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命运忧思录——读《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彭小明
商人、学者安子介
安子介先生是一位香港实业家，既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又是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他的商业、法学、政治的头衔还有很长的一大排，他是中国语言文字的保卫者和理论家，同时还发明了中文写字机和新的汉字检字方法，懂得八种外国语，中文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功底都很深厚。 (博讯boxun.com)
安先生是浙江宁波人，早年在上海求学和供职，翻译过国际贸易方面的书籍，抗战以后在香港经商，成为殷实的商家，同时务实地研究汉字的历史和奥秘。面对中国大陆强大的“废除汉字论”他冷静地研究出了全新的汉字科学体系，终于在八十年代赢得了国内广泛的支持，引起了中国文化界的强烈震撼。
值得指出的是，任何曾经在国内生活的知识分子，都会强烈地感到，数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学术空气是何等地政治化，“一言堂”。正是香港的独特地位使得安先生免遭非正常学术批判的厄运，发展了他独到的理论，抚今追昔，不禁为中华民族有此谔谔之士、汉字未遭彻底覆灭，重获理论生机而额手庆幸。 汉语拼音化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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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是偶像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这条危险的道路已经走了快一百年了。最早的“拉丁化”提倡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钱玄同(北京大学和北师范大学教授)。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左翼作家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苏联对于这种倾向曾经给予支持，西方汉学界著名语言学理论家几乎都一致地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语言文字，是残余的象形文字，而拼音文字才是科学的、先进的文字。西方的传教士也早已开始编创中文的拼音系统。从威妥玛式到耶鲁大学式，从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到台湾的注意字母第二式，从北洋政府的注意符号到中国大陆全面推行的汉语拼音，世界上出现了不下一百种汉语拼音系统。其中由中共元老林伯渠(前国家副主席)、吴玉章(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文字改革会主任)在海参崴(一九三一年)草创，瞿秋白(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制定，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在国务院修改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影响最大。当时的意见是先用它来注意，帮助识字，一旦时机成熟废除汉字取而代之，在汉字未被取代之前，先实行汉字简化，并取消异体字，废除繁体字。当时并非没有直言异议之士，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一来，所有持异议者竟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劳教、劳改。(其中包括《昭雪汉字百年冤案》作者之一李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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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革的极左冲击之后，国人已经渐渐冷静下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同音错字的问题无法解决。电脑利用拼音输入中文的实践更显示出拼音无法取代汉字的必然性。比较客观的看法是，作为汉字识字辅助工具和与西方文字的转写中间环节，汉语拼音简单易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已有的字母和读音，是比较优秀的方案。中国进入联合以后，联合国(一九七二年)正式接受了这一方案，东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作为数学汉语的拼音工具。中国大陆的人名地名一律以汉语拼音拼写式为标准式。同时也到此为止，以拼音废汉字的想法差不多无疾而终。 对汉字的重新解析
长期以来西方治学家从他们的文化的背景出发，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象形文字，应该逐步向拼音文字靠拢。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中国语言学家也认可了这种看法。安子介先生不愿认同：“如果英文二十六个字母能解决问题，美国就没有文盲了。”他运用自己对世界多种语文的认识，写出了《劈文切字集》、《解开中国文字之谜》等中文、英文著作，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过去的语言学因袭西方式的体系，可是中文没有词尾，没有复数，名词没有性、数、格变化，动词没有人称变化，词类也不确定，很难用西方的理论加以规范。安子介提出汉字记录的不是固定的语音，而是观念。日月目雨这些字是以形表义，不记录语言。方言众多，汉字始终没有改变“书同文”的状态。因此他说，汉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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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介分析了汉字的结构和优点。音形义三个要素，形是非常重要的。不同于西方文字。“形”容易记住，意义集中在字形里面。汉字有很多意义联想的组成部分，不仅有趣，也便于记忆，安，屋顶之下，一个“女”。表现女性柔弱，不宜在外，“宜室宜家”，才是安全的。家，屋顶之下，豕表示猪，代表牲畜，说明农业社会里一个家庭必须有一定的家畜。女和母在古代的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基本形状是一样的：母字比女字多了两个点。表示乳房，象征着同是女性，不同在于生养和哺育孩子。愁字表示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秋天里人们为过冬而发愁。这些汉字一以分析之后，往往很难忘怀。他说，“汉字的秘密完全在小篆的学形中，只要将汉字放在一个文明曙光初露的农业社会中去加以理解，就可以豁然而通。”他把五千八百八十八个汉字作了分类，进行深入分析解释。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观念化、哲学化的途径发现，这些解释不仅可以理解，还可以看出文明的积累、构思的巧妙、观念的丰富和形象的生动。他的分析解释，既尊重前人的合理假说，也不排除“望文生义”的“杜撰”。根本目的是方便学习汉字的人去理解和记忆。 汉字组词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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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组词能力强。最活跃的基本单位是字。每个字都有特定的含义，语音简单、明确，高度概括抽象，组词能力强。例如车，电车，马车，手推车，汽车，火车，德文、英文多用不同的单词。他们通过统计和筛选发现，报刊文件中只要掌握三千多个常用汉字，几乎就可以读懂平常的绝大部分文章。汉语的词汇实际上主要就是由这些字组合而成的。所以只要攻破了识字大关(三到四千字)，难写难记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再加上汉字组词有一定的联想关系，比较容易会意，所以至少并不比其他语文难学。安先生的理论尤其对于扫盲工作有特别的意义。他编写的《安子介千字文》在国内农村试点以后，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汉字落后还是先进？
汉语是先进的语言。信息学有个重要的原理指出，“如果发出许多信息，有一部分信息是重复的；那么这一部分被重复信息的信息量等于零”。德文和一些欧洲语文还有许多原始语言的残留痕迹。也就是说，发出重复信息。汉语已经充分发育，成熟度高，重复信息较少，精练简洁。Ich bin lehrer.我是教师。Ich，已经说过“我”，不必再重复，而bin的意义又强调“(我)是”。三本书，drei Bucher既然说了三本，再强调书的复数，就是重复，就是发出无效信息，就是浪费资源。“的”字的抽象概括的产物，英文of也比较进步，德文dex xxs, der和dessen以及其他性数格重复变化，都属于比较原始的语言表达手段。从信息学的我度来分析，西方的语文才是比较落后的、没有完全成熟的语文。(汉语也部分重复信息，例如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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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脑外科实验
很有意思的是，上海华山医院脑外科医生划助安先生的理论开展实验证明，汉字用脑与拼音文字用脑在部位上有所不同。人们常说：逻辑左脑，艺文右脑。上海的医师发现，失误症患者听不懂语言信息，却还能理解汉字传达的图文信息。发出口头命令，患者不懂，出示汉字命令，患者却懂。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运用和领会汉字是左右脑同时并用。而拼音文字，往往只运用了左脑。也就是说，汉字对于中国儿童的智力开发具有重要作用。不必照搬西方儿童教育上的“开发右脑活动”。日本教育家石井勋的实验也证明，汉字比片假名在表现思想地正确性高，传达速度快。假名或罗马字在阅读上耗费时间。汉字则一目了然。
汉字简化是历史性的大错
安子介理论推翻了文字是语音的记录符号这个西方长期以来的定论，指出了文字，尤其是汉字是文化信息符号的论点。在横向上，操不同方言的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韩国人都借助汉字传递信息，而与语音很少发生联系。在纵向上，历史上的汉字的含义延续至今，保存的是意义信息，而语音已发生很在的变化，对意义传递影响不大。虽然安先生的书没有说出对简化汉字的批评，(他具有全国政协高级领导人的身份)，国内支持他的学者也仅仅含而不露地提出“识繁认简”的主张。但是阅读过安子介理论的读者，自然很容易得出结论：安子介理论根本动摇了简化政策的基础。汉字是东方的拉丁文。过去中等知识水平的中国人就可以直接阅读古典文献。汉字简化造成了断层。一九九五年一批学者教授上书全国人大，联名提议兴办专门不校，培养专业青少年从事古典研究。表明中国人民与古典文化的纽带已受到严重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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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汉字无助于扫盲
简化汉字首先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汉字太繁，简化有助于劳动人民学文化。”台湾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几十年分治，客观上为中国语文政策设置了比较研究的实验分组。台湾五十年代起注重教育，保证教育经费，扶助平民子弟入学，而不是减少汉字笔划，终于为嗣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人才基础。台湾到七十年代已经扫除文盲。
香港长期以来素有“文化沙漠”之称。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所以早年离港“闯荡”欧洲的华侨教育程度普遍低下。香港经济逐年兴旺，港府推行义务教育之后，文化沙漠景观逐渐淡出，八十年代科学人文活动日益增色。香港的中文教育基本上仍以繁全为正体，但普及教育速度不慢。文化城市的姿色已初露端倪。
中国大陆实行简化四十年，至一九八○年才停止产行所谓的“阶级战线”，即工农、干部子弟优先和限制黑五类子弟接受教育的政策，然而文盲人口仍高达近两亿。半文盲理难以统计。其中大部分仍是工人农民。简化汉字无助于教育普及，已经可见分晓。实际上，关键在于国家的教育投资和社会的安定程度。简化政策不仅没有推助教育，“同音归并”反而增加了社会语文的严重混乱。 简化汉字无助于电脑化 简化汉字原是为了简便求快。简繁阅读速度无异，只是笔写稍微简单一点，可是中国民间早已流行约定俗成的行书字体，实在处不上是简化之功。决定性的结论更在电脑输入成功以后，实践证明繁简输入一样快。不论是中国大陆的拼音输入，还是安子介数字输入，或是台湾的注音字母，以及北京的五毛字型和台湾的仓颉码，都可能达到不亚于英文输入的速度。输入简体信号也可以显示、打印出繁体，键盘命令可以立刻转移简繁。简繁两体反而增加了输入的错字率，出现了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的两种体系的转换错字麻烦，海外中文杂志，凡是使用中文国标码输入再按繁体排印的，都有一套共通的“电脑错字组合”，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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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靠文字统一的国家，简化政策造成了中华民族在“同书同文”两千多年后实际上的不尽同文，简化字成了中国统一道路上的人为障碍。
短期来说，《简化字总表》减少了汉字，从历史文化的长远观点来看，反而增加了大量汉字(简化字)。每个图书馆都必须设置两套检索系统，连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也不能例外。人力物力的耗费是无法统计的。
偶像及其助手的历史责任 偶像×××决定方向，他的助手×××主持这项工作，已是历史的铁案。当代以后，中国(大陆)人普遍不再能直接阅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汉字文献。中国的历史文化好象被偶像×××砍了一刀。从此出现了一道断痕。几百年后，中国的历史文化将会划分成“今文”(简体)和“古文”(繁体)两大阶段。分水岭就是所谓“文字革命”时代。偶像×××诛杀功臣，迫害作家、艺术家、学者，焚书毁庙之类的政绩可能会被人们逐渐淡忘一些，因为这些言行跟历史上的统治者仍多类似，屡见不鲜。可是草莽愚鲁斫伤中国文化血脉的罪愆却将随着文化历史的延续愈显照著。对于民族整体而言，文化的毁伤当然比杀戮的血债更多痛楚，更多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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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能够恢复繁体系统吗？
简化错了。能否恢复繁体旧制呢，很遗憾，几乎不可能。当今出身中国大陆的青少年，非经特别训练，一般很难阅读繁体字书刊。能正确分辩简繁，并正确书写繁体的青年更是凤毛麟角。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每个县要寻找一、两位五十岁以下、能规范地书写繁体的知识分子充任培训教师已是难于上于天的事情。全国文盲这么多，如果要恢复旧制，全国大部人中小学教师岂不又成了半文盲？国家靠谁去普及文化教育？能用简体字扫除文盲就是国家民族的幸事了。象英国这样的蕞尔小国，改英制度量衡为公制，所用的投资已近乎天文数字。中国地大人多，又是更改全部文字系统(而非只改度是衡局部)，试想，所有图书馆、印刷出版系统、国家档案、人民身份证件、教科书、辞典、货币……都要改旧换新，耗费更非今天的国力所堪承担。而时间越久，恢复旧制就越显得渺茫。
目前能够注意的是，希望在一九九七年之后，香港的中文教育保持繁体字体系，所幸核查《香港基本法》发现，并没有规定必须按中国大陆制度改变教学体系，甚至连教学语言也未作具体规定(其实应该规定包括普通话)。台湾则更没有必要跟随中国大陆在简化汉字的道路上亦步亦趋。汉语并音比较成熟，而且已经跨出国门，获得广泛承认。是否与中国大陆统一，可以讨论实行。港台的汉字则不宜再搞极左，强行改为简体。好歹为延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遗泽留下这两块硕果仅存的汉字净土。港台的人民出门可以免受错字乱飞斯文的扫地之苦，入户可以直接阅读古代典籍，仰承历朝诗文鼻息，将是未来港台知识界的极大方便与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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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圈 虽然安子介理论的拥护者与国务院语文工作委员会领导人之间的辩论仍然激烈，废止汉字论已经破产。安子介理论对于重建自身的语言文字体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也不必夸大汉字的优越和成熟，认为世界到处都有汉语热。汉字不必自惭形秽，也不必夜郎自大。
日本长期借用汉字，并根据汉字编创了自己的假名文字。汉字在日文中仍然发挥着词义简明准确的作用。但是日本人现在越来越习惯使用假名文字，而尽量避免使用汉字。中日两国文字似乎正在渐行渐远。
朝鲜文字是根据汉字书法笔意编创的拼音文字。北朝鲜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后，很快就禁止在公共文字中使用汉字。韩国也限制使用汉字。但是汉字在字典释词和辩正字义方面仍是重要的文字工具。中韩关系近年来急速进展，韩国出现汉语热(学习简体字)。一些韩国学者呼吁希望继续延续在韩国国民教育中已日渐式微的汉字基础教学(学习繁体字)，正说明汉字基础教育还有待加强。
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根据汉字结构编创了越南字“字喃”。本世纪初越南接受法国殖民者创制拼音文字，废除了方块字。目前确有越南学者发出悔恨的浩叹，越南人非经训练根本无法接近自己的历史文献。但估计这仍然仅仅是限于学术圈内的叹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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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安子介的理论国内开始认识和宣传，在亚洲汉字文经圈内部有些震动，在西方仍然没有什么影响。汉字本身存在着比较难写的阻碍，而且人们常常猜想得出它的大意，却不“敢”读出它的声音来。汉字结构以拼音字母复杂，入门的确较为困难，也是客观的事实。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若干年后，汉语走出国界。在汉字文化圈内更多一些被使用，是可能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语言仍然远远无法与英文法文作为国际的通用语言相抗衡。这种状态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持续下去。西方对于汉语汉字历来都只有时起时伏的好奇，从来也没有像对待英语法语那样广泛地“热”(即普及地学习)过。
在对华侨子女、外国人的中文教学中，我们不妨借用安子介理论，仔细探究每个汉字的结构和组成，多给学生提供信息，提高识字速度，减轻同学学习的困难。
《昭雪汉字百年冤案》，李敏生、李涛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百拇医药
安子介先生是一位香港实业家，既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又是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他的商业、法学、政治的头衔还有很长的一大排，他是中国语言文字的保卫者和理论家，同时还发明了中文写字机和新的汉字检字方法，懂得八种外国语，中文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功底都很深厚。 (博讯boxun.com)
安先生是浙江宁波人，早年在上海求学和供职，翻译过国际贸易方面的书籍，抗战以后在香港经商，成为殷实的商家，同时务实地研究汉字的历史和奥秘。面对中国大陆强大的“废除汉字论”他冷静地研究出了全新的汉字科学体系，终于在八十年代赢得了国内广泛的支持，引起了中国文化界的强烈震撼。
值得指出的是，任何曾经在国内生活的知识分子，都会强烈地感到，数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学术空气是何等地政治化，“一言堂”。正是香港的独特地位使得安先生免遭非正常学术批判的厄运，发展了他独到的理论，抚今追昔，不禁为中华民族有此谔谔之士、汉字未遭彻底覆灭，重获理论生机而额手庆幸。 汉语拼音化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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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是偶像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这条危险的道路已经走了快一百年了。最早的“拉丁化”提倡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钱玄同(北京大学和北师范大学教授)。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左翼作家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苏联对于这种倾向曾经给予支持，西方汉学界著名语言学理论家几乎都一致地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语言文字，是残余的象形文字，而拼音文字才是科学的、先进的文字。西方的传教士也早已开始编创中文的拼音系统。从威妥玛式到耶鲁大学式，从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到台湾的注意字母第二式，从北洋政府的注意符号到中国大陆全面推行的汉语拼音，世界上出现了不下一百种汉语拼音系统。其中由中共元老林伯渠(前国家副主席)、吴玉章(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文字改革会主任)在海参崴(一九三一年)草创，瞿秋白(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制定，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在国务院修改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影响最大。当时的意见是先用它来注意，帮助识字，一旦时机成熟废除汉字取而代之，在汉字未被取代之前，先实行汉字简化，并取消异体字，废除繁体字。当时并非没有直言异议之士，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一来，所有持异议者竟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劳教、劳改。(其中包括《昭雪汉字百年冤案》作者之一李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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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革的极左冲击之后，国人已经渐渐冷静下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同音错字的问题无法解决。电脑利用拼音输入中文的实践更显示出拼音无法取代汉字的必然性。比较客观的看法是，作为汉字识字辅助工具和与西方文字的转写中间环节，汉语拼音简单易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已有的字母和读音，是比较优秀的方案。中国进入联合以后，联合国(一九七二年)正式接受了这一方案，东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作为数学汉语的拼音工具。中国大陆的人名地名一律以汉语拼音拼写式为标准式。同时也到此为止，以拼音废汉字的想法差不多无疾而终。 对汉字的重新解析
长期以来西方治学家从他们的文化的背景出发，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象形文字，应该逐步向拼音文字靠拢。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中国语言学家也认可了这种看法。安子介先生不愿认同：“如果英文二十六个字母能解决问题，美国就没有文盲了。”他运用自己对世界多种语文的认识，写出了《劈文切字集》、《解开中国文字之谜》等中文、英文著作，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过去的语言学因袭西方式的体系，可是中文没有词尾，没有复数，名词没有性、数、格变化，动词没有人称变化，词类也不确定，很难用西方的理论加以规范。安子介提出汉字记录的不是固定的语音，而是观念。日月目雨这些字是以形表义，不记录语言。方言众多，汉字始终没有改变“书同文”的状态。因此他说，汉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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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组词能力强。最活跃的基本单位是字。每个字都有特定的含义，语音简单、明确，高度概括抽象，组词能力强。例如车，电车，马车，手推车，汽车，火车，德文、英文多用不同的单词。他们通过统计和筛选发现，报刊文件中只要掌握三千多个常用汉字，几乎就可以读懂平常的绝大部分文章。汉语的词汇实际上主要就是由这些字组合而成的。所以只要攻破了识字大关(三到四千字)，难写难记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再加上汉字组词有一定的联想关系，比较容易会意，所以至少并不比其他语文难学。安先生的理论尤其对于扫盲工作有特别的意义。他编写的《安子介千字文》在国内农村试点以后，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汉字落后还是先进？
汉语是先进的语言。信息学有个重要的原理指出，“如果发出许多信息，有一部分信息是重复的；那么这一部分被重复信息的信息量等于零”。德文和一些欧洲语文还有许多原始语言的残留痕迹。也就是说，发出重复信息。汉语已经充分发育，成熟度高，重复信息较少，精练简洁。Ich bin lehrer.我是教师。Ich，已经说过“我”，不必再重复，而bin的意义又强调“(我)是”。三本书，drei Bucher既然说了三本，再强调书的复数，就是重复，就是发出无效信息，就是浪费资源。“的”字的抽象概括的产物，英文of也比较进步，德文dex xxs, der和dessen以及其他性数格重复变化，都属于比较原始的语言表达手段。从信息学的我度来分析，西方的语文才是比较落后的、没有完全成熟的语文。(汉语也部分重复信息，例如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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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上海华山医院脑外科医生划助安先生的理论开展实验证明，汉字用脑与拼音文字用脑在部位上有所不同。人们常说：逻辑左脑，艺文右脑。上海的医师发现，失误症患者听不懂语言信息，却还能理解汉字传达的图文信息。发出口头命令，患者不懂，出示汉字命令，患者却懂。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运用和领会汉字是左右脑同时并用。而拼音文字，往往只运用了左脑。也就是说，汉字对于中国儿童的智力开发具有重要作用。不必照搬西方儿童教育上的“开发右脑活动”。日本教育家石井勋的实验也证明，汉字比片假名在表现思想地正确性高，传达速度快。假名或罗马字在阅读上耗费时间。汉字则一目了然。
汉字简化是历史性的大错
安子介理论推翻了文字是语音的记录符号这个西方长期以来的定论，指出了文字，尤其是汉字是文化信息符号的论点。在横向上，操不同方言的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韩国人都借助汉字传递信息，而与语音很少发生联系。在纵向上，历史上的汉字的含义延续至今，保存的是意义信息，而语音已发生很在的变化，对意义传递影响不大。虽然安先生的书没有说出对简化汉字的批评，(他具有全国政协高级领导人的身份)，国内支持他的学者也仅仅含而不露地提出“识繁认简”的主张。但是阅读过安子介理论的读者，自然很容易得出结论：安子介理论根本动摇了简化政策的基础。汉字是东方的拉丁文。过去中等知识水平的中国人就可以直接阅读古典文献。汉字简化造成了断层。一九九五年一批学者教授上书全国人大，联名提议兴办专门不校，培养专业青少年从事古典研究。表明中国人民与古典文化的纽带已受到严重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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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汉字首先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汉字太繁，简化有助于劳动人民学文化。”台湾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几十年分治，客观上为中国语文政策设置了比较研究的实验分组。台湾五十年代起注重教育，保证教育经费，扶助平民子弟入学，而不是减少汉字笔划，终于为嗣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人才基础。台湾到七十年代已经扫除文盲。
香港长期以来素有“文化沙漠”之称。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所以早年离港“闯荡”欧洲的华侨教育程度普遍低下。香港经济逐年兴旺，港府推行义务教育之后，文化沙漠景观逐渐淡出，八十年代科学人文活动日益增色。香港的中文教育基本上仍以繁全为正体，但普及教育速度不慢。文化城市的姿色已初露端倪。
中国大陆实行简化四十年，至一九八○年才停止产行所谓的“阶级战线”，即工农、干部子弟优先和限制黑五类子弟接受教育的政策，然而文盲人口仍高达近两亿。半文盲理难以统计。其中大部分仍是工人农民。简化汉字无助于教育普及，已经可见分晓。实际上，关键在于国家的教育投资和社会的安定程度。简化政策不仅没有推助教育，“同音归并”反而增加了社会语文的严重混乱。 简化汉字无助于电脑化 简化汉字原是为了简便求快。简繁阅读速度无异，只是笔写稍微简单一点，可是中国民间早已流行约定俗成的行书字体，实在处不上是简化之功。决定性的结论更在电脑输入成功以后，实践证明繁简输入一样快。不论是中国大陆的拼音输入，还是安子介数字输入，或是台湾的注音字母，以及北京的五毛字型和台湾的仓颉码，都可能达到不亚于英文输入的速度。输入简体信号也可以显示、打印出繁体，键盘命令可以立刻转移简繁。简繁两体反而增加了输入的错字率，出现了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的两种体系的转换错字麻烦，海外中文杂志，凡是使用中文国标码输入再按繁体排印的，都有一套共通的“电脑错字组合”，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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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来说，《简化字总表》减少了汉字，从历史文化的长远观点来看，反而增加了大量汉字(简化字)。每个图书馆都必须设置两套检索系统，连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也不能例外。人力物力的耗费是无法统计的。
偶像及其助手的历史责任 偶像×××决定方向，他的助手×××主持这项工作，已是历史的铁案。当代以后，中国(大陆)人普遍不再能直接阅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汉字文献。中国的历史文化好象被偶像×××砍了一刀。从此出现了一道断痕。几百年后，中国的历史文化将会划分成“今文”(简体)和“古文”(繁体)两大阶段。分水岭就是所谓“文字革命”时代。偶像×××诛杀功臣，迫害作家、艺术家、学者，焚书毁庙之类的政绩可能会被人们逐渐淡忘一些，因为这些言行跟历史上的统治者仍多类似，屡见不鲜。可是草莽愚鲁斫伤中国文化血脉的罪愆却将随着文化历史的延续愈显照著。对于民族整体而言，文化的毁伤当然比杀戮的血债更多痛楚，更多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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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能够恢复繁体系统吗？
简化错了。能否恢复繁体旧制呢，很遗憾，几乎不可能。当今出身中国大陆的青少年，非经特别训练，一般很难阅读繁体字书刊。能正确分辩简繁，并正确书写繁体的青年更是凤毛麟角。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每个县要寻找一、两位五十岁以下、能规范地书写繁体的知识分子充任培训教师已是难于上于天的事情。全国文盲这么多，如果要恢复旧制，全国大部人中小学教师岂不又成了半文盲？国家靠谁去普及文化教育？能用简体字扫除文盲就是国家民族的幸事了。象英国这样的蕞尔小国，改英制度量衡为公制，所用的投资已近乎天文数字。中国地大人多，又是更改全部文字系统(而非只改度是衡局部)，试想，所有图书馆、印刷出版系统、国家档案、人民身份证件、教科书、辞典、货币……都要改旧换新，耗费更非今天的国力所堪承担。而时间越久，恢复旧制就越显得渺茫。
目前能够注意的是，希望在一九九七年之后，香港的中文教育保持繁体字体系，所幸核查《香港基本法》发现，并没有规定必须按中国大陆制度改变教学体系，甚至连教学语言也未作具体规定(其实应该规定包括普通话)。台湾则更没有必要跟随中国大陆在简化汉字的道路上亦步亦趋。汉语并音比较成熟，而且已经跨出国门，获得广泛承认。是否与中国大陆统一，可以讨论实行。港台的汉字则不宜再搞极左，强行改为简体。好歹为延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遗泽留下这两块硕果仅存的汉字净土。港台的人民出门可以免受错字乱飞斯文的扫地之苦，入户可以直接阅读古代典籍，仰承历朝诗文鼻息，将是未来港台知识界的极大方便与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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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圈 虽然安子介理论的拥护者与国务院语文工作委员会领导人之间的辩论仍然激烈，废止汉字论已经破产。安子介理论对于重建自身的语言文字体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也不必夸大汉字的优越和成熟，认为世界到处都有汉语热。汉字不必自惭形秽，也不必夜郎自大。
日本长期借用汉字，并根据汉字编创了自己的假名文字。汉字在日文中仍然发挥着词义简明准确的作用。但是日本人现在越来越习惯使用假名文字，而尽量避免使用汉字。中日两国文字似乎正在渐行渐远。
朝鲜文字是根据汉字书法笔意编创的拼音文字。北朝鲜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后，很快就禁止在公共文字中使用汉字。韩国也限制使用汉字。但是汉字在字典释词和辩正字义方面仍是重要的文字工具。中韩关系近年来急速进展，韩国出现汉语热(学习简体字)。一些韩国学者呼吁希望继续延续在韩国国民教育中已日渐式微的汉字基础教学(学习繁体字)，正说明汉字基础教育还有待加强。
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根据汉字结构编创了越南字“字喃”。本世纪初越南接受法国殖民者创制拼音文字，废除了方块字。目前确有越南学者发出悔恨的浩叹，越南人非经训练根本无法接近自己的历史文献。但估计这仍然仅仅是限于学术圈内的叹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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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安子介的理论国内开始认识和宣传，在亚洲汉字文经圈内部有些震动，在西方仍然没有什么影响。汉字本身存在着比较难写的阻碍，而且人们常常猜想得出它的大意，却不“敢”读出它的声音来。汉字结构以拼音字母复杂，入门的确较为困难，也是客观的事实。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若干年后，汉语走出国界。在汉字文化圈内更多一些被使用，是可能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语言仍然远远无法与英文法文作为国际的通用语言相抗衡。这种状态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持续下去。西方对于汉语汉字历来都只有时起时伏的好奇，从来也没有像对待英语法语那样广泛地“热”(即普及地学习)过。
在对华侨子女、外国人的中文教学中，我们不妨借用安子介理论，仔细探究每个汉字的结构和组成，多给学生提供信息，提高识字速度，减轻同学学习的困难。
《昭雪汉字百年冤案》，李敏生、李涛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