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生存与发展的理性思考
中国中医药学会 (北京 100029)
原载于《上海中医药杂志》 1999年第 12期
1985年，国家最高领导决策层针对长期以来中医从属于西医的状况和学术界“西化”中医的思潮，明确提出了“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不能丢”的指示。这一指示是1982年我国《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精神的重申，也是1991年我国制定“中西医并重”这一卫生工作方针的基础。世纪之交，面对“振兴中医”和“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学术界依然疑团未释--既有中医不能丢的企盼，又有中医可能丢的隐忧。近读《上海中医药杂志》1999年第5期《变亦变，不变亦变》一文，深感“中医不能丢”看上去是老话题，实际上也是新问题。为此，谈一些个人思考供学术界讨论。
一、中医药有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具独创优势的知识经济产业之一
国际上常常把一个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量，视为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与美国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体为美国的1/8，总人口是美国的5倍多。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而美国占14%，相当于我国的3.5倍。合起来计算，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是我国的140倍左右。若按人均美元数来计，199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 730美元，美国为30，000美无，所以我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为30美元左右，美国为4200美元以上。当然，美国的物价指数比我国高，在美国35美元的商品在中国大体1美元即可买到。因此按实际购买力来计，美国人均医疗卫生的费用仍然是我国的40倍。
, 百拇医药
国际上常常把人口平均期望寿命视为一个国家医疗卫生效果的重要标淮之一。据最近的调查，美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为79岁。自1990年起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1995年的抽样调查，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超过70岁。由于城乡医疗卫生条件相差较大，有人估计我国城市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已超过73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最新调查表明，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仅58岁。
为什么我国医疗卫生投入不高，而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增长却如此之快呢？分析原因大体有三：第一，近20年来我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基本满足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条件。第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最大的特点是有中医中药，而且国民乐于接受。卫生部门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在药品销售上，中药占总销量的40%，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与相比的。第三，健康的文化是人们身心健康的有效保证。中医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道法自然”、“恕道中庸”、“和为贵”等思想以及太极拳、导引、吐纳等健身术，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特色的长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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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少的原因也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中药的价格远比西药低，中医医疗成本相对也低。第二，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现代医疗设备装备水平低。第三，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近10亿的农民不享受公费医疗。
因此，从历史和现实看，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上的特色与优势：首先，我国有独特的、完整的中医药医学体系；其次，我国又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大的、具有垄断性的中药生产国；第三，它是几千年未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瑰宝，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文化与经济资源。
据上述情况，从知识经济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做以下分析和预测：第一，当前，我国城市人均享受医疗费用为 100美元，农村为10美元左右。如果让农民的医疗卫生费用也达到城市的水平，即需增加投入900亿美元，城乡合并计算，则相当于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第二，如果我国没有中医，而且人均医疗卫生投入也与今大的美国相当(这当然不大可能)，我国约需花掉1.6年国内生产总值才可以保证全国人民1年的医疗卫生开支。第三，如果我们再奋斗20年，在现有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上翻3番，则可能达到美国现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到那时，假设我国医疗卫生的投入也上升到14%的比例，但我国总人口是美国的5倍这一点不会改变。因此20年后我们医疗卫生费用的人均数仍然低于美国5-6倍。所以到那时，解决好国民的医疗卫生还有赖于发扬中医药优势。第四，全世界每年医疗卫生的总投入2万亿美无以上(1990年的统计为 1.7万亿)，我国仅占1.6%。如果我们努力20年，通过医学传播、医疗服务、药品出口等途径拿回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的10%，应该不是空话。那么仅中医的年创汇即可能达到2，000亿美元以上，相当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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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只要今后在政策引导与学术发展上不再失误，中医药很有可能成为我国独具创新优势的知识经济产业之一。
二、“中西医并重”可望成为人类医学的大趋势
“中西医并重”是9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卫生的基本方针之一。从人类医学的现状和发展来看，也有可能成为21世纪全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大趋势。
首先，在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中，中医是其中理论最完整、实践内容最丰富、最有效的医学。第一，中医在中国古典哲学的孕育下，形成了自己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以证候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以藏象经络、病因病机为核心，包括诊法、治则以及方剂、药物理论在内的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古印度人讲地、水、火、风，古希腊人提出水、火、土、气为万物生成之根本，这些提法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远远不能相比。在古希腊四元素说基础上衍生的“四体液”说，即血、痰、黑胆汁、黄胆汁，与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理论相比，也只不过一种处于萌芽阶段的简单假说而已。第二，由于印度、埃及、希腊三种传统医学始终停留在经验性、随机性的治疗水平上，所以文艺复兴以后相继走向消亡。当前在西方重新受到关注的自然医学，其实只是自然疗法--一些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传统治疗方法或“替代疗法”根本算不上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完善的医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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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充分认识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重视传统医学热潮的实质。20世纪，西医在其飞速的发展中有四个值得骄傲的闪光点。然而，恰恰在每一个闪光点的背后，都给西医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与困惑。第一，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的问世，使大量细菌性感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细菌抗药性的产生、抗生素过敏、广谱抗生素引发人体正常菌群失调，以及年老、体衰之人虽剂量一再加大而感染仍难以有效控制等问题，明确地宣告了以抗生素为武器，以病原微生物为靶点，以人体为战场的治疗学说，是典型的外因论观点，是西医理论最大的局限性之一。第二，西医外科手术由普外--胸外--脑外--断肢再植发展到器官移植时，遇到的最大困惑是人体的排异性。当年在解剖学进展中形成的“人是机器”的断言，今天遇到的恰恰是“人不是机器”的现实，这无疑是对西医机械唯物论的挑战。第三，随着对人体结构的认识由组织、器官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的步步深入，西医借助于分子生物学的种种检测手段，对内分泌系统疾病、病毒性感染以及与免疫机制相关疾病的精确诊断，的确令人折服。但是这种诊断只能使人“知其然”，而不能从因果关系上“知其所以然”。在分于生物学的水平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心理属性全都没有了。况且，人体不是分子的“堆积体”。在分子水平上的所见，与人身整体水平上的生命活动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应该说，分子水平上的所见与整体水平上的人，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与一般生物分子的相似性却越来越近。当处于生、长、壮、老、已各个阶段的与自然、社会、心理结为一体的人被肢解为分子形式后，因为分子水平的诊断不等于整体水平上的客观现实，难以从复杂的因果关系上反映并指导人们认识、把握疾病发生与发展中真实的“所以然”。这是西医界普遍感到2/3以上的内科疾病没有特异性治疗方法的根本原因，也是西医进入分子医学水平后遇到的最大困惑。第四，50年代后化学合成药的大量涌现，曾使西药出现了一度辉煌。但是，因化学合成药的毒副作用而带来的大量药源性、医源性疾病，却成为当今西医界最感困惑的重大难题。而且这也恰恰是促成西医“回归自然”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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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越是发达的时候，越是到了容易发现问题、暴露缺陷和需要反思的时候。与西医在20世纪的四个闪光点相比，人们更突出地看到了中医是重视内因，强调个体差异和辨证论治的医学；是重视整体、治人以治病，强调局部与整体相统一、局部与局部相协调的医学；是重视天人相应、心身合一，熔生物、自然、社会、心理的防病治病思想与方法于一炉的医学；是完整运用自然疗法，以中药为主体，融针灸、推拿、按摩、导引等综合性疗法于一体的医疗体系。来自西方“回归自然”的强烈呼声，是西医通过反思，发现不足，寻求互补的必然结果；是西方要求中医堂堂正正走向世界的客观、历史原因。可以预见，保持特色，发扬优势，完善自我，将是中医与西医在各自发展中的共处守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医并重”必将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医学前进中的大趋势。
三、中医仍然有可能会丢
中医学术包括科学与技术，即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两大部分。正如严复所说：“学者考自然之理，定必然之则；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所以，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的核心，是临床医学的根基所在。我们担心中医可能丢，就是指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地位可能丢。丢掉了“已知之理”，则丢掉了辨证论治的灵魂，那就可能蜕变到经验治疗的水平上去；欲“求可成之功”，因失去了“必然之则”，所行之术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鉴于印度、埃及、希腊古代传统医学被遗弃的历史教训，中医一旦丢掉了指导辨证论治的基础理论，则离消亡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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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西方近代文化、科学滚滚传入中国的100年。由于目不暇接的西方文化、科学产品夹杂着政治、军事的压力，因此使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未来得及冷静思考，未来得及从文化、科学多元性的立场上积极面对之时，便下意识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科学视为历史的过去，自觉不自觉的自我贬抑。20年代废止中医的叫嚷、50年代“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以及形形色色歧视和排斥中医的做法，其根源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科学(包括西医学)的学术观念上，否认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性。
50年代以后，中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处于悖论的困扰之中。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自身的发展与提高寄托在西医学术的观念、标淮与方法上。其症结在于，中医既是科学的，为什么不能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中西医并重”的正确方针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经过中医界的不断努力，于90年代初才制定的。但是，这个方针的真正落实，即中西医在学术上的真正并重--两种医学间有机的平等互补，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因为直到今天，用西医的观念、标准、方法对中医进行改造的做法，在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各个方面仍然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应该敏锐地看到，不彻底改变中医在学术与事业管理上从属于西医的状况，中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将随时存在。在当今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医可能丢”的表现形式及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在“发展”、”创新”的旋律中，从基础理论上“西化”中医，即以西代中，断根绝源。二是重用轻学、以用代理，在临床应用部分“技术先行”，即所谓“豁出生存求发展”。三是在渐变中走向消亡。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弦易辙，则更容易使当事者迷、当时者迷。所以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消灭中医的情况相比，因为其隐蔽，故危险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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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客观地说明中医学术上存在的困惑与危机，这里列举两个材料：
第一，1994年1月，中国中医药学会前会长崔月犁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医药发展战略讨论会”。从该会议纪要(见《中医沉思录》，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232.)可以看出，老一辈中医药学专家对“中医药学术水平的滑坡和‘西化’倾向，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和忧虑”，认为“当务之急是认真总结中医药学术走过的曲折道路，在学术上首先正本清源，回到中医药学术的特色和优势上来，否则，就积重难返，就难以拨乱反正”。老专家们还指出：“中医院的急症差不多全西医化了，为中医急症而推广的一些制剂，几乎全是配合西医急症用药的，中医真正的东西很少看到。”大家担心：“中医院再过几年就全变成西医院了，因为学术内容和治疗思路、方法变了，只会剩下一块空牌子。”与会者对当前中医教育讨论尤其热烈。有的与会者悦，“他所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必须是实验研究性论文，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要西医方法点头才行。再过10年，等这些研究生成为教授以后，中医就全变了”。还有与会者强调：“在中医教育方面，要着眼培养一批中医基础理论过硬、临床辨证论治能力强，像老中医样子的原样人才。不要等到从科学上真正认识中医了，全世界都来热心学习我们的中医药时，而真正懂中医的人却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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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术期刊是科学研究的龙头和龙尾，科研工作中的“思路”和“成果”集中反映在期刊中。1997年5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药学会组织召开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大多数专家对40年来的“证明性研究”--即用西医实验研究的方法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验证、解释、改造性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从中医学术界颇具权威的两种期刊发表文章的事实，说明专家们的质疑是正确的、有根据的。比如，由中国中医药学会主办的《中国医药学报》中，“论著”和“学术动态”是集中反映科研思路与成果的两个栏目。在 1993-1996年的4年里，两个栏目中“证明性研究”的论文占70%左右。又如《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5年出版了一期《基础理论研究特集》，共发表了192篇论文，全部是用西医实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中医中药理论进行验证、解释、改造的论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研究中药的论文竟达182篇，说明用西药药理学的思路与方法验证、解释、改造中药，已成为近年里的“新热点”。
上述例证告诉我们，中医学术至今仍然处于生存、发展的危机和困惑之中。在西方提出“回归自然”和“重视传统医学”的今天，这种危机与困惑，竟然出现在中医的故乡，的确无法向国家、民族和历史交待。
走出“中医西医化”的误区，是摆脱生存危机、获得健康发展的决胜之举，也是摆在中医面前“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历史使命，不可坐待，不容彷徨。须知生存与发展是一个统一体。中医自身的科学规律是其生存的基因，生存就孕育着发展。, http://www.100md.com(李致重)
原载于《上海中医药杂志》 1999年第 12期
1985年，国家最高领导决策层针对长期以来中医从属于西医的状况和学术界“西化”中医的思潮，明确提出了“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不能丢”的指示。这一指示是1982年我国《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精神的重申，也是1991年我国制定“中西医并重”这一卫生工作方针的基础。世纪之交，面对“振兴中医”和“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学术界依然疑团未释--既有中医不能丢的企盼，又有中医可能丢的隐忧。近读《上海中医药杂志》1999年第5期《变亦变，不变亦变》一文，深感“中医不能丢”看上去是老话题，实际上也是新问题。为此，谈一些个人思考供学术界讨论。
一、中医药有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具独创优势的知识经济产业之一
国际上常常把一个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量，视为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与美国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体为美国的1/8，总人口是美国的5倍多。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而美国占14%，相当于我国的3.5倍。合起来计算，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是我国的140倍左右。若按人均美元数来计，199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 730美元，美国为30，000美无，所以我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为30美元左右，美国为4200美元以上。当然，美国的物价指数比我国高，在美国35美元的商品在中国大体1美元即可买到。因此按实际购买力来计，美国人均医疗卫生的费用仍然是我国的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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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常常把人口平均期望寿命视为一个国家医疗卫生效果的重要标淮之一。据最近的调查，美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为79岁。自1990年起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1995年的抽样调查，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超过70岁。由于城乡医疗卫生条件相差较大，有人估计我国城市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已超过73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最新调查表明，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仅58岁。
为什么我国医疗卫生投入不高，而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增长却如此之快呢？分析原因大体有三：第一，近20年来我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基本满足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条件。第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最大的特点是有中医中药，而且国民乐于接受。卫生部门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在药品销售上，中药占总销量的40%，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与相比的。第三，健康的文化是人们身心健康的有效保证。中医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道法自然”、“恕道中庸”、“和为贵”等思想以及太极拳、导引、吐纳等健身术，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特色的长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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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少的原因也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中药的价格远比西药低，中医医疗成本相对也低。第二，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现代医疗设备装备水平低。第三，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近10亿的农民不享受公费医疗。
因此，从历史和现实看，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上的特色与优势：首先，我国有独特的、完整的中医药医学体系；其次，我国又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大的、具有垄断性的中药生产国；第三，它是几千年未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瑰宝，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文化与经济资源。
据上述情况，从知识经济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做以下分析和预测：第一，当前，我国城市人均享受医疗费用为 100美元，农村为10美元左右。如果让农民的医疗卫生费用也达到城市的水平，即需增加投入900亿美元，城乡合并计算，则相当于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第二，如果我国没有中医，而且人均医疗卫生投入也与今大的美国相当(这当然不大可能)，我国约需花掉1.6年国内生产总值才可以保证全国人民1年的医疗卫生开支。第三，如果我们再奋斗20年，在现有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上翻3番，则可能达到美国现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到那时，假设我国医疗卫生的投入也上升到14%的比例，但我国总人口是美国的5倍这一点不会改变。因此20年后我们医疗卫生费用的人均数仍然低于美国5-6倍。所以到那时，解决好国民的医疗卫生还有赖于发扬中医药优势。第四，全世界每年医疗卫生的总投入2万亿美无以上(1990年的统计为 1.7万亿)，我国仅占1.6%。如果我们努力20年，通过医学传播、医疗服务、药品出口等途径拿回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的10%，应该不是空话。那么仅中医的年创汇即可能达到2，000亿美元以上，相当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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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只要今后在政策引导与学术发展上不再失误，中医药很有可能成为我国独具创新优势的知识经济产业之一。
二、“中西医并重”可望成为人类医学的大趋势
“中西医并重”是9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卫生的基本方针之一。从人类医学的现状和发展来看，也有可能成为21世纪全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大趋势。
首先，在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中，中医是其中理论最完整、实践内容最丰富、最有效的医学。第一，中医在中国古典哲学的孕育下，形成了自己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以证候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以藏象经络、病因病机为核心，包括诊法、治则以及方剂、药物理论在内的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古印度人讲地、水、火、风，古希腊人提出水、火、土、气为万物生成之根本，这些提法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远远不能相比。在古希腊四元素说基础上衍生的“四体液”说，即血、痰、黑胆汁、黄胆汁，与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理论相比，也只不过一种处于萌芽阶段的简单假说而已。第二，由于印度、埃及、希腊三种传统医学始终停留在经验性、随机性的治疗水平上，所以文艺复兴以后相继走向消亡。当前在西方重新受到关注的自然医学，其实只是自然疗法--一些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传统治疗方法或“替代疗法”根本算不上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完善的医学科学。
, 百拇医药
其次，要充分认识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重视传统医学热潮的实质。20世纪，西医在其飞速的发展中有四个值得骄傲的闪光点。然而，恰恰在每一个闪光点的背后，都给西医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与困惑。第一，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的问世，使大量细菌性感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细菌抗药性的产生、抗生素过敏、广谱抗生素引发人体正常菌群失调，以及年老、体衰之人虽剂量一再加大而感染仍难以有效控制等问题，明确地宣告了以抗生素为武器，以病原微生物为靶点，以人体为战场的治疗学说，是典型的外因论观点，是西医理论最大的局限性之一。第二，西医外科手术由普外--胸外--脑外--断肢再植发展到器官移植时，遇到的最大困惑是人体的排异性。当年在解剖学进展中形成的“人是机器”的断言，今天遇到的恰恰是“人不是机器”的现实，这无疑是对西医机械唯物论的挑战。第三，随着对人体结构的认识由组织、器官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的步步深入，西医借助于分子生物学的种种检测手段，对内分泌系统疾病、病毒性感染以及与免疫机制相关疾病的精确诊断，的确令人折服。但是这种诊断只能使人“知其然”，而不能从因果关系上“知其所以然”。在分于生物学的水平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心理属性全都没有了。况且，人体不是分子的“堆积体”。在分子水平上的所见，与人身整体水平上的生命活动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应该说，分子水平上的所见与整体水平上的人，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与一般生物分子的相似性却越来越近。当处于生、长、壮、老、已各个阶段的与自然、社会、心理结为一体的人被肢解为分子形式后，因为分子水平的诊断不等于整体水平上的客观现实，难以从复杂的因果关系上反映并指导人们认识、把握疾病发生与发展中真实的“所以然”。这是西医界普遍感到2/3以上的内科疾病没有特异性治疗方法的根本原因，也是西医进入分子医学水平后遇到的最大困惑。第四，50年代后化学合成药的大量涌现，曾使西药出现了一度辉煌。但是，因化学合成药的毒副作用而带来的大量药源性、医源性疾病，却成为当今西医界最感困惑的重大难题。而且这也恰恰是促成西医“回归自然”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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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越是发达的时候，越是到了容易发现问题、暴露缺陷和需要反思的时候。与西医在20世纪的四个闪光点相比，人们更突出地看到了中医是重视内因，强调个体差异和辨证论治的医学；是重视整体、治人以治病，强调局部与整体相统一、局部与局部相协调的医学；是重视天人相应、心身合一，熔生物、自然、社会、心理的防病治病思想与方法于一炉的医学；是完整运用自然疗法，以中药为主体，融针灸、推拿、按摩、导引等综合性疗法于一体的医疗体系。来自西方“回归自然”的强烈呼声，是西医通过反思，发现不足，寻求互补的必然结果；是西方要求中医堂堂正正走向世界的客观、历史原因。可以预见，保持特色，发扬优势，完善自我，将是中医与西医在各自发展中的共处守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医并重”必将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医学前进中的大趋势。
三、中医仍然有可能会丢
中医学术包括科学与技术，即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两大部分。正如严复所说：“学者考自然之理，定必然之则；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所以，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的核心，是临床医学的根基所在。我们担心中医可能丢，就是指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地位可能丢。丢掉了“已知之理”，则丢掉了辨证论治的灵魂，那就可能蜕变到经验治疗的水平上去；欲“求可成之功”，因失去了“必然之则”，所行之术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鉴于印度、埃及、希腊古代传统医学被遗弃的历史教训，中医一旦丢掉了指导辨证论治的基础理论，则离消亡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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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西方近代文化、科学滚滚传入中国的100年。由于目不暇接的西方文化、科学产品夹杂着政治、军事的压力，因此使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未来得及冷静思考，未来得及从文化、科学多元性的立场上积极面对之时，便下意识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科学视为历史的过去，自觉不自觉的自我贬抑。20年代废止中医的叫嚷、50年代“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以及形形色色歧视和排斥中医的做法，其根源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科学(包括西医学)的学术观念上，否认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性。
50年代以后，中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处于悖论的困扰之中。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自身的发展与提高寄托在西医学术的观念、标淮与方法上。其症结在于，中医既是科学的，为什么不能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中西医并重”的正确方针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经过中医界的不断努力，于90年代初才制定的。但是，这个方针的真正落实，即中西医在学术上的真正并重--两种医学间有机的平等互补，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因为直到今天，用西医的观念、标准、方法对中医进行改造的做法，在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各个方面仍然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应该敏锐地看到，不彻底改变中医在学术与事业管理上从属于西医的状况，中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将随时存在。在当今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医可能丢”的表现形式及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在“发展”、”创新”的旋律中，从基础理论上“西化”中医，即以西代中，断根绝源。二是重用轻学、以用代理，在临床应用部分“技术先行”，即所谓“豁出生存求发展”。三是在渐变中走向消亡。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弦易辙，则更容易使当事者迷、当时者迷。所以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消灭中医的情况相比，因为其隐蔽，故危险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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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客观地说明中医学术上存在的困惑与危机，这里列举两个材料：
第一，1994年1月，中国中医药学会前会长崔月犁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医药发展战略讨论会”。从该会议纪要(见《中医沉思录》，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232.)可以看出，老一辈中医药学专家对“中医药学术水平的滑坡和‘西化’倾向，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和忧虑”，认为“当务之急是认真总结中医药学术走过的曲折道路，在学术上首先正本清源，回到中医药学术的特色和优势上来，否则，就积重难返，就难以拨乱反正”。老专家们还指出：“中医院的急症差不多全西医化了，为中医急症而推广的一些制剂，几乎全是配合西医急症用药的，中医真正的东西很少看到。”大家担心：“中医院再过几年就全变成西医院了，因为学术内容和治疗思路、方法变了，只会剩下一块空牌子。”与会者对当前中医教育讨论尤其热烈。有的与会者悦，“他所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必须是实验研究性论文，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要西医方法点头才行。再过10年，等这些研究生成为教授以后，中医就全变了”。还有与会者强调：“在中医教育方面，要着眼培养一批中医基础理论过硬、临床辨证论治能力强，像老中医样子的原样人才。不要等到从科学上真正认识中医了，全世界都来热心学习我们的中医药时，而真正懂中医的人却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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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术期刊是科学研究的龙头和龙尾，科研工作中的“思路”和“成果”集中反映在期刊中。1997年5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药学会组织召开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大多数专家对40年来的“证明性研究”--即用西医实验研究的方法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验证、解释、改造性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从中医学术界颇具权威的两种期刊发表文章的事实，说明专家们的质疑是正确的、有根据的。比如，由中国中医药学会主办的《中国医药学报》中，“论著”和“学术动态”是集中反映科研思路与成果的两个栏目。在 1993-1996年的4年里，两个栏目中“证明性研究”的论文占70%左右。又如《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5年出版了一期《基础理论研究特集》，共发表了192篇论文，全部是用西医实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中医中药理论进行验证、解释、改造的论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研究中药的论文竟达182篇，说明用西药药理学的思路与方法验证、解释、改造中药，已成为近年里的“新热点”。
上述例证告诉我们，中医学术至今仍然处于生存、发展的危机和困惑之中。在西方提出“回归自然”和“重视传统医学”的今天，这种危机与困惑，竟然出现在中医的故乡，的确无法向国家、民族和历史交待。
走出“中医西医化”的误区，是摆脱生存危机、获得健康发展的决胜之举，也是摆在中医面前“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历史使命，不可坐待，不容彷徨。须知生存与发展是一个统一体。中医自身的科学规律是其生存的基因，生存就孕育着发展。, http://www.100md.com(李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