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昭光热”之思考
□一夜之间，他从医学专家变成大众偶像。
□他有“经纪人”甚至“经纪公司”。
□他的走红，凸显出专业健康教育的局限。
□他引发了关于健康教育能否产业化的思考。
A故事
医生有“经纪人”
记者有一个在外地做医药类广播节目的制作人朋友。不久前，他给记者打电话，打听一位很“火”的专家——洪昭光的联系方式。
没几天这位朋友又打来电话，告诉记者他遇到了很“那个”的情况——洪昭光有经纪人，请他讲公共课要与经纪人联系。朋友说：“这在北京大概不算什么，可是对我们这种地方来说，太‘那个’了!请他要先给经纪人发传真，写明事由、地点、多少人听课，再盖上公章。根据情况谈条件……哦，他们还告诉我，我排在496号，按‘正常情况’，我得等到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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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有“经纪人”，记者也闻所未闻。
洪昭光热
记者开始关注在大众中走红已经有一段时日的洪昭光了。
洪昭光，北京安贞医院医生，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曾任安贞医院副院长。在百姓眼中，洪昭光不只是医生，更是明星——健康教育明星。
北京地铁书报摊被看做畅销书的晴雨表。在北京地铁的每个书报摊都能看到洪昭光写的健康教育读物：《登上健康快车》、《洪昭光健康忠告》……据说，最先出现的《登上健康快车》已经发行了100万册，慕名去找洪昭光看病的人怀里常常揣着一本他写的书，不少单位甚至把听洪昭光的讲座当做给员工的福利。洪昭光在书里和讲座中提到的健康“顺口溜”更是被很多读者(听众)反复记诵，比如餐桌上的“一二三四五，红黄绿白黑”、健身运动的“三个半小时、三个半分钟”、“适量运动三五七”、保证健康的“一个中心、两个基点、三大作风、四项原则”等等。记者认识一位老人，听洪昭光说黑木耳有降低血黏度的作用后，每天吃饭都必须有黑木耳。洪昭光在书里和讲座里说北京某地的燕麦质量不错，这个企业门口就会排起长队。总之，仿佛一夜之间，洪昭光从一位医学专家变成了一个大众偶像。他的讲演及文章正在影响着数亿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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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专家到健康教育明星
以前的洪昭光和普通的医学专家没什么两样。有两个转变将他推上了人生的不同阶段。一次是1992年，他从副院长的岗位上下来重新成为一名普通医生后。一次查房时，洪看到一位患心血管病的病人花费了5万元的治疗费仍在经受病痛的折磨时对病人说，其实如果你以前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的话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接着洪就讲起了防治心血管病的健康知识。病人和家属都围了上来。洪昭光话音甫落，大家的掌声就响了起来，他们说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些。后来别的病房也请洪昭光去讲。会讲健康防病知识的“洪教授”的名气在医院里传扬开来。再后来，一些中直机关的老干部局开始请洪去讲课，听众的听课笔记开始在民间传抄、复印，据说民间手抄本多达68个版本。这时的洪昭光完成了从临床到科普工作的转型，而很多人在介绍他的时候除了说是心血管病专家外，还会加上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头衔。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2002年8月《登上健康快车》这本书的面世。该书主要集结了《北京晚报》从1995年起与北京市卫生局合作推出的“健康快车”专栏中的一些健康科普文章。这些文章是根据洪昭光和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糖尿病专家向红丁的讲稿和文章编成的。该书一面世就热销大江南北。洪昭光接着又推出了一系列不同版本的健康科普书籍，得到他认可的有8本书。请洪昭光讲课的人蜂拥而至。到记者采访洪昭光的时候，据他本人说已经有近500家单位在排队了。这个时候，洪昭光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健康教育明星，获得了“全国科普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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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其人其事
洪昭光变得异常繁忙。对洪昭光的采访很困难，记者和洪之间很少能完整地完成一次问答。他的电话太多了，有要求采访的、有要他上节目当嘉宾的、有请他出席各种会议的，更多的是请他讲课的。每次有邀请讲课的电话，洪昭光都会让他们打另外一个电话找一位“陈大夫”谈。这位“陈大夫”就是传说中的洪昭光的“经纪人”。
“陈大夫”叫陈玉琴，她属于一个叫“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的机构。陈玉琴为洪昭光处理到各地的讲课事宜已经两年多了，洪昭光去作讲座多半由陈玉琴跟着，很多事都是陈出面与邀请方谈的。她的名片上印着“社会交流部主任”的头衔。随着记者对洪昭光和“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的了解，一个颇具规模的营利性机构和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也浮出水面。
“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洪昭光是首席研究员。要探究这个民间研究所，就不得不提起“好乐士健康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管理者——陈冬牛。陈冬牛当过公务员、经过商、拍过电视片，他最后把立足点放在了健康产业上，成立了“好乐士健康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在健康领域闯荡，商业嗅觉敏锐的陈冬牛发现了洪昭光，为洪昭光成立了“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陈自任执行所长。陈冬牛说他们的研究所不研究高精尖，就研究怎么把深奥的医学知识传播给大众。可以说，研究所就是为洪昭光量身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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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好乐士公司目睹了公司业务的繁忙。公司员工对洪昭光的讲座内容倒背如流，他们会解答各种各样的咨询电话。记者正好碰到一家电视台请洪昭光出10道涉及讲座内容的题目，洪没时间去做，便由公司员工代劳了。洪昭光受命为某上层机构作一次讲座，但是要求他从常用的3小时压缩到1小时。公司的员工为洪编排演讲内容，方法是将洪昭光的演讲录像带剪辑成1小时的长度，然后让洪模拟。这种“包装”的做法与演艺界明星的经纪公司毫无二致。记者曾问陈冬牛他们算不算洪昭光的经纪公司，陈说：“差不多吧。”
B思考
洪昭光热的本质
记者向《登上健康快车》一书的编者、北京晚报资深记者关春芳询问：“洪昭光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位主持了“健康快车”专刊8年之久的新闻人立即回答：老百姓对健康知识的渴求。
关春芳回忆起编辑部第一次请专家给老百姓作讲座的情景——当时就在报纸上发了个小豆腐块的消息，可是那天下午，本来只能容纳3000人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竟然卖出了1万多张票!这么多人一下子涌进公园惊动了警察。后来，公园只好破例将讲座专家胡大一请进了广播室，老百姓就在公园的各个角落听大喇叭。“老百姓对健康科学知识的渴求让我们始料未及”关说。后来，他们又请洪昭光、向红丁等也来开了健康大课堂，每次都产生了轰动效应。后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策划出了《登上健康快车》，又给了关春芳一个没想到——这本书居然不靠行政命令发行、不用花广告费就在市场上销得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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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分析说：这种情况要是放在20年前就不会发生。现在，中国老百姓吃好了、穿好了、玩好了，就注意到了慢性病的问题，就还想更健康地生活。据经济发达的美洲和西欧等地的经验，“慢病”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富裕了之后，人们缺乏保健知识形成不良生活方式的恶果。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已经认识到，与其花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治疗疾病，不如“防患于未然”。保健品的热销就映衬了百姓对健康消费的物质需求，洪昭光的“走红”则从另一方面满足了百姓对健康理念的渴望。
洪昭光为什么这样红
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梁万年同时兼任该校公共卫生与家庭医学院院长。他曾经就“洪昭光现象”与自己的学生们进行讨论，他说：“健康教育本来应该是我们去做的，可是我们就没有洪教授讲得那么精彩。”洪昭光得到医疗圈内外一致公认的是他的讲课技巧。
曾经有人评价说：“洪昭光一个人的作用顶得上一个健康教育所”。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侯培森并不认同，他强调作为健康教育事业的专门机构，全国各地的健康教育所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工作，为“洪昭光热”的出现培育了良好的氛围。同时，侯培森也承认现在中国的健康教育专业队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与洪昭光一对比就显得比较明显了。侯认为一个好的健康教育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演讲者，必须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传播学知识和语言技巧。洪昭光正是这样的人。老百姓评价洪昭光的课：一听就懂，一懂就用，一用就灵。在洪昭光的讲课现场，常常会爆发出笑声和掌声。而侯认为现在专职的健康教育人员的传播方式常常不能使老百姓接受。他举了一个例子，某地编写了一些免费发给农民的防病知识传单，投入的人力和物力都不少，可是那些传单照搬医学书上的内容，农民根本就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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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健康教育人员的知识背景也成了阻碍这些教育深入人心的因素。据了解，在我国大陆没有一所医学院校有健康教育专业培养专门的健康教育人才。而我国的台湾省从1959年开始就开设了健康教育系，迄今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省就拥有健康教育学士1000多人，硕士300多人，博士20多人。侯培森认为这与我们不少人对健康教育工作的传统认识有关。有很多人把健康教育看做是卫生宣传，觉得只要有点知识的人就可以做，忽视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前不久，洪昭光为北京市的社区医生们表演了一次精彩的讲课技巧。其实社区医生们早就读过他写的书，可还听着笑着认真做着笔记。北京复兴医院月坛社区服务中心的几位大夫告诉记者，他们平时也给百姓搞讲座，可是他们想不出这么多生动有趣的例子，健康教育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之一，但是他们还缺少培训。
十本科普不及一篇小论文
什么人作健康教育在老百姓中最有号召力，无疑是临床医生。然而，并不是所有医生都像洪昭光那样热衷于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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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红丁，协和医院教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常委。他写过10本糖尿病方面的科普读物，也经常被邀请作讲座。但他说：“我写的10本科普读物还不如一篇小论文对我有用!晋级、涨工资、评职称、争进修名额有哪一项是看你科普工作干得怎么样的？!我写科普书还有很多人在背后说我不务正业。”
洪昭光告诉记者：“科研和科普是科学的两翼，少了哪个都不行。可是年轻医生没有几个对这个感兴趣。”
重学术论文轻科学普及的风气由来已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专家支修益回忆说：“十多年前北京医师继续教育学分中还有1分记在科普工作上，可是不知什么时候起，这1分没有了。很多时候参加论文评选，参选须知里就会特别标注‘科普论文除外’。总之，现有体制和政策不鼓励医生搞科普。”
北京市卫生防病工作委员会在2002年曾经印发过一份《北京市示范社区、示范医院和示范工作场所健康促进工作标准》。在这份标准里，对医院就有这样的要求：“门诊医生对每个就诊患者应提供3～5分钟与其所患疾病相关的健康教育”，北京市健康教育所所长王星火对这一条很看重。然而这一条实际上没有多少医院和医生能做到。王星火说：“一是患者太多，医生没时间多说话；另外，医院院长也不重视，因为他们那种以疾病为中心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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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康教育协会秘书长刘克玲则认为，很多医生即便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我们的医学教育缺乏人文教育，医生们从医学院校毕业只会用药片和刀片。从医学教育开始，就没有加强对医务工作者科普能力的训练。”
前不久，由中央文明办、卫生部组织的“相约健康社区行”活动，向红丁、胡大一、万承奎、杨秉辉、徐光炜等临床首席专家，已经分赴全国各地的社区开始了健康教育巡讲。刘克玲说：“我们聘请的都是大牌专家，为的就是让专家给基层的医生们做健康教育工作的表率。”值得注意的是，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也是首席专家之一，这多少能表明政府部门对健康教育的支持程度。
健康教育能否产业化
就在洪昭光热遍大江南北的时候，他也开始受到医疗圈内的一些非议，非议针对着“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的成立和一些与经济问题有关的传闻。一些人想不通——搞健康教育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业为什么还有经纪人行为？说白了，就是接受不了健康教育的市场行为。这些非议也让洪昭光对“市场”二字感到晦涩。他说这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他告诉记者，他把稿费都交到医院党委了。而陈冬牛却时常在各种场合为洪昭光喊屈：“正常劳动所得为什么不敢拿!”记者无意调查传闻中“经纪公司”要的“后面好几个零的讲课费”是否属实，但是却想探讨一个问题，有更多的市场行为加入到健康教育中来有什么坏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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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波是慈济医药联合企业的董事长，2001年，他在北京开设了一家体检中心，提供专门针对健康人的体检套餐服务。一年的时间，该体检中心就接待了2万余名顾客。胡波看好健康消费市场，趁热打铁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附近开设了第二家体检中心。而此时，北京也有类似的机构在悄然开张，公立医院也嗅出了味，积极开辟针对健康人的卫生服务。
对像胡波这样的投资者，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是欢迎的。殷大奎当卫生部副部长时主管公共卫生工作，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主管公共卫生的时候，可以咬紧牙关保证大灾之后无大疫，可是现在我们怎么才能保障百姓按健康的方式来生活？这必须要依靠多方面的力量。”
据调查，我国人群中慢性病患病率从1985年的237‰增加到1994年的323‰；每天有1.3万人死于慢性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80%以上。如果没有健康教育，就没有民众自觉的生活干预，今后慢性病及其治疗费用还将显著增长。殷会长认为现在是大张旗鼓搞健康教育的时候了，然而光有政策和好形势是不够的，还要有社会各界积极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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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声音认为健康教育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健康教育有市场，可以让政府来投资，而不应鼓励营利性机构来参与，这样才能保证健康教育事业的纯洁性和对老百姓的公平性。这种观点也是非议“洪昭光经纪公司”的根源。而当前经济学家们都在谈论要进一步启动民间资本的问题，他们认为应该进一步向民间资本开放的领域不仅是金融、城市基础设施等垄断行业，还可以是公共事业领域。政府要做的是把好准入关，对这些领域的市场行为加以规范和管理。
回眸去年的热点，有人评论洪昭光现象时说“洪老头成了‘红’老头”。那么，究竟是洪昭光培育出了健康教育市场，还是这个市场造就了洪昭光和这次成功的商业化运作呢？也许互为因果吧。不管怎么说，百姓在这样的市场化运作中受益，健康知识在市场化运作中普及。
洪昭光本人很支持健康教育要将政府和市场的力量结合起来的观点，他说他反复研究了党的十六大报告，觉得这样做没错。, http://www.100md.com
□他有“经纪人”甚至“经纪公司”。
□他的走红，凸显出专业健康教育的局限。
□他引发了关于健康教育能否产业化的思考。
A故事
医生有“经纪人”
记者有一个在外地做医药类广播节目的制作人朋友。不久前，他给记者打电话，打听一位很“火”的专家——洪昭光的联系方式。
没几天这位朋友又打来电话，告诉记者他遇到了很“那个”的情况——洪昭光有经纪人，请他讲公共课要与经纪人联系。朋友说：“这在北京大概不算什么，可是对我们这种地方来说，太‘那个’了!请他要先给经纪人发传真，写明事由、地点、多少人听课，再盖上公章。根据情况谈条件……哦，他们还告诉我，我排在496号，按‘正常情况’，我得等到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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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有“经纪人”，记者也闻所未闻。
洪昭光热
记者开始关注在大众中走红已经有一段时日的洪昭光了。
洪昭光，北京安贞医院医生，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曾任安贞医院副院长。在百姓眼中，洪昭光不只是医生，更是明星——健康教育明星。
北京地铁书报摊被看做畅销书的晴雨表。在北京地铁的每个书报摊都能看到洪昭光写的健康教育读物：《登上健康快车》、《洪昭光健康忠告》……据说，最先出现的《登上健康快车》已经发行了100万册，慕名去找洪昭光看病的人怀里常常揣着一本他写的书，不少单位甚至把听洪昭光的讲座当做给员工的福利。洪昭光在书里和讲座中提到的健康“顺口溜”更是被很多读者(听众)反复记诵，比如餐桌上的“一二三四五，红黄绿白黑”、健身运动的“三个半小时、三个半分钟”、“适量运动三五七”、保证健康的“一个中心、两个基点、三大作风、四项原则”等等。记者认识一位老人，听洪昭光说黑木耳有降低血黏度的作用后，每天吃饭都必须有黑木耳。洪昭光在书里和讲座里说北京某地的燕麦质量不错，这个企业门口就会排起长队。总之，仿佛一夜之间，洪昭光从一位医学专家变成了一个大众偶像。他的讲演及文章正在影响着数亿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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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专家到健康教育明星
以前的洪昭光和普通的医学专家没什么两样。有两个转变将他推上了人生的不同阶段。一次是1992年，他从副院长的岗位上下来重新成为一名普通医生后。一次查房时，洪看到一位患心血管病的病人花费了5万元的治疗费仍在经受病痛的折磨时对病人说，其实如果你以前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的话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接着洪就讲起了防治心血管病的健康知识。病人和家属都围了上来。洪昭光话音甫落，大家的掌声就响了起来，他们说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些。后来别的病房也请洪昭光去讲。会讲健康防病知识的“洪教授”的名气在医院里传扬开来。再后来，一些中直机关的老干部局开始请洪去讲课，听众的听课笔记开始在民间传抄、复印，据说民间手抄本多达68个版本。这时的洪昭光完成了从临床到科普工作的转型，而很多人在介绍他的时候除了说是心血管病专家外，还会加上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头衔。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2002年8月《登上健康快车》这本书的面世。该书主要集结了《北京晚报》从1995年起与北京市卫生局合作推出的“健康快车”专栏中的一些健康科普文章。这些文章是根据洪昭光和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糖尿病专家向红丁的讲稿和文章编成的。该书一面世就热销大江南北。洪昭光接着又推出了一系列不同版本的健康科普书籍，得到他认可的有8本书。请洪昭光讲课的人蜂拥而至。到记者采访洪昭光的时候，据他本人说已经有近500家单位在排队了。这个时候，洪昭光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健康教育明星，获得了“全国科普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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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其人其事
洪昭光变得异常繁忙。对洪昭光的采访很困难，记者和洪之间很少能完整地完成一次问答。他的电话太多了，有要求采访的、有要他上节目当嘉宾的、有请他出席各种会议的，更多的是请他讲课的。每次有邀请讲课的电话，洪昭光都会让他们打另外一个电话找一位“陈大夫”谈。这位“陈大夫”就是传说中的洪昭光的“经纪人”。
“陈大夫”叫陈玉琴，她属于一个叫“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的机构。陈玉琴为洪昭光处理到各地的讲课事宜已经两年多了，洪昭光去作讲座多半由陈玉琴跟着，很多事都是陈出面与邀请方谈的。她的名片上印着“社会交流部主任”的头衔。随着记者对洪昭光和“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的了解，一个颇具规模的营利性机构和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也浮出水面。
“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洪昭光是首席研究员。要探究这个民间研究所，就不得不提起“好乐士健康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管理者——陈冬牛。陈冬牛当过公务员、经过商、拍过电视片，他最后把立足点放在了健康产业上，成立了“好乐士健康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在健康领域闯荡，商业嗅觉敏锐的陈冬牛发现了洪昭光，为洪昭光成立了“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陈自任执行所长。陈冬牛说他们的研究所不研究高精尖，就研究怎么把深奥的医学知识传播给大众。可以说，研究所就是为洪昭光量身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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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好乐士公司目睹了公司业务的繁忙。公司员工对洪昭光的讲座内容倒背如流，他们会解答各种各样的咨询电话。记者正好碰到一家电视台请洪昭光出10道涉及讲座内容的题目，洪没时间去做，便由公司员工代劳了。洪昭光受命为某上层机构作一次讲座，但是要求他从常用的3小时压缩到1小时。公司的员工为洪编排演讲内容，方法是将洪昭光的演讲录像带剪辑成1小时的长度，然后让洪模拟。这种“包装”的做法与演艺界明星的经纪公司毫无二致。记者曾问陈冬牛他们算不算洪昭光的经纪公司，陈说：“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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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昭光热的本质
记者向《登上健康快车》一书的编者、北京晚报资深记者关春芳询问：“洪昭光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位主持了“健康快车”专刊8年之久的新闻人立即回答：老百姓对健康知识的渴求。
关春芳回忆起编辑部第一次请专家给老百姓作讲座的情景——当时就在报纸上发了个小豆腐块的消息，可是那天下午，本来只能容纳3000人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竟然卖出了1万多张票!这么多人一下子涌进公园惊动了警察。后来，公园只好破例将讲座专家胡大一请进了广播室，老百姓就在公园的各个角落听大喇叭。“老百姓对健康科学知识的渴求让我们始料未及”关说。后来，他们又请洪昭光、向红丁等也来开了健康大课堂，每次都产生了轰动效应。后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策划出了《登上健康快车》，又给了关春芳一个没想到——这本书居然不靠行政命令发行、不用花广告费就在市场上销得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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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昭光为什么这样红
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梁万年同时兼任该校公共卫生与家庭医学院院长。他曾经就“洪昭光现象”与自己的学生们进行讨论，他说：“健康教育本来应该是我们去做的，可是我们就没有洪教授讲得那么精彩。”洪昭光得到医疗圈内外一致公认的是他的讲课技巧。
曾经有人评价说：“洪昭光一个人的作用顶得上一个健康教育所”。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侯培森并不认同，他强调作为健康教育事业的专门机构，全国各地的健康教育所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工作，为“洪昭光热”的出现培育了良好的氛围。同时，侯培森也承认现在中国的健康教育专业队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与洪昭光一对比就显得比较明显了。侯认为一个好的健康教育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演讲者，必须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传播学知识和语言技巧。洪昭光正是这样的人。老百姓评价洪昭光的课：一听就懂，一懂就用，一用就灵。在洪昭光的讲课现场，常常会爆发出笑声和掌声。而侯认为现在专职的健康教育人员的传播方式常常不能使老百姓接受。他举了一个例子，某地编写了一些免费发给农民的防病知识传单，投入的人力和物力都不少，可是那些传单照搬医学书上的内容，农民根本就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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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健康教育人员的知识背景也成了阻碍这些教育深入人心的因素。据了解，在我国大陆没有一所医学院校有健康教育专业培养专门的健康教育人才。而我国的台湾省从1959年开始就开设了健康教育系，迄今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省就拥有健康教育学士1000多人，硕士300多人，博士20多人。侯培森认为这与我们不少人对健康教育工作的传统认识有关。有很多人把健康教育看做是卫生宣传，觉得只要有点知识的人就可以做，忽视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前不久，洪昭光为北京市的社区医生们表演了一次精彩的讲课技巧。其实社区医生们早就读过他写的书，可还听着笑着认真做着笔记。北京复兴医院月坛社区服务中心的几位大夫告诉记者，他们平时也给百姓搞讲座，可是他们想不出这么多生动有趣的例子，健康教育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之一，但是他们还缺少培训。
十本科普不及一篇小论文
什么人作健康教育在老百姓中最有号召力，无疑是临床医生。然而，并不是所有医生都像洪昭光那样热衷于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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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红丁，协和医院教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常委。他写过10本糖尿病方面的科普读物，也经常被邀请作讲座。但他说：“我写的10本科普读物还不如一篇小论文对我有用!晋级、涨工资、评职称、争进修名额有哪一项是看你科普工作干得怎么样的？!我写科普书还有很多人在背后说我不务正业。”
洪昭光告诉记者：“科研和科普是科学的两翼，少了哪个都不行。可是年轻医生没有几个对这个感兴趣。”
重学术论文轻科学普及的风气由来已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专家支修益回忆说：“十多年前北京医师继续教育学分中还有1分记在科普工作上，可是不知什么时候起，这1分没有了。很多时候参加论文评选，参选须知里就会特别标注‘科普论文除外’。总之，现有体制和政策不鼓励医生搞科普。”
北京市卫生防病工作委员会在2002年曾经印发过一份《北京市示范社区、示范医院和示范工作场所健康促进工作标准》。在这份标准里，对医院就有这样的要求：“门诊医生对每个就诊患者应提供3～5分钟与其所患疾病相关的健康教育”，北京市健康教育所所长王星火对这一条很看重。然而这一条实际上没有多少医院和医生能做到。王星火说：“一是患者太多，医生没时间多说话；另外，医院院长也不重视，因为他们那种以疾病为中心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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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康教育协会秘书长刘克玲则认为，很多医生即便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我们的医学教育缺乏人文教育，医生们从医学院校毕业只会用药片和刀片。从医学教育开始，就没有加强对医务工作者科普能力的训练。”
前不久，由中央文明办、卫生部组织的“相约健康社区行”活动，向红丁、胡大一、万承奎、杨秉辉、徐光炜等临床首席专家，已经分赴全国各地的社区开始了健康教育巡讲。刘克玲说：“我们聘请的都是大牌专家，为的就是让专家给基层的医生们做健康教育工作的表率。”值得注意的是，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也是首席专家之一，这多少能表明政府部门对健康教育的支持程度。
健康教育能否产业化
就在洪昭光热遍大江南北的时候，他也开始受到医疗圈内的一些非议，非议针对着“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的成立和一些与经济问题有关的传闻。一些人想不通——搞健康教育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业为什么还有经纪人行为？说白了，就是接受不了健康教育的市场行为。这些非议也让洪昭光对“市场”二字感到晦涩。他说这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他告诉记者，他把稿费都交到医院党委了。而陈冬牛却时常在各种场合为洪昭光喊屈：“正常劳动所得为什么不敢拿!”记者无意调查传闻中“经纪公司”要的“后面好几个零的讲课费”是否属实，但是却想探讨一个问题，有更多的市场行为加入到健康教育中来有什么坏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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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波是慈济医药联合企业的董事长，2001年，他在北京开设了一家体检中心，提供专门针对健康人的体检套餐服务。一年的时间，该体检中心就接待了2万余名顾客。胡波看好健康消费市场，趁热打铁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附近开设了第二家体检中心。而此时，北京也有类似的机构在悄然开张，公立医院也嗅出了味，积极开辟针对健康人的卫生服务。
对像胡波这样的投资者，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是欢迎的。殷大奎当卫生部副部长时主管公共卫生工作，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主管公共卫生的时候，可以咬紧牙关保证大灾之后无大疫，可是现在我们怎么才能保障百姓按健康的方式来生活？这必须要依靠多方面的力量。”
据调查，我国人群中慢性病患病率从1985年的237‰增加到1994年的323‰；每天有1.3万人死于慢性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80%以上。如果没有健康教育，就没有民众自觉的生活干预，今后慢性病及其治疗费用还将显著增长。殷会长认为现在是大张旗鼓搞健康教育的时候了，然而光有政策和好形势是不够的，还要有社会各界积极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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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声音认为健康教育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健康教育有市场，可以让政府来投资，而不应鼓励营利性机构来参与，这样才能保证健康教育事业的纯洁性和对老百姓的公平性。这种观点也是非议“洪昭光经纪公司”的根源。而当前经济学家们都在谈论要进一步启动民间资本的问题，他们认为应该进一步向民间资本开放的领域不仅是金融、城市基础设施等垄断行业，还可以是公共事业领域。政府要做的是把好准入关，对这些领域的市场行为加以规范和管理。
回眸去年的热点，有人评论洪昭光现象时说“洪老头成了‘红’老头”。那么，究竟是洪昭光培育出了健康教育市场，还是这个市场造就了洪昭光和这次成功的商业化运作呢？也许互为因果吧。不管怎么说，百姓在这样的市场化运作中受益，健康知识在市场化运作中普及。
洪昭光本人很支持健康教育要将政府和市场的力量结合起来的观点，他说他反复研究了党的十六大报告，觉得这样做没错。,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