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医研究思路的几个转变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210029
原载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7月第20卷第4期
世纪之交，应该对中医研究的现状尤其是研究思路作一番思考，为今后中医学术发展提供借鉴。本文仅提出当前中医研究思路方面应该实现的几个转变，目的是抛砖引玉，引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讨论。
1 从研究“人的病”向研究“病的人”转变
简言之，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就在于西医是治“人的病”，中医是治“病的人”。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尊荣人”、“湿家”、“酒客”、“失精家”、“羸人”的提法，现代老中医大多不愿分专科，就是从中医重视整体，重视“病的人”这一思想出发的。而西医临床以疾病为单位的分科越来越细，专科越来越多，又是基于治“人的病”这种思想的。这两种思路各有利弊，现代中医研究应当各取所长。所以，目前比较通行的“辨病分型”的思路，也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其本质是以“人的病”为背景的。是否可以从“病的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呢？最近看到一份资料，说俄罗斯一个专门研究伤员创伤化脓的研究小组，调查了100年中历次战争的伤员资料，发现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战争、什么卫生条件下，伤口化脓的比例均在7%～12%之间，那么这与什么因素有关呢？经10多年研究，发现与遗传学有关，特别是A型血的伤员其伤口化脓的可能性极大。这就是一个研究“病的人”的例子。中医在认识疾病中比较重视体质，运用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辨证很大程度上是辨体质。当前临床，老年病、慢性病很多，据统计，住院老人的入院诊断，平均是3种疾病，而死亡老人的病理解剖提示，平均有7处病理改变。所以，仅研究“人的病”是不够的。人是有心理的、有社会属性的高级生物体，其疾病过程中涉及的因素极为复杂，必须综合考虑，全面分析。仅从某种疾病出发，是难以取得满意疗效的。中医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在不打开人体“黑箱”的前提下控制人体的经验，认真学习和掌握这种方法，是当前中医研究应当十分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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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研究“理法证”向研究“方药证”转变
证的研究是中医学研究的重点，但目前对证的认识，尚不清楚。目前所讲的证，主要是理证，如所谓脾虚证、肾虚证、心阴虚证、肝经湿热证、气营两燔证等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命名的证。与此相对应的是治则治法研究，如健脾法、补肾法、养心阴法、清化湿热法、清气凉营法等。应当说，这对于阐明中医理论的实质，促进中医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证比较模糊笼统，存在着一证多义、一证多方、一证多药的不确定性，与实际用药缺乏严格的对应，这对深入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中医界许多有识之士及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重视。实际上，在中医学中，还存在一种辨证模式，称为方证识别，或叫药证识别。如《伤寒论》中有“病与方相应者，乃服之”，并有“柴胡证”、“桂枝证”的提法；《金匮要略》中将服用百合剂的病症称为“百合病”。有是证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这就叫“方证相应”、“药证相应”。这里所说的证，是证据，是指征。换句话说，方证就是用方的指征；药证，就是用药的指征。有的方证与药证，就是西医所说的“病”，有的是某种“综合征”，有的则是中医通行的“证”，有的还是个症状，有的甚至是某种体质。所以古代中医学中的“证”，并不局限于寒热虚实阴阳表里，也不是与辨病治疗相对立的一个完美的疾病单位，而是一种诊断用药浑然一体的辨证模式。它朴实而具体，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单位。有人说，中医辨证论治太灵活，无法研究，这是对中医的误解。方证相应，是中医辨证论治原则性的体现。抓住方证和药证，寻找证与方药的对应关系，实现方证、药证的规范化，弄清方药所以取效的机理，这是很有中医特色的研究工作，也是中医科研工作者容易接受的研究思路。同时，这项研究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对中药的开发利用也将有积极的意义。研究方证和药证，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一个传统的课题。历史上，为了促进中医学的规范化，宋代的朱肱，清代的徐灵胎、柯韵伯，日本的吉益东洞、汤本求真等医家已经对方证、药证有了研究和发挥，我国近代医家如陆渊雷、曹颖甫、岳美中、叶橘泉等也对此有精辟的阐述。可见，研究方证与药证，这是一个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学术问题。
, 百拇医药
3 从研究“实质”向研究“实效”转变
多年来，中医学的研究，大都重视中医理论实质的研究，除经络实质研究外，还有肾的实质、脾的实质等藏象实质的研究，甚至还有阴阳的实质研究，但实践证明结果并不理想。这说明需要调整研究的思路。中医的藏象、阴阳等到底有无实质？恐怕目前很难说清楚，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就是哲学理论是无法在实验室找到实质的。那么，对于那些哲理性较强的中医理论要寻找实质恐怕也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找到了所谓实质，对中医临床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实质研究不妨可以暂时放一放，而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临床验证中医中药的疗效。某方对何种疾病有效？对某病的什么时候有效？对哪些“病的人”有效？有效率是多少？有何副反应？某药配何药可以增效，某药配何药反而减效，某药大剂量是这种效果，小剂量则是那种效果，等等，这些实效的研究，正是中医临床工作者所急需了解的，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所急需的。
4 从“中西结合”向“中西并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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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论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诗人、当时全党全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从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高度，提出来的一个宏伟理想。他对中西医结合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给后人留下了在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方法、途径等方面进行探讨的极大空间。我认为，所谓的“结合”，既可以体现在学术上的有机整合，也可以体现在一个医生的中西医两法治病。就现阶段来说，后者可能更为实际。就象中国人可以掌握两国语言一样，中国的医生同样可以掌握两种医术。但是，也就象不宜用英语的语法串中国的词汇那样，使用中医中药，不能简单地用西医的理论来指导、规范、评价。总之，用中药要象中医，用西药要象西医。中西医结合医生应当两手都有，两手都硬，而不要站在西医的角度急于将两种医学牵强附会地拉在一起。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历史时期。随着医学的发展，对中医药的认识也在深化，所以，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西医学来评价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不是中西医汇通，西医学习中医，也不意味着西医改造中医。对此，中西汇通派以及西医学中医群众运动的教训应当吸取。首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中医药，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中西医结合工作。显然，要做到两手都硬，必须在思想上做到中西医并重。这就要求中医学科研人员认真学习两种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尤其是中医学在认识人体、认识疾病方面的思想方法。同时还应当努力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方》等汉唐方书，因为这些古典著作中代表了中医学的主流，不在读原著上下功夫，仅凭一些教科书上的知识，是很难有所成就的。, 百拇医药(黄煌)
原载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7月第20卷第4期
世纪之交，应该对中医研究的现状尤其是研究思路作一番思考，为今后中医学术发展提供借鉴。本文仅提出当前中医研究思路方面应该实现的几个转变，目的是抛砖引玉，引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讨论。
1 从研究“人的病”向研究“病的人”转变
简言之，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就在于西医是治“人的病”，中医是治“病的人”。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尊荣人”、“湿家”、“酒客”、“失精家”、“羸人”的提法，现代老中医大多不愿分专科，就是从中医重视整体，重视“病的人”这一思想出发的。而西医临床以疾病为单位的分科越来越细，专科越来越多，又是基于治“人的病”这种思想的。这两种思路各有利弊，现代中医研究应当各取所长。所以，目前比较通行的“辨病分型”的思路，也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其本质是以“人的病”为背景的。是否可以从“病的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呢？最近看到一份资料，说俄罗斯一个专门研究伤员创伤化脓的研究小组，调查了100年中历次战争的伤员资料，发现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战争、什么卫生条件下，伤口化脓的比例均在7%～12%之间，那么这与什么因素有关呢？经10多年研究，发现与遗传学有关，特别是A型血的伤员其伤口化脓的可能性极大。这就是一个研究“病的人”的例子。中医在认识疾病中比较重视体质，运用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辨证很大程度上是辨体质。当前临床，老年病、慢性病很多，据统计，住院老人的入院诊断，平均是3种疾病，而死亡老人的病理解剖提示，平均有7处病理改变。所以，仅研究“人的病”是不够的。人是有心理的、有社会属性的高级生物体，其疾病过程中涉及的因素极为复杂，必须综合考虑，全面分析。仅从某种疾病出发，是难以取得满意疗效的。中医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在不打开人体“黑箱”的前提下控制人体的经验，认真学习和掌握这种方法，是当前中医研究应当十分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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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研究“理法证”向研究“方药证”转变
证的研究是中医学研究的重点，但目前对证的认识，尚不清楚。目前所讲的证，主要是理证，如所谓脾虚证、肾虚证、心阴虚证、肝经湿热证、气营两燔证等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命名的证。与此相对应的是治则治法研究，如健脾法、补肾法、养心阴法、清化湿热法、清气凉营法等。应当说，这对于阐明中医理论的实质，促进中医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证比较模糊笼统，存在着一证多义、一证多方、一证多药的不确定性，与实际用药缺乏严格的对应，这对深入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中医界许多有识之士及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重视。实际上，在中医学中，还存在一种辨证模式，称为方证识别，或叫药证识别。如《伤寒论》中有“病与方相应者，乃服之”，并有“柴胡证”、“桂枝证”的提法；《金匮要略》中将服用百合剂的病症称为“百合病”。有是证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这就叫“方证相应”、“药证相应”。这里所说的证，是证据，是指征。换句话说，方证就是用方的指征；药证，就是用药的指征。有的方证与药证，就是西医所说的“病”，有的是某种“综合征”，有的则是中医通行的“证”，有的还是个症状，有的甚至是某种体质。所以古代中医学中的“证”，并不局限于寒热虚实阴阳表里，也不是与辨病治疗相对立的一个完美的疾病单位，而是一种诊断用药浑然一体的辨证模式。它朴实而具体，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单位。有人说，中医辨证论治太灵活，无法研究，这是对中医的误解。方证相应，是中医辨证论治原则性的体现。抓住方证和药证，寻找证与方药的对应关系，实现方证、药证的规范化，弄清方药所以取效的机理，这是很有中医特色的研究工作，也是中医科研工作者容易接受的研究思路。同时，这项研究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对中药的开发利用也将有积极的意义。研究方证和药证，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一个传统的课题。历史上，为了促进中医学的规范化，宋代的朱肱，清代的徐灵胎、柯韵伯，日本的吉益东洞、汤本求真等医家已经对方证、药证有了研究和发挥，我国近代医家如陆渊雷、曹颖甫、岳美中、叶橘泉等也对此有精辟的阐述。可见，研究方证与药证，这是一个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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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研究“实质”向研究“实效”转变
多年来，中医学的研究，大都重视中医理论实质的研究，除经络实质研究外，还有肾的实质、脾的实质等藏象实质的研究，甚至还有阴阳的实质研究，但实践证明结果并不理想。这说明需要调整研究的思路。中医的藏象、阴阳等到底有无实质？恐怕目前很难说清楚，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就是哲学理论是无法在实验室找到实质的。那么，对于那些哲理性较强的中医理论要寻找实质恐怕也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找到了所谓实质，对中医临床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实质研究不妨可以暂时放一放，而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临床验证中医中药的疗效。某方对何种疾病有效？对某病的什么时候有效？对哪些“病的人”有效？有效率是多少？有何副反应？某药配何药可以增效，某药配何药反而减效，某药大剂量是这种效果，小剂量则是那种效果，等等，这些实效的研究，正是中医临床工作者所急需了解的，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所急需的。
4 从“中西结合”向“中西并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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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论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诗人、当时全党全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从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高度，提出来的一个宏伟理想。他对中西医结合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给后人留下了在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方法、途径等方面进行探讨的极大空间。我认为，所谓的“结合”，既可以体现在学术上的有机整合，也可以体现在一个医生的中西医两法治病。就现阶段来说，后者可能更为实际。就象中国人可以掌握两国语言一样，中国的医生同样可以掌握两种医术。但是，也就象不宜用英语的语法串中国的词汇那样，使用中医中药，不能简单地用西医的理论来指导、规范、评价。总之，用中药要象中医，用西药要象西医。中西医结合医生应当两手都有，两手都硬，而不要站在西医的角度急于将两种医学牵强附会地拉在一起。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历史时期。随着医学的发展，对中医药的认识也在深化，所以，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西医学来评价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不是中西医汇通，西医学习中医，也不意味着西医改造中医。对此，中西汇通派以及西医学中医群众运动的教训应当吸取。首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中医药，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中西医结合工作。显然，要做到两手都硬，必须在思想上做到中西医并重。这就要求中医学科研人员认真学习两种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尤其是中医学在认识人体、认识疾病方面的思想方法。同时还应当努力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方》等汉唐方书，因为这些古典著作中代表了中医学的主流，不在读原著上下功夫，仅凭一些教科书上的知识，是很难有所成就的。, 百拇医药(黄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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