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 垂示后学 ——读《医学源流论》之二
一本好书，既在文，也在质，质就是道，文章本来是载道的。读《医学源流论》给我强烈的感受是它已囊括了中医理法方药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厚，何况文字来得生动，自然纸贵洛阳，不胫而走。据清代王孟英说，后学将《医学源流论》奉为金科玉律(见《徐氏医书后集序》)，可见其影响深远。
一、读书求精，治学求实。徐氏一入医门，便发愤攻读，50多个寒暑，手不释卷，批阅之书约千余卷，泛览之书达万卷之多，他认为“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以治一病”(《涉猎医书误人论》)，医家欲渊博通达，非勤读善记不可，而所读之书，应选精典，为此他竭力主张先吃透《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伤》、《金匮要略》，这些著作为中医之大经大法，其义精，其思远。一旦从源到流，理解精深，便成竹在胸，任尔众说纷纭，群方淆杂，我自有主见，不致茫然。其次博采百家，撷取精华，只有打下雄厚的基础，临证便如疱丁解牛，游刃有余了。此外徐氏治学求实一丝不苟，这从他每治一病必立医案之说就充分体现了出来。要立医案，就得全面收集资料，仔细分析，每一病穷究其因，每一方洞悉其理，每一药精通其性，负责到底，定要“博考医书，其于必愈而止”(《治人必考其验否论》)。这个工作需不失时机的随诊随立。医业最讲实在，重疗效，一认真起来，工拙立现，你不得不自我鞭策也，如此坚持数年，学问必大进。二百多年后，人木同志在《健康报》发表《一个病例一下病例地总结》(1964年11月7日)古今呼应，一脉相承，可见徐氏之说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又如临床上出现审证正确、用方得当、而疗效不显著的情况，有人便怀疑古方所用之药，对此，徐氏在《药性变迁论》中强调要深入调查一下，产地是否相同？种类有无差异？有人工栽培还是采自天然？是名实相符还是代用品？医生不能仅开张药方了事，还应熟悉药物，一旦遭遇假药，何以能治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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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书精辟，片言居要。如对《对经》不神化，指出“是书之旨，盖欲推本经旨，发挥至道，剖析疑义，垂示后学”，羽翼《内经》为读《内经》之津梁。对《伤寒论》不必囿于其条文颠倒，它是救误之书，求得仲景之精神，圆机活法在人。认为《金匮要略》论病精切周到，洞见本源。《脉经》汇集群言，可拓宽思路。对《千金》虽多有微辞，但言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倒也中的。再说从他书论中所反映出来的治学方法也甚具指导性，如要深考经典著作，得其精义要诀；要善于质疑，不要盲从；《难经》与《内经》合看，求其异同得失；要取各书之所长，胸存主见，不为驳杂无稽之书所惑；书皆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可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参考推广之；临床切不可拘泥于书本等，都是经验之谈。
三、精研脉理，四诊合参。脉诊是四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辨证论治提供客观依据，徐氏精通脉学，曾著《洄溪脉学》、《脉诀启悟注释》，其研究之深，张锡纯认为是脉学之最(《答沈仲圭问学医当读何书为要》)，但徐氏不神化脉学，深知凭脉知病之谬，为不贻误后学，他又作《诊脉诀死生论》、《症脉轻重论》、《脉症与病相反论》、《脉经论》。他认为诊脉可否决生死，要活看，从脉有胃气、人天相应、脏气生克、脉病相合来看，可决；但也有不可决的一面，如病势急暴，脉一时未变，或病轻未现于脉，或疾已沉痼，其脉难辨，或病情传变流通无常，或脉症不合，或脉病相反。而脉与病相反中，又有体质差异，非病所至；有痰气阻塞影响脉象；有一时邪闭脉现险象；还有虽新病却现旧疾之脉。再说真脏脉现为死兆，也有临死都不现真脏脉者。何况疾病千变万化，脉不过数十种，不能断定某病必现某脉，某脉定是某症，“凡此之类，非一端所能尽，总宜潜心体认，审其真实，然后不为脉症所惑”(《脉症与病相反论》)。临床时“必以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之，亦百不失一矣”(《诊脉决死生论》)，很合临床实际。
四、辨证辨病，治病求本。这是中医的精华所在，辨证与辨病都是求本的重要环节，徐氏深刻地阐述了辨证与辨病的关系，指出病是病、症是症，一病有一病的固定症候，也有兼症，临证当分清是一病兼数症，还是多病相合？病与症是否相合、相因？尤其是在症与病相反的情况下，如寒病不见寒症，伤暑不见热症，伤食不厌食，伤饮偏大渴口干，如此种种，“尤当细考，一或有误，或从症用药，即死生判矣”。(《脉症与病相反论》)。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当审症求因，是病势未定？内外异性？假饥假渴？别症相杂？抑或新旧并病？“知病必先知症，每症究其缘由，详其情状，辨其异同，审其真伪”(《知病必先知症论》)，方不致误，这种既辨证亦辨病的经验弥足珍贵。, 百拇医药(朱炳林)
一、读书求精，治学求实。徐氏一入医门，便发愤攻读，50多个寒暑，手不释卷，批阅之书约千余卷，泛览之书达万卷之多，他认为“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以治一病”(《涉猎医书误人论》)，医家欲渊博通达，非勤读善记不可，而所读之书，应选精典，为此他竭力主张先吃透《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伤》、《金匮要略》，这些著作为中医之大经大法，其义精，其思远。一旦从源到流，理解精深，便成竹在胸，任尔众说纷纭，群方淆杂，我自有主见，不致茫然。其次博采百家，撷取精华，只有打下雄厚的基础，临证便如疱丁解牛，游刃有余了。此外徐氏治学求实一丝不苟，这从他每治一病必立医案之说就充分体现了出来。要立医案，就得全面收集资料，仔细分析，每一病穷究其因，每一方洞悉其理，每一药精通其性，负责到底，定要“博考医书，其于必愈而止”(《治人必考其验否论》)。这个工作需不失时机的随诊随立。医业最讲实在，重疗效，一认真起来，工拙立现，你不得不自我鞭策也，如此坚持数年，学问必大进。二百多年后，人木同志在《健康报》发表《一个病例一下病例地总结》(1964年11月7日)古今呼应，一脉相承，可见徐氏之说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又如临床上出现审证正确、用方得当、而疗效不显著的情况，有人便怀疑古方所用之药，对此，徐氏在《药性变迁论》中强调要深入调查一下，产地是否相同？种类有无差异？有人工栽培还是采自天然？是名实相符还是代用品？医生不能仅开张药方了事，还应熟悉药物，一旦遭遇假药，何以能治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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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书精辟，片言居要。如对《对经》不神化，指出“是书之旨，盖欲推本经旨，发挥至道，剖析疑义，垂示后学”，羽翼《内经》为读《内经》之津梁。对《伤寒论》不必囿于其条文颠倒，它是救误之书，求得仲景之精神，圆机活法在人。认为《金匮要略》论病精切周到，洞见本源。《脉经》汇集群言，可拓宽思路。对《千金》虽多有微辞，但言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倒也中的。再说从他书论中所反映出来的治学方法也甚具指导性，如要深考经典著作，得其精义要诀；要善于质疑，不要盲从；《难经》与《内经》合看，求其异同得失；要取各书之所长，胸存主见，不为驳杂无稽之书所惑；书皆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可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参考推广之；临床切不可拘泥于书本等，都是经验之谈。
三、精研脉理，四诊合参。脉诊是四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辨证论治提供客观依据，徐氏精通脉学，曾著《洄溪脉学》、《脉诀启悟注释》，其研究之深，张锡纯认为是脉学之最(《答沈仲圭问学医当读何书为要》)，但徐氏不神化脉学，深知凭脉知病之谬，为不贻误后学，他又作《诊脉诀死生论》、《症脉轻重论》、《脉症与病相反论》、《脉经论》。他认为诊脉可否决生死，要活看，从脉有胃气、人天相应、脏气生克、脉病相合来看，可决；但也有不可决的一面，如病势急暴，脉一时未变，或病轻未现于脉，或疾已沉痼，其脉难辨，或病情传变流通无常，或脉症不合，或脉病相反。而脉与病相反中，又有体质差异，非病所至；有痰气阻塞影响脉象；有一时邪闭脉现险象；还有虽新病却现旧疾之脉。再说真脏脉现为死兆，也有临死都不现真脏脉者。何况疾病千变万化，脉不过数十种，不能断定某病必现某脉，某脉定是某症，“凡此之类，非一端所能尽，总宜潜心体认，审其真实，然后不为脉症所惑”(《脉症与病相反论》)。临床时“必以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之，亦百不失一矣”(《诊脉决死生论》)，很合临床实际。
四、辨证辨病，治病求本。这是中医的精华所在，辨证与辨病都是求本的重要环节，徐氏深刻地阐述了辨证与辨病的关系，指出病是病、症是症，一病有一病的固定症候，也有兼症，临证当分清是一病兼数症，还是多病相合？病与症是否相合、相因？尤其是在症与病相反的情况下，如寒病不见寒症，伤暑不见热症，伤食不厌食，伤饮偏大渴口干，如此种种，“尤当细考，一或有误，或从症用药，即死生判矣”。(《脉症与病相反论》)。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当审症求因，是病势未定？内外异性？假饥假渴？别症相杂？抑或新旧并病？“知病必先知症，每症究其缘由，详其情状，辨其异同，审其真伪”(《知病必先知症论》)，方不致误，这种既辨证亦辨病的经验弥足珍贵。, 百拇医药(朱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