深埋在心里，但是总要发泄的，就有可能导致酗酒、暴力等一些问题。干预人员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表达出来，然后告诉他们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并且给他们以信念，避免陷在悲伤的情绪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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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反映是信念的丧失，比如在地震后，一个人招呼警察过来，妻子埋在下面了，救她出来。警察过来看已经没有救了，就走了。那他以后对警察的信任感就会崩塌。
而且，有时候救援人员也需要进行心理治疗。比如说飞机失事了，就会有一个团队去打捞残骸、搬运尸体，专家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问他们刚才做了什么，他们的所见、所想、所感是什么，让他们谈出来。
危机干预在中国尤其重要，转型期的人们，观念在碰撞、节奏在加快、竞争在加剧、压力在加大。据专家预计，中国的这个转型期可能要延续15年或更长时间。本来事情就够多的了，再经历很大的创伤，人就会吃不好、睡不好，还感到绝望、愤怒、压抑，这些情绪会传染给他的妻子、儿女和他的整个家庭。社会上这种情况多了，就会传给整个社区甚至整个社会，这些事情应该预见到，相应地培训一些专业的人员以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