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乱世说名医
●虽说太平时节也不乏杰出的医人，然而在医学创新精神和理论转合方面，终还不如纷乱时世的医人更具主动性，尤其于一般医术之外，更能体现中医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立场。
●不论正史如何叙述，至少稗官野史和民间记忆中无法抹去上面这些医人创造的医学业绩，以及他们的医学于中国人艰难的生存史上留下来的深刻印痕。
史家说，乱世出名医。这是常情。因为乱世人民颠沛流离，灾荒、饥饿、寒热都会给人们带来疾病，时疫流行往往也与乱世景象连在一起，所以需要医人，特别是医术精良的医人。而中国医人的好传统，又以济世为己任，越在乱世就越精研医学，这是乱世出名医的主观原因。乱世中的疾病，多由环境使然，与日常疾病比，奇病异症多，医人不能拘守成法，须自创奇方，才能够有效进行施治，因而医人们往往能够发挥独创性才能，这是乱世出名医的客观原因。再一点，乱世人民生活在苦难当中，受疾病困扰，生命危厄，对于能够救治他们的医人们，怀着极大的希望和深厚感情，往往一病之治，奔走传奇，乱世之中医疗奇迹一般都能借助民间口耳之传，而留存于史籍笔记，这是形成乱世出名医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原因。有这三点作为根据，史家之说当是合理之论。
, 百拇医药
我常常想到乱世当中的医人形象，怎么也不脱那种身穿布衣、脚踏芒鞋、手持药囊奔走草泽之中的印象。这并非我们缺乏想像力，而是中国医人们的确是以这样的形象实践着他们处身乱世、救济人生的理想的。一边是强暴者与强暴者之间的争夺杀伐，为了权力和利益，他们绝不会关心老百姓的生死疾苦；一边则是无辜平民被无情抛离家园，所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灾难是由他们这些弱小者承受着的。不用说，医人们出于社会良知，义不容辞地站在弱小者一边，承当着一份人道职责。过去常有文人说，治世愿为良相，乱世愿为良医，且不问其中内涵是什么，起码这都是要为社会负责任。比较起来，乱世的良医其道义责任一点儿也不轻于治世的良相。所以，一想到乱世里那些中国医人形象，不论他们是出身文人士大夫，还是出身乡野草莽，都让我们这些现代人生出许多敬慕之情。惟一感到遗憾的是，乱世中能够尽力救治人类病苦的医人们，其中大多数属于湮没无闻者，剩下来的才是我们看到的名医。这是历史有意的遗漏，可也没有办法，历史对于籍籍无名的普通人总是不太公平的。尽管这样，我相信，名医们的名字还是比某些同登史录的名人更见分量。
, 百拇医药
在中国医史中，生于乱世而为医学作出了贡献的医人无疑占据了最显眼的部分。虽说太平时节也不乏杰出的医人，然而在医学创新精神和理论转合方面，终还不如纷乱时世的医人更具主动性，尤其于一般医术之外，更能体现中医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立场。如果乱世之医从战国时期的扁鹊算起，那么以下这些名字确实可为医史增色：建安医人张仲景，三国魏时医人华佗，东晋南北朝医人兼导养家葛洪、陶弘景，隋唐之际医人孙思邈，宋、金对峙时代的医人刘完素，等等。按照正统文化观念，医属于一种贱役，在所谓正史里，医人的位置一般都列在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方伎”类。可是，不论正史如何叙述，至少稗官野史和民间记忆中无法抹去上面这些医人创造的医学业绩，以及他们的医学于中国人艰难的生存史上留下来的深刻印痕。对他们进行详细的学术评价似非本文所能胜任，但我想，说说这些名医在乱世环境中的医学意义，还是有可能的。
也许扁鹊(秦越人)在中医史上是第一个可考的中医理论大师，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写作了《难经》这本著作，“发挥至道，剖析疑义，垂示后学”，具有同《黄帝内经》一样的开源性价值。然而我以为扁鹊对于后学的影响作用，又岂在医理。当年太史公叙述扁鹊时，已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扁鹊行走于赵、齐、韩、魏的救世图画，它点明了扁鹊之于那个群雄争霸时代所代表的医学的人民性。因此，《难经》固然反映了扁鹊时代医学达到的理论高度，我们亦不能忘记医之至道在“人”这一医人奉行不二的处世准则，所以在纷乱时世，《难经》这样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写，更可以看出扁鹊对人类的关怀之意。而他身长双翅，手执针石，飞翔在民间的形象，才是对《难经》的时代价值最完美的注解。同样，张仲景因为《伤寒杂病论》而称圣医林，可他的“伤寒”一说，却来源于东汉建安之乱中他的家族二百余口大部分死于伤寒的惨痛经验，他创立“伤寒”医学，虽然与先前的医学经典叙述有承继关系，但也是从现实人生的需要出发，对生活在那种充满了杀厉之气的恶劣环境中身罹疾病的北方人民一面实施医疗，一面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张仲景尊祟的是上古圣人黄帝、神农关心人民的精神，作为一位杰出的医人，他用《伤寒杂病论》这部医学大书，实践了自己“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道德理想。由张仲景推之往下，葛洪、陶弘景之辈，在死亡无情追逐着士人生命不放的东晋南朝三百年时间里，开拓了一条医学养生道路，这显然是对处在乱世困境中的士人们忧生畏死心理的强大抚慰和治疗。中国养生医学兴起于东晋南北朝那样一个充满生存危机的年代，应该说是葛、陶两人的特殊贡献。孙思邈是个经历了隋唐之际天下大乱的人，他虽然自许为真人，但绝没有真的离开过人间生活。在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经验中，《千金方》显然足以代表他对于医学与人类生命的认识，他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正因为有这一人道思想的贯穿，所以《千金方》作为当时一部最丰富的方药之书，其敢于超越古方自立新方的意义，就不仅仅限于“方书之学”的革新带来的“医道之一大变”，而是其中深藏着积极用世、救济民生的意味。孙思邈被后世老百姓尊为神仙和药王，我以为绝不只是迷信。刘完素生于南宋与金对峙、南北分裂时期，这位河间先生的名声，与其说与中国医学四大家联系在一起，还不如说他医学上的北方特色更加引人注目。中国北方的情形，不问可知。刘完素一直伏处民间，自号通元处士。史书上介绍刘完素的文字极简略，大约他的医学活动只在江湖之远而不在庙堂之高，且世事混乱，难以记录吧。但我们不妨说，刘河间具有广泛影响的“寒凉说”，亦非空穴来风的理学化的推断，它是植根于北方土地上的理论，无论后世医家怎样不以为然或加以推翻，也只不过是因为时势不同、世情不同，难以产生与刘完素相近的医学见解，也难以有共同的医学语言罢了。
, http://www.100md.com
读者一定会注意到，我跳过了那位家喻户晓的医学奇人——华佗。人们真是太熟悉他了，华佗的故事早已经由说部《三国演义》而保存在文学经典里了。我想另起一节单独说一说这个人物，理由在于他是由文学所塑造的乱世名医中的一个最不幸的人。《三国志·魏书·方伎》中记：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生之术，年且百岁而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精于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不过一两处下针……若病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间即平复矣。
说华佗年将百岁，大概夸张了些，但说他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师，这一点则确实无疑。说部里华佗曾为关云长刮骨疗毒，即根据这一点而来。华佗是死在曹操手里的。当时华佗在徐州、广陵一带仗技行医，声名四播，曹操将华佗收为自己的私人医师，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然而，华佗并不乐意。据史书上面说，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常自悔”。此说似乎矛盾，既然华佗当年连举孝廉和征辟都不肯去，此时又何至于念念想着自己的士人出身呢，想必他是悔于入了曹氏的牢笼，失去了自由之身吧。因此，华佗才千方百计想离开曹操，他终于忍不住找借口请假回家乡看望老婆，过了时限硬是拖延着不肯再来，于是惹恼了曹操，派人把他捉将来关在狱中，最后杀死了他。尤感冤屈的是，曹操杀了华佗却振振有辞地说，这样不忧天下的鼠辈，留他干什么。还说，我的头风病只有华佗能治，这个可恶的小人，故意养吾病以自重，我即使不杀他，他也终不肯治好我的病。《三国演义》里将此情节改为华佗深知曹操是个乱世奸雄，所以拼了自己的老命也不治操贼之疾，好则好矣善则善矣，然而医人华佗的人生之悲却被减弱了不少。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落在曹操这种凶残不义的人手里，华佗的命运只能如此。
中国历史上名医的重大死难事件，有史为证的是两起。一起是扁鹊(哪一个扁鹊难定，但总有一位)，他死于嫉妒者的血腥谋杀。扁鹊因技艺高明而死于非命，已经让我们痛感时代的昧暗和不公正，而华佗独擅异术，却因不甘心为强权者服务而罹祸，这更令我们生出无限的悲哀。华佗的外科术，是那个时代医学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千年之期，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方面与华佗相比。然而，即使华佗仗此异术可以睥睨千古，在强权者眼里也不过是“鼠辈”和“小人”而已，要杀便随便杀了。华佗临死前，曾想把自己花了一生心血著作的秘籍《青囊书》托付给看管他的狱卒，但狱卒害怕，不愿接受，华佗愤然付之灰烬。据说，华佗的医术来自于历代单传的扁鹊，而在他手上扁鹊医术最精华的部分终于付之一炬，致使后代失传。说到这里，再联想到他们两人共同的死难，只能为乱世良医及他们的医学发一声浩叹。, 百拇医药(费振钟)
●不论正史如何叙述，至少稗官野史和民间记忆中无法抹去上面这些医人创造的医学业绩，以及他们的医学于中国人艰难的生存史上留下来的深刻印痕。
史家说，乱世出名医。这是常情。因为乱世人民颠沛流离，灾荒、饥饿、寒热都会给人们带来疾病，时疫流行往往也与乱世景象连在一起，所以需要医人，特别是医术精良的医人。而中国医人的好传统，又以济世为己任，越在乱世就越精研医学，这是乱世出名医的主观原因。乱世中的疾病，多由环境使然，与日常疾病比，奇病异症多，医人不能拘守成法，须自创奇方，才能够有效进行施治，因而医人们往往能够发挥独创性才能，这是乱世出名医的客观原因。再一点，乱世人民生活在苦难当中，受疾病困扰，生命危厄，对于能够救治他们的医人们，怀着极大的希望和深厚感情，往往一病之治，奔走传奇，乱世之中医疗奇迹一般都能借助民间口耳之传，而留存于史籍笔记，这是形成乱世出名医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原因。有这三点作为根据，史家之说当是合理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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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到乱世当中的医人形象，怎么也不脱那种身穿布衣、脚踏芒鞋、手持药囊奔走草泽之中的印象。这并非我们缺乏想像力，而是中国医人们的确是以这样的形象实践着他们处身乱世、救济人生的理想的。一边是强暴者与强暴者之间的争夺杀伐，为了权力和利益，他们绝不会关心老百姓的生死疾苦；一边则是无辜平民被无情抛离家园，所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灾难是由他们这些弱小者承受着的。不用说，医人们出于社会良知，义不容辞地站在弱小者一边，承当着一份人道职责。过去常有文人说，治世愿为良相，乱世愿为良医，且不问其中内涵是什么，起码这都是要为社会负责任。比较起来，乱世的良医其道义责任一点儿也不轻于治世的良相。所以，一想到乱世里那些中国医人形象，不论他们是出身文人士大夫，还是出身乡野草莽，都让我们这些现代人生出许多敬慕之情。惟一感到遗憾的是，乱世中能够尽力救治人类病苦的医人们，其中大多数属于湮没无闻者，剩下来的才是我们看到的名医。这是历史有意的遗漏，可也没有办法，历史对于籍籍无名的普通人总是不太公平的。尽管这样，我相信，名医们的名字还是比某些同登史录的名人更见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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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医史中，生于乱世而为医学作出了贡献的医人无疑占据了最显眼的部分。虽说太平时节也不乏杰出的医人，然而在医学创新精神和理论转合方面，终还不如纷乱时世的医人更具主动性，尤其于一般医术之外，更能体现中医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立场。如果乱世之医从战国时期的扁鹊算起，那么以下这些名字确实可为医史增色：建安医人张仲景，三国魏时医人华佗，东晋南北朝医人兼导养家葛洪、陶弘景，隋唐之际医人孙思邈，宋、金对峙时代的医人刘完素，等等。按照正统文化观念，医属于一种贱役，在所谓正史里，医人的位置一般都列在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方伎”类。可是，不论正史如何叙述，至少稗官野史和民间记忆中无法抹去上面这些医人创造的医学业绩，以及他们的医学于中国人艰难的生存史上留下来的深刻印痕。对他们进行详细的学术评价似非本文所能胜任，但我想，说说这些名医在乱世环境中的医学意义，还是有可能的。
也许扁鹊(秦越人)在中医史上是第一个可考的中医理论大师，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写作了《难经》这本著作，“发挥至道，剖析疑义，垂示后学”，具有同《黄帝内经》一样的开源性价值。然而我以为扁鹊对于后学的影响作用，又岂在医理。当年太史公叙述扁鹊时，已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扁鹊行走于赵、齐、韩、魏的救世图画，它点明了扁鹊之于那个群雄争霸时代所代表的医学的人民性。因此，《难经》固然反映了扁鹊时代医学达到的理论高度，我们亦不能忘记医之至道在“人”这一医人奉行不二的处世准则，所以在纷乱时世，《难经》这样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写，更可以看出扁鹊对人类的关怀之意。而他身长双翅，手执针石，飞翔在民间的形象，才是对《难经》的时代价值最完美的注解。同样，张仲景因为《伤寒杂病论》而称圣医林，可他的“伤寒”一说，却来源于东汉建安之乱中他的家族二百余口大部分死于伤寒的惨痛经验，他创立“伤寒”医学，虽然与先前的医学经典叙述有承继关系，但也是从现实人生的需要出发，对生活在那种充满了杀厉之气的恶劣环境中身罹疾病的北方人民一面实施医疗，一面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张仲景尊祟的是上古圣人黄帝、神农关心人民的精神，作为一位杰出的医人，他用《伤寒杂病论》这部医学大书，实践了自己“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道德理想。由张仲景推之往下，葛洪、陶弘景之辈，在死亡无情追逐着士人生命不放的东晋南朝三百年时间里，开拓了一条医学养生道路，这显然是对处在乱世困境中的士人们忧生畏死心理的强大抚慰和治疗。中国养生医学兴起于东晋南北朝那样一个充满生存危机的年代，应该说是葛、陶两人的特殊贡献。孙思邈是个经历了隋唐之际天下大乱的人，他虽然自许为真人，但绝没有真的离开过人间生活。在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经验中，《千金方》显然足以代表他对于医学与人类生命的认识，他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正因为有这一人道思想的贯穿，所以《千金方》作为当时一部最丰富的方药之书，其敢于超越古方自立新方的意义，就不仅仅限于“方书之学”的革新带来的“医道之一大变”，而是其中深藏着积极用世、救济民生的意味。孙思邈被后世老百姓尊为神仙和药王，我以为绝不只是迷信。刘完素生于南宋与金对峙、南北分裂时期，这位河间先生的名声，与其说与中国医学四大家联系在一起，还不如说他医学上的北方特色更加引人注目。中国北方的情形，不问可知。刘完素一直伏处民间，自号通元处士。史书上介绍刘完素的文字极简略，大约他的医学活动只在江湖之远而不在庙堂之高，且世事混乱，难以记录吧。但我们不妨说，刘河间具有广泛影响的“寒凉说”，亦非空穴来风的理学化的推断，它是植根于北方土地上的理论，无论后世医家怎样不以为然或加以推翻，也只不过是因为时势不同、世情不同，难以产生与刘完素相近的医学见解，也难以有共同的医学语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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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一定会注意到，我跳过了那位家喻户晓的医学奇人——华佗。人们真是太熟悉他了，华佗的故事早已经由说部《三国演义》而保存在文学经典里了。我想另起一节单独说一说这个人物，理由在于他是由文学所塑造的乱世名医中的一个最不幸的人。《三国志·魏书·方伎》中记：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生之术，年且百岁而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精于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不过一两处下针……若病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间即平复矣。
说华佗年将百岁，大概夸张了些，但说他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师，这一点则确实无疑。说部里华佗曾为关云长刮骨疗毒，即根据这一点而来。华佗是死在曹操手里的。当时华佗在徐州、广陵一带仗技行医，声名四播，曹操将华佗收为自己的私人医师，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然而，华佗并不乐意。据史书上面说，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常自悔”。此说似乎矛盾，既然华佗当年连举孝廉和征辟都不肯去，此时又何至于念念想着自己的士人出身呢，想必他是悔于入了曹氏的牢笼，失去了自由之身吧。因此，华佗才千方百计想离开曹操，他终于忍不住找借口请假回家乡看望老婆，过了时限硬是拖延着不肯再来，于是惹恼了曹操，派人把他捉将来关在狱中，最后杀死了他。尤感冤屈的是，曹操杀了华佗却振振有辞地说，这样不忧天下的鼠辈，留他干什么。还说，我的头风病只有华佗能治，这个可恶的小人，故意养吾病以自重，我即使不杀他，他也终不肯治好我的病。《三国演义》里将此情节改为华佗深知曹操是个乱世奸雄，所以拼了自己的老命也不治操贼之疾，好则好矣善则善矣，然而医人华佗的人生之悲却被减弱了不少。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落在曹操这种凶残不义的人手里，华佗的命运只能如此。
中国历史上名医的重大死难事件，有史为证的是两起。一起是扁鹊(哪一个扁鹊难定，但总有一位)，他死于嫉妒者的血腥谋杀。扁鹊因技艺高明而死于非命，已经让我们痛感时代的昧暗和不公正，而华佗独擅异术，却因不甘心为强权者服务而罹祸，这更令我们生出无限的悲哀。华佗的外科术，是那个时代医学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千年之期，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方面与华佗相比。然而，即使华佗仗此异术可以睥睨千古，在强权者眼里也不过是“鼠辈”和“小人”而已，要杀便随便杀了。华佗临死前，曾想把自己花了一生心血著作的秘籍《青囊书》托付给看管他的狱卒，但狱卒害怕，不愿接受，华佗愤然付之灰烬。据说，华佗的医术来自于历代单传的扁鹊，而在他手上扁鹊医术最精华的部分终于付之一炬，致使后代失传。说到这里，再联想到他们两人共同的死难，只能为乱世良医及他们的医学发一声浩叹。, 百拇医药(费振钟)